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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你好。去年春节你就在这儿开讲《〈庄子〉心得》？
于丹：对。
张越：事隔一年，今年春节再开讲《〈论语〉感悟》。和去年比，你觉得你自己在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于丹：变化太大了。其实，这次还不只是和去年春节讲《〈庄子〉心得》相比。这次还是在讲《论语》的解读嘛，那跟2006年10月播出的《〈论语〉心得》相比，心情真的有很大变化了。这次再讲《论语》，当我走进国宏宾馆旋转门的时候，心头百感交集。
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说，大概在二百多年前，有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老师就给他吃偏饭，每天给他多留三道题，让他回去自己做。这孩子就天天习以为常地做题。
有一天，他把三道题做完以后发现书里头还夹着一张小条，也是一道题，只许用直尺和圆规做出一个正十七边形来。他想，这大概是老师多给他留了一道题。他就开始做题。
这道题挺难的，他整整熬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做出来。他就拿着作业，晃荡晃荡回学校交卷。他把作业往老师那儿一放，老师一看就开始哆嗦，问他，这题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
他说，是啊，这题挺难做的，我花了一宿。老师说，这道题是一道两千多年前的题啊，阿基米德没做出来，牛顿也没做出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走到哪儿都在书里夹着这张纸条，但我到现在也没做出来。我不小心把它掉到你那儿了，你居然就把它做出来了。
老师一说完，这个学生就快被吓哭了。学生说，要是老师告诉我这是一道两千多年来都没做出来的题，那我肯定也做不出来。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被称为数学王子的高斯，高斯也是因为这道题而一举成名。
我当然没有高斯那个才华，但是我觉得，当时万卫老师扔给我这张纸条，让我讲《论语》，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道题，不然我肯定不敢拿。我想我第一次开讲，有一半因素是被万卫老师蒙来的。我跟他熟，跟《百家讲坛》也熟，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不少备选的主讲人要来《百家讲坛》讲《论语》，你不是教传媒的吗？以前也老来这儿跟我们聊天，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建设性意见，对很多主讲人的讲法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你也来录一下，录完后我给有关主讲人看看，我们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讲能更有点意思。
我记得当时我从学校就来了，穿着现在到处都能看得见的绿条西服那一身。那是我上班时的衣服，里面穿着一个白背心。我上讲台的时候，导播对我说，你背心上有银色的花，反光。
我说，那怎么办？我没带别的衣服。你看我现在上《百家讲坛》拎的那个包，一般都装着好几身衣服。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没衣服可换，最后大家给我出主意说，你那背心能翻过来穿吗？当时我想，不就是录一个样片吗？《百家讲坛》都是这么录的，先录样片。我也没多想，就把背心反穿了。最后正式播出的《〈论语〉心得》里，我那背心是翻着穿的，把背面穿前面了，因为前面有花。
本色于丹（2）
我一上来开口就说，哗啦啦讲完了一节内容。大家非常鼓励我，我说完之后大家都鼓掌，问，于老师，你下次还来吗？
这时，我就清楚地听见万老师在导播台上说，来，于老师接下来就讲《论语》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算是正式接到通知，让我讲《论语》。
张越：今天现场的叔叔阿姨，有前年“十一”期间在这儿听她讲《〈论语〉心得》的吗？哦，有。阿姨，于丹她现在的样子跟上次比差别大吗？
观众：我觉得还可以。
观众：我觉得于丹老师在这儿讲课肯定跟在大学里讲课不一样。对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来说，于丹老师讲的东西我们听着挺新鲜。现在于老师比原来讲得更成熟、更老练了。
张越：跟您第一次听她讲《论语》比，您觉得她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观众：没看出来。
张越：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就没看出来啊？一年半以前她脸上没疙瘩，今天脸上可是起疙瘩了。
于丹：对。
张越：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中央电视台的化妆品不好，而是说明于丹老师精神压力很大，休息不够，是不是？
于丹：对，有这个原因。
张越：是不是这次再讲《论语》比上次的压力大得多了？
于丹：这一次，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叫“临事而惧”。
张越：害怕了。
于丹：真是懂得害怕了。因为第一次讲《论语》的时候，没想过要讲第二次，我就随手把好讲的内容差不多都讲完了，这一回再来七讲，发现剩下的都不大好讲，压力很大。应该说，这一次我准备得比第一次更认真，更细致，内在的逻辑性更强，材料更丰富。
张越：你怕到什么程度？你唠叨吗？怕的时候。
于丹：不唠叨，我从小就不唠叨。
张越：你不跟周围人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于丹：没有。我是独生女，我也没上过幼儿园，没人可唠叨，养成了不唠叨的习惯。但是，我写日记，自己跟日记本唠叨。
其实，刚才这位阿姨说得挺对的，就是我周围的人，我的同事、朋友，也不大能看出来我有怎么样的变化。我不是有事就要找人唠叨的人，我觉得我长这么大，太多的事情都是发乎心，止乎心，很多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
好在我一直写日记，有日记在见证我自己是怎么变化的。讲《〈论语〉感悟》，我自己也很矛盾。从我自己的状态上来讲，我觉得压力很大，不太想再讲，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第一次讲得很不系统，《论语》中有太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讲到。比如说，这次讲了孝敬之道，第一次完全没有讲过这个；又讲了忠恕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核心的思想理念；还有讲仁爱之道和诚信之道，我想，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的一些核心价值，应该从经典中把它们梳理出来。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接着讲《论语》了。
张越：你说你“临事而惧”，惧什么啊？
于丹：这种“惧”，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再讲《论语》是一种责任。第二个方面，这次开讲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也惧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在讲《〈论语〉心得》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大学老师。张越你认识我的时候，我都是在中央电视台讲电视传媒。
