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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子来回答这类问题，会比用原则来回答更加透彻。我曾偶尔谈到过英雄或榜样人物的万神庙，我在这篇随感录里顺带构建了这座万神庙。并非它的所有居民也都是战略性变化的直接创造者；康德不是，波普尔也不是。不过，仍然还有很壮观的一群人。他们当中是一些思想深邃的人，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而且他们都是男人；即使在今天，我也没有想起任何一位女性能适用下列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有过实际的政治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并不持久；大多数不超过一年。人们可能回想起威廉·冯·洪堡大臣所做过的有些事情，例如创建柏林大学，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在他几个月的大臣任职期间完成的，人们几乎根本想不起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出任过外交大臣。马克斯·韦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参加竞选魏玛共和国国民大会议员的资格。谁也不谈论威廉·贝弗里奇当了下议院议员，代表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的那一年，或谈论雷蒙·阿隆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工作内阁任职的那一年。约瑟夫·熊彼特有一年之久在一届奥地利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但他不适于在该政府里任职。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仍然“对政治职务的魔力不敏感”，如果我们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诚然，这并不妨碍蒂尔顿的凯恩斯男爵到英国议会的下议院去发表演说，而且也根本改变不了他作为世界上的领袖们的天然伙伴的自画像，他们在危机的时候不得不呼唤他去帮忙。
这一切仅仅是历史的形式方面：如通过给有权势者以辅弼，或者至少用白纸写成黑字向他们陈谏而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称颂的伟人们所提建议的实质。在所有这些有关的情况下，这些伟人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这些词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是它们所表明的事情是重要的。这里涉及的是，他们建议进行一些特殊的改革，而用所有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改革都是激进的，但是，这些改革又没有突破在既定的环境下采取行动的框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仍旧是保守的。前面曾经用过的“制度自由主义”的概念，表示着类似的方向。同时，这些改革的影响是完全显然的。我的万神庙里的居民们无意改变制度，但是，至少他们当中的若干人，实际上是改变了制度。今天还在讨论，凯思斯用他的《通论》是拯救了资本主义，还是破坏了资本主义，或者也许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破坏而拯救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毋宁说是形而上学的讨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但是，这种讨论表明一种要在现有制度的框架里实现坚定变革的态度，在现代的世界里，这种态度是一小群出类拔萃的作者和行动者们固有的。
此外，这种态度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引导人们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边界线。随着政治经济学和18世纪的复兴，这条边界线最近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聚会场所。几乎没有任何人是比阿尔伯特·希斯曼更好的过境向导。他对“退出”和“发言”的区分（语言上起初有些令人惊愕）指出了人的两种行为方式，借助于此，像“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这些抽象的概念就能理解了。如果事物不能运转，人们往往可能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另谋生路，远走高飞；他们可能大发牢骚，抱怨诉苦。前一种可能性，即“退出”，典型地是经济的选择可能性，它意味着人们去参加竞争，后一种可能性，即“发言”，是政治的选择可能性——人们大声疾呼，提出要求。但是，一切令人感兴趣的行为方式都涉及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涉及到它们的“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正如其他的战略性变化的辩护者一样，希斯曼对摩尼教徒们是不屑一顾的，不管他们是撒切尔式的“退出”教条主义者，还是绿党的“发言”积极分子。他所主张的“被人理解的综合性”是那种保守主义的一种版本，那种保守主义知道，我们极可能只好过着一种必须过的生活，因此，我们对这种生活的窘迫不得不逆来顺受，以便更加坚定地追逐可以达到的目标。
希斯曼对概念的选择有所道破作者的立场，这也许不是十分幸运的。他自己写到过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高等学校的校长），他读了他的书，并且指出，它是“由下面”写的。这位可怜的家伙是对的。政治对于希斯曼来说是“表态”，即抗议，而不是“行动”或者“改变”。他至少唤起这样的印象，仿佛他是站在受害者、穷人和被践踏者的立场来看待世界的。他们的命运对于凯恩斯来说，其重要性也不会少一些，然而，凯恩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他总是“从上面”寻找行动的杠杆。同时，只要他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直觉总是十拿九稳地把他带到那个应得权利和供给相遇的严竣的交点上。在他的时代，这意味着，他必须让政治家们意识到供给问题的重要性。国家的应得权利（而且往往是特权）的守卫们不许可让市场的供给听任自流。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提醒我们记住，凯恩斯的最畅销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持久影响就在于此：“这是经济学对政治的反叛。”这听起来不完全正确。要害并不在于冲突，而是在于二者的结合。斯奇德尔斯基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当他随后谈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时：“他们对金本位制和贸易平衡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犹如战前的政治家谈论两大国本位论和大国的力量平衡一样。”“认为创造财富是统治者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诞生于1919年，虽然它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成熟。”
