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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大危机，由金融业迅速波及工业、农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危机爆发后的1929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共抛售股票达1640万股。3年内纽约股市价值下降了450亿美元。30年代头3年，银行倒闭达5100家，储户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据统计，从1929—1932年，农产品价格下降了56％，农场主平均收入从962美元降至288美元，产业工人的周工资从25美元降至17美元。总之，美国由20年代的空前繁荣演变为30年代的“空前危机”。美国及世界各大媒体都不得不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形势：“恐惧”。而1929年年底，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仍坚持说：“美国实业从未像今日这样牢固”。他认为“繁荣实无问题。”
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把危机变成了机遇：改革的机遇。他的办法就是实行“新政”（New Deal）。这是他在1932年7月2日接受总统提名时，向美国人民立下的誓言：“我要向你们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什么是“新政”？国内外有关研究“新政”的著述连篇累牍、车载斗量，认为所谓“新政”就是实行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其实，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并不是“新政”的新东西，而是美国及各国早就实行的政策，只不过罗斯福的“干预”和“改革”空前加强罢了。“新政”时期真正的关键词是“调整”（adjustment），这是对几百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后提出来的。“干预”也好，“改革”也好，均是为了落实“调整”。“调整”涉及四个方面的关系：（1）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更加明确劳方的权利和资方的义务，如《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年7月）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的权利；（2）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如《全国工业复兴法》（1933年）反对在生产和贸易中实行垄断；（3）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发展过于“自由放任”的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如《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管理全国经济的权力；（4）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不公。1935年通过的《税收法》对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人征收附加税。有人认为，这类改革已是美国经济的“革命”，那是夸大了。所谓“调整”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修正上述各方面的关系并使之趋于正常化，其实质乃是一种改良。但有一点必须指明，就是“新政”不仅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从此还通过政府拨款和创办企业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发动机”。从此，美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除了个人、集体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国家”。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国家现在既是整个经济的“发动机”，也是许多重要企业的创立者。罗斯福的“新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1）是靠了罗斯福个人的领导魅力，他关于“我们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的宣示正是其领导魅力的表现；（2）是靠了以雷蒙德？莫利为首的“智囊团”的帮助，这些“智囊”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3）是靠了他采取的新的“亲民”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如直接诉诸国民和舆论的“炉边谈话”方式；（4）是靠了他大胆的改革，对经济做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违反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克服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一场最大的危机，其成功还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准备了物质基础，并为美国最终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创造了条件。那么，美国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爬上世界霸主的宝座的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修改“中立政策”，变“不干预”为“参战”，回到国际事务中来，并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积极力量，这意味着“孤立主义”外交的结束。第二，由于“中立”政策的结束，美国修改对外贸易政策，积极向民主国家提供军事贷款和军事物资。这一方面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另一方面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世界出口总值的324％，世界黄金储备的745％。第三，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世界金融会议，决定以下列三原则成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2）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3）美元可代替黄金作储备，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第四，由于参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战争机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队已有1200万人，军事工业尤其获得巨大发展。据统计，1941年7月—1945年7月，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开支达1860亿美元，4年中生产坦克86338辆，飞机297000架，登陆艇64500艘，军舰、运输舰几千艘。第五，通过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建立了威尔逊未能建立的国际安全机构——联合国，并通过“五大国一致”原则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否决权”确保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50个国家和地区驻军，又以对各国拥有506亿美元的债权作为其称霸的经济手段。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已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其权力在世界历史上超过昔日的英国。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己经崛起的标志。
五、
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1945—1990），
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参战不仅为这个国家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机遇，也为其社会经济的新转型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历史走向的主要问题是“冷战”。美国人认为“冷战”是为了对付所谓“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虽然在东欧增加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整个苏东地区百废待举、力量很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尚处于“守势”。
与此相反，早在1941年，亨利？卢斯就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概念，到1945年4月，杜鲁门声称美国已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1946年2月乔治？凯南发自驻苏使馆的反苏的8000字电文，以及丘吉尔于是年3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实际上是内外呼应的冷战宣言。于是便有了1946年9月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秘密报告中“遏制”苏联的建议，以及1947年3月正式宣布对抗所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再接着便是在1948年8月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之对应的《华沙条约》，则晚至1955年5月才正式签订。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敏，充分表现在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的所谓“忠诚法令”并据此成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的“麦卡锡主义”。
“冷战”并不排斥热战。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核威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恐怖平衡”。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冷战”，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5年9月6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今天的‘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1979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提出著名的“天基防御”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发展，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线索。
由于发展高科技被置于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1946年8月1日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同年10月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9月15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等。1950年10月，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10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在1957年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并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决定对美国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个总统特别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联邦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整合下，不仅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庞大科技体系，而且明显地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学日益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以高科技的发展为动力，发生了多重的变化或变动：（1）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大科技突破，即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起点，迅速向各个重要科学技术领域扩散，形成包括生物、化学、能源、材料和航天在内的几大群落，而尤以信息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2）由于技术科学化，这次高科技革命较好地解决了“科学——技术——生产” 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问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高科技产业，如“信息产业”、“基因工程”；（3）随着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在传统的农业和现代工业之外，形成了以高科技为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据研究，在近期生产率增长中，大约2/3应归功于IT（信息技术）。同时，它也带动了整个服务业的扩大，“信息产业”或“知识经济成为新经济中的代表”；（4）与此同时，高科技也逐步由新兴产业向传统的工业、甚至农业转移、扩散，使传统的工农业在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务等各个方面获得改造，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销售、管理企业增加了“R＆D”（即研究与开发）投资，从而增加了传统产业的含金量，使传统产业不断换代升级；（5）以高科技研究和产业为中心，一批拥有一定新兴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新兴信息技术的人员成长起来，在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之外，形成一个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贵，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代表。总之，由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或正在改变着美国传统工业社会的动力、结构和面貌、特征，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某些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非物质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但其深刻性已令人震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社会经济的变革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自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积分计算器ENIAC在美国宣告研制成功以来，而今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第五代，并进入了人工智能和网络化时代，1993年以后，“信息高速公路”也在全国建立起来，“信息技术”在生产、管理、军事、教育等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