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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为严重的危险来自马克斯·韦伯的噩梦——官僚体制。它的最极端的形式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后极权主义时期的官僚体制，它尤其与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最极端的形式几乎未作过分析过。其原因也在于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一些令人简单化的范畴。恰恰不仅仅有专制和民主，更不用说只有极权主义和自由。中国、苏联和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1989年的革命开始之际，早已把文化大革命的、斯大林的以及卫星国里斯大林式的紧急状态制度置之脑后。不再是一个独夫式统治者的灾难性的政体，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层掌握大权。它的手沉重如铅。它组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行政机构，控制一切生活领域，自己却不受监督。这个占据最重要职位的统治层首先对它自己的生存感兴趣，甚至是首先对自己的舒适安逸感兴趣。它把其余的一切人都保持在一种依附和贫穷的状态之中。对于多数人来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它借口已经消除了的东西的相当纯粹的形式，即剥削的一种相当纯粹的形式，除非由于这个统治层在经济上没有能力，没有很多东西可供剥削。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在现代社会里能够保持这么长久，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它比它之前的极权主义好一些。这是不容低估的；人们的思维总是相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保障了某种最低程度的社会生存，无论如何，它们为那些忠于这种政体的人提供了这种保障。第三个原因无疑就在于统治者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尤其是作为克格勃，作为东德那样的国家安全警察或者秘密警察，他们无孔不人，无所不在，当然也作为通过（苏联）老大哥的军队进行威胁，处处都可以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还有其他的原因。然而，首先恰恰是这种统治形式最终同样难以维系，无法坚持。由于它没有提供像现代精神那样的一种选择机会，而是毋宁说封锁了通往现代社会的福祉之道路，于是，人们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要求这两样东西，即要求享有更多的应得权利和更大的供给，而且要求这是载入一种自由的宪法的。
现在，自由世界的国家看到自己面临着自己的风险。在某些方面，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根本也不是有多大的不相似。带有某种推测，人们首先不得不担心由于官僚体制和民主的错误结合而产生“熵”（Entropie）。倘若把理性管理生活的现实与民主参与的幻想结合起来，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活动的了。马克斯·韦伯在他忧郁的时刻，曾经陷入他自己的不可逆转理论，并称顺从依附的官僚体制的外壳是“牢不可破的”。的确，如果人们的意志和抵抗力没有转化为革新和战略性的变化，它是打不破的。单靠民主是不够的，不足于动摇或监督官僚体制。也许有些人过分夸大了20世纪70年代的硬化症，尤其是夸大了欧洲国家的硬化症，但是，很难否定一些民族的式微和没落与它们没有能力促进演变、探索新的道路息息相关，与它们没有能力既通过增进人人共有的应得权利、又通过扩大丰裕富足的供应来增加生存机会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应该由自由的宪法来完成的事情。因此，仅仅用简单的套语是不够的；当我们在考察现实存在的自由的各种混合宪法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混合得好的宪法是罕见的，如此罕见，以致人们会乐于去理解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排他性概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并不是原谅。断言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是历史主义的做法，然而，从一开始就对传播自由的宪法的任务表示绝望，则是不负责任的。“建立和保持民主的机构”也许“特别困难”，而企图“对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强加错综复杂的、不熟悉的政治实践”，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难以看出，为什么一个成功的国家不应该是“世界的助产士，帮助民主的诞生”。自由的宪法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义务。
因此，各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也有幸看到，关键就在于此。在大不列颠和美国，战后的时代，在战争之中就已开始了。各种重要的群体着手思考和平的秩序。从这种思考产生的战后时代的国际体系，被证明不是持久的；由于冷战的开始，它早就开始破裂，而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对它失却兴趣之时，它就土崩瓦解了。不过，这个体系的思想还是一种重要的标志。联合国作为保卫和平和人权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作为增长着的经济体之间游戏规则的卫士；世界银行体系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的道路上，这些都是不坏的里程碑。
1945年之后，帮助发展自由的宪法是同样重要的，1989年之后，这种帮助又再次变得重要。无疑，在这方面也犯过某些天真幼稚的错误。昨天的改造说教者也好，今天的民主的某些专利药品的旅行推销商也好，都于自由宪法的事情无所补益。的确，相信现代连同自由的宪法都不可逆转，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投入。然而，‘谁不赞成我，谁就是反对我”，持这种目光短浅观点的人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更为糟糕。只有各种独裁专制才会有如此简单的尺度。开放的、自由的社会能够同时既帮助其他的社会、又并尊重它们的自身特点。这就是在极权主义时代结束之际突然闪亮起来希望之一。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五章 30年光辉的岁月
1．雷蒙·阿隆的世界
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逐渐给trentes glorieuses即战后30年光辉的岁月留下空间之际，幸存下来的人们似乎感到，他们仿佛经历过冬日里顶着狂风暴雨穿越北大西洋的噩梦，现在正在扬帆驶入加勒比海之春。起初，场景上还雾气茫茫，终究谁也不知道，新的气候能持续多久。但是，太阳很快就照射在碧波粼粼的大海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经年累月，历时数载之久，时代的种种湍流把它们的节奏强加给大多数人；骤然，他们发现，更为可靠的环境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回忆所及，求生的要求决定着日常的生活；现在，消费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日益显得重要。生活的供应方面受到重视。