在他的关于战争的经济后果的著作里，凯恩斯论断道，把简单的、几乎是机械的赔款要求强加给德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赔款要求会破坏经济，而赔款是应该从对经济收入中征税所支付的。这对凯恩斯10年后在他的《通论》里提出的中心命题来说，仅仅是一次预演，根据这个命题，没有有效需求，就不可能有充分就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然而，有效需求不会自动到来；它在有些情况下，要求国家采取行动，包括实施各种再分配措施。在书的末尾处，凯恩斯用了十分强硬的言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的突出缺点在于，它在创造充分就业方面是失灵的，它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随意专断的和不公正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建议的各种强烈的药方。用这篇随感所采用的语言来表示，就是他要求改变应得权利结构，以便提高供给。在凯恩斯的政治建议中的关键概念是一种有效需求管理的概念。仅仅依仗供给方面和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必须利用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来刺激经济增长，办法是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需求。
笔者绝对无意借助提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的思想，来说明他的特殊的药方今天仍然同样有意义。他的特殊药方也许没有意义了。而且，它早已不是改革家们的手段，而是变成为官僚们的工具。在变化了的时代里，必要的干与可能在于刺激供给方面，赋予应得权利以实质。在这一方面，凯思斯本人甚至表现出了一种有时令人迷惑不解的模棱两可，这种含糊不清令人产生疑问，要是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不知他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会是什么。不过，在我们这里，基本动机是清楚的。它又出现在凯恩斯晚期的论著里，比如在1940年撰写的关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一些文章里，他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一项计划，“该计划并不把普遍愿意作出牺牲的时代作为借口，来推迟值得希望的改革，而是作为值得欢迎的机会，以便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比以往更加阔步前进”。凯恩斯不止一次试图对圆求积方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为战争筹资，但是，消费又不得受到影响，而且正义必须主宰天下。众所周知，对圆求积方永远不会有充分圆满的结果。如果人们看看事实，那么，希斯曼谈到“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是对的。然而，如果允许自由党人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的罪过，那么，这种罪过就是孜孜不倦地试图通过同一种政策，达到应得权利的扩大和供给的增长。
在这篇随感写作过程中，曾经提到过无数带有这一意图的可能的改革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它们无非是一些更多的解释性说明。在世界上的贫穷国家里，关键问题是经济发展与公民身份地位之间的结合。建立合作社有时可能服务于这种目的。最近在很多地方，发现有形形色色的私有化，首先是形形色色的私有小企业，它们具有类似的作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各种形式的参与利润分配和共决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在公民权利和正在增长的供给之间，有些战略上更为有效的连接环节。其中包括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不过也包括一些诸如由于提供某种普遍的民政服务，而征收“服务时间税”。在内城和其他地方的社区发展纲要，往往恰好击中人的权利和人的经济需要之间的交叉点。在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里，问题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明显可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企图把言论自由和经济结构重组结合起来，但是他失败了。其他人能同时成功地确立民主和市场经济吗？这种结合的战略性杠杆在哪里呢？它是私有化、或者开放价格、或者甚至是开始一种自由党人的社会政策吗？可能在国与国之间，各种药方有所不同吗？
在当代的经济学家中，尚未出现一位新的凯恩斯。如果新的凯恩斯出现的话，人们将会从提出战略性改革建议的能力认识他——或者这次是她。对于战略性改革，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界定。这里涉及一些实现改变的措施，就此而言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从一个特殊的点上开始，然而这个点是有选择的，人们这样来选择这一点：从它出发应能发挥深远的影响，甚至发挥根本无法充分预见的影响。在此，典型地关系到政治和经济、应得权利和供给边界线上的一些点。无论如何，这适用于利于为更多的人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的战略性改变。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的概念，其力量就在这里；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的力量，可能也在这里。
因此，战略性的变化就是通过负责任者采取行动来扩大生存机会的实际方式。它们是以批判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师们的整个武器库为前提的，波普尔绰绰有余地装备了这个武器库；在这里，重要的恰恰不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计划或一刀切的模式来改造社会整体”。另一方面，战略性的改变也不仅仅是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撇开这种毋宁说是不幸的词语选择不讲——这种选词假定政治决策有着一种纯技术的品质——零零星星的或者逐步的做法是建议人们采取反应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行为。它也隐含着一种演变速度，在严峻的情势下，速度可能太慢。波普尔的概念首先被所谓的实用主义者所采纳，这也许并非偶然，对于实用主义者们来说，行动的方法比目标更为重要。波普尔可能会令人信服地论证道，这里误解了他的意图。他不仅谈到“改革社会的任务”，而且也谈到有可能“通过一种普遍的倾向为一系列零零星星的改革提供信息”。我想，对于波普尔会接受战备性改变的思想这种假设是不会错的。但是，他显然有别于在《历史主义的贫困》里形成的概念。战略性的行动包括一种方向意识，因此，并不满足于“小心谨慎和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有所准备”。而且，应当不仅仅从形式上理解方向意识，各种实现方法也不仅仅是技术性质的。
演变的方向是这篇随感的主题。在好些时候，战略性的变化要求更加强调供给，在另一些时候，则要求有更大的应得权利。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所偏重的改革是始终针对两者的。自由的政治关键要点是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又让更多的人分享机会。这从来就不是不言而喻的。它要求，即使在降低税收和对有进取心者提供刺激的时候，也仍然要清醒地意识到还有不可容忍的不平等，以及意识到，不得由于有意摧毁特权，解放受特权损害的人，而窒息未被利用的选择可能性。马蒂内斯关于市场准入和货物的可支配件的悖论是一种挑战，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现代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它已经涣然冰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