本色于丹（3）
张越：对，在开策划会的时候。
于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的电视传媒，这是我的专业。但是，现在各个地方请我的人都是让我去讲国学，讲孔子，讲庄子。这些内容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如果让我不停地讲这个，我内心也有惧怕，因为人的时间、精力就是那么多，我一直讲这些，那我的专业又该怎么办呢？毕竟我还要给学生上课，我自己还要再进修，那么时间上就会越来越冲突。在我内心，所有这些都是惧的理由。
张越：听到你惧，我倒挺安慰的。我做电视做了十多年，每次录节目之前都特别害怕。我以为别人都不害怕。我终于发现，大家都以为于丹不害怕，其实她也害怕，我算踏实了。
于丹：有太多人认为张越从来不知道害怕，你看你笑得多有迷惑性啊！现在说起来，我们都害怕，是吧？
张越：吓得后背都湿了。
于丹：那是你穿多了。
张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这是圣人之道，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惧的。
于丹：对。不过，孔子说到“临事而惧”这四个字的时候，后面还有四个字，叫做“好谋而成”。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有点害怕，说明你心里在乎，你认真对待了，但不能怕得连这事都不做了。你要好好用你的智慧，全心投入，认真谋划，最后把它做成了。由“惧”而到“成”，这个“惧”才有价值。如果“惧”到放弃，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张越：2006年“十一”期间你第一次开讲《〈论语〉心得》，那时你觉得这有可能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国学热吗？
于丹：当时我以为只是帮万卫老师一个忙。今天想起来，开讲《〈论语〉心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一点喜剧色彩。后来弄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我真是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组的主编王咏琴老师曾经私底下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的故事。当时台里决定讲《论语》，让她编《〈论语〉心得》节目，万卫老师宽慰她说，没关系，反正经典必须得讲，这就算是上面加一个任务，如果这个节目做完后反响不好，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你想，万卫老师跟我熟，让我讲一个我就讲一个，当时我就反穿背心上台讲。万卫老师没当回事，还跟王咏琴老师说做不好没事。我们大家都这样放松。我估计这件事不仅我始料未及，连《百家讲坛》也始料未及。我们都觉得要认认真真把这个事做了，毕竟《论语》是经典，对着孔子我们不能不认真，但做完也就完了，后面怎么样我估计当时大家都没想过。
张越：这种事情也是经常有的。我最早走上电视也是这样，人家告诉我没找着合适的嘉宾，让我去当一次嘉宾，帮一个忙，就去了。录完之后，其实就是让我做了主持人。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要知道就干不了了。
于丹：后来就不是帮了，而是一直在这儿忙着了。
张越：对，所以无知者无畏嘛，一开始误打误撞就做起来了。
于丹：有畏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了。
张越：你那次讲完《〈论语〉心得》，我记得在中关村做第一次签售。我听敬一丹说，她去中关村，就老远地望见一堆一堆的人，车都堵了，她当时的反应是中关村出事了。
本色于丹（4）
于丹：我也以为出事了。我当时想，我怎么赶上一个出事的时候上这儿来呢？给我耽误了怎么办？
张越：后来你才知道，那个惹事的就是你。
于丹：后来接我的那车就直接开到地下车库，而且把我拉到一部货梯那儿。工作人员说，你必须走货梯上去。我才把这个事跟我联想起来。我都不能走正常的道路了，而要从货梯上去，到签售现场。
张越：《论语》距今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忽然之间你在今天这个时刻引发这么一场热潮？你想过吗？
于丹：我不开玩笑地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而是大家心里积蓄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做传媒的，起码知道传播的时候，只有这个信息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没人期待，你一个人在这儿说吧，大家根本听不入耳。
我觉得，现在人们心里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不能说《论语》给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
我想，所谓对于国学的关注，仅仅看这个世纪之初还是不够的。我们也不用说两千多年来有多少巨变，其实就看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二十世纪一开始，辛亥革命，中国稳定的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一下子土崩瓦解。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变，而不是改良式的渐变，它是一次毫不留情的颠覆。
八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要让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进来，矫枉必须过正，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把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体系打碎了。
接下来，三十年代，整个民族救亡，持续到四十年代。从文化学术上来讲，那个时候尽管有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一批知识分子在探索努力，但是很多努力只是个人式的，在整个救亡那个大环境里面无法完成文化的重新建构，无法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在这种坍塌的废墟上忙着救亡救国。
等到新中国建立，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后期是批林批孔。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由于一种泛意识形态的比附，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次全民性参与的批判，我认为其负面影响比五四运动时期还要大得多。五四运动是一次精英化的、学理化的运动，而批林批孔则是非理性的运动。
我们还记得，孔子的脑袋那时候被画得跟土豆似的。孔子之所以叫“孔丘”，就是因为他脑袋长得不平。人们又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到哪儿都不认识路。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孔子。
一说孔子，就是孔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