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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悖论是一种挑战，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现代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它已经涣然冰释了。
各种革命是历史的又苦又甜的因素。它们的过分的许诺有着高昂的代价，无法得到信守。然而，人总抱有希望，因而可以使人坚信革命的许诺。甚至保守党人也在革命中寻找他们的灵感，虽然这些革命远远落后了。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刺激战略性改革的灵感呢？很多有关社会问题的作者们都曾被诱惑，过在某个时候推测一次什么是值得希望的目标。伊曼努埃尔·康德总是用幽默包装起严肃的看法，人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一种模式。马克斯·韦伯仍然是最为深沉沮丧的。雷蒙·阿隆只是很少冒昧进行推测、浮想联翩，虽然他曾经写了关于《世纪的希望与恐惧》，建议不要梦想，而是要采取行动，以解决“建立一种公正秩序的永恒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们有时遵循一种会令他们自己失业的幻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好，穆勒的“静止状态”也好，都不需要经济学家作顾问。凯恩斯也沉溺于这种态度的某种变化形式。在为“我们的孙子们”思索他们的经济生存机会时，他大胆地断言，“人类将会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并且在此之后，可能会追求更加美好的东西。“然而，请注意！实现这一切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类考虑听起来令人深思，可能会令某些人心悦诚服。供给是没有应得权利的不完善的生存机会，而各种根系联结的那个更为难以把握的要素也总是属于生存机会。因此，即使在以后，各种根系联结也是机会；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用它们造就出来的东西。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对于这二者来说，公民身份也好，国民的富裕也好，都仅仅是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思考正确，那么，只要我们保持改善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生存的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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