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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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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作者:余世存     
  第一部分   
  一、大学(1)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 
  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希望清华学子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章太炎也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博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岭南大学即今天中山大学的前身。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冯友兰在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碑文,可与清华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媲美: 
  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 
  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 
  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二、校长(1)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蔡元培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又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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