一段个人的回忆尤其印证了这种经历。1918年晚秋，我父亲在汉堡议会前，站在一个桔子箱上，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德。他当时17岁，因此当他的党随后不久把他派到上西里西亚的一个矿上组织工会时，他很容易激动不安。无论如何，他似乎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因而能在党报《汉堡回声报》得到一个位置，得以进入工人培训班，随后开始成为汉堡议会议员候选人，继而成为德国帝国议会议员的候选人。1933年春，他投票反对希特勒的授权法之后，他同大多数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一起被新的国家警察逮捕。释放之后，他决定与他的家庭一起，迁居到他比较默默无闻的柏林。不过，正常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遭到监视和经常不断的刁难，之后，他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第二天被捕，在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受控告，并且判处7年监禁。他幸存了下来，目睹了战争的结束，被俄国军队解放，随即，他起初被委任负责柏林的燃料供应，后来负责整个苏占区的燃料供应。同时，他成为东占区的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这是在1945年5月。9个月之后，他拒绝赞同强迫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为所谓的统一社会党（SED）之后，英国占领区的军官用飞机送他由柏林返回汉堡，在那里再次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只亲身经历过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开端，他的孩子们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长大的，因为他在1954年就去世了。他的一生的历史也是他的时代的历史。
雷蒙·阿隆比家父年轻4岁。他出生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阶级和一个不同的“种族”（借用容易引起误解的当时的语言）。虽然只有30年代的环境才使他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他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也是犹太人。他与让·保尔·萨特、保尔·尼赞和其他的人一起上过师范学校。不管怎么说，阿隆一生成功地抗拒了极权主义的诱惑。1924年他19岁时，短时间加入了社会党。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参加一个政党。在随后的6年里，他上完大学的各个阶段和服兵役。阿隆相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因此，他作为教授法国文化的讲师1930年先到科隆，一年之后去柏林。就在那个时候，他找到第二个职业，成为新闻记者；他开始撰写比如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他与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一起，亲眼目睹了纳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焚书情景。“火焰是权力野蛮的象征。”那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他写了《马克斯·韦伯和德国的社会学》这本很有影响的小书，它表明阿隆是很多想追随马克斯·韦伯的人当中的第一位，然而，韦伯的理论和实践的爆炸性混合体对他和他的接班人们并不特别合适。战争开始之后不久，阿隆逃往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法兰西报》（LaFrance Libre）的出版人。然而，他从来未能与戴高乐将军和睦相处，戴高乐成为法国战后政治的统治人物。阿隆自己的政治生涯仅仅限于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私人官哪里的几个月，也许原因就在这里；马尔罗是1945／1946年戴高乐政府的情报部长。在这之后，阿隆也返回到在科学研究和政论之间的生活。
阿隆经历了本世纪的两个30年时期，并且为同时代人描绘了这两个时期。他追随他所崇敬的老师哈列维（Hal6vy），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暴政的时代，同时，他强调极权主义的纽带使得在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里“两个革命凑在一起”。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硕果累累的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他的传记作者也许有点勉强地把他的一生区分为“历史里的哲学家”阿隆（1905－1955年）和“社会里的社会学家”阿隆（1955－1983年）。肯定无疑，阿隆的前40年像很多他的同时代人的40年那样，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而且，后来他始终不渝地对发生在他周遭的事件进行过深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集中精力研究社会，把社会作为进程，这种进程允许理性的理解，因此，社会也作为理性的进程。很典型的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就变成为他的著述和讲学的历史，而不再是为同时代的事件所索累的历史（而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68年，他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在1955／1956年他的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他赋予“工业社会”概念以一种新的、显著的意义。《关于工业社会的十八篇讲稿》十分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气氛。它们讲述着由于经济扩张而不断增长的供给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扩张是时代的主导特征。
诚然，增长并非是什么新鲜的经历。现代精神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供给不断增长的历史。早在16世纪初期，埃拉斯姆斯就写道：“今天，占有欲如此上升，使得在大自然的王国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来榨取利润了，不管它们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东西。”发现的时代也是扩大商业贸易的时代。不仅大量可支配的金银，而且期待的贸易发展，导致了银行业的早期蓬勃发展。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成为几世纪发明和革新的先驱者。新的企业形式建立了，据此，很多人都能拥有财产股份，全体股东都负有有限责任。农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然而，这一切仍然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仅仅是18世纪的真正戏剧开始的前奏。人们可以说，工业革命表明一个民主增长阶段的开始。因此，这次革命是供给和应得权利的冲突和结构的一个范例。一般情况下，现代历史仅仅作为供给历史来叙述。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汇集了自1700年以来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整个指数，尽管他搜集的数据中不可靠的数据可能要多于体现整个指数的准确性所需要的数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画面是十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