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鲁迅先生说，读中国书，会让人沉静下去，而读外国书，即便是颓废的，也会让你去做点事。又说：外国书中的痛苦是人的痛苦，而中国书里的快乐是僵尸的快乐。我在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感到恰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痛”。
自从您在《读书》的《欲读书结》后我很少见到您那么精彩犀利的读后感了，在《万象》中的《笑而不答》是不同气质的东西。难道王蒙真进入了老年了吗？
王蒙：第一，当然一年比一年老而不是相反；第二，我最近写的东西你再看一看吧，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
我还要问你问题：你怎么接触到此书，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它搞成？
王天兵：我所读到的第一篇巴别尔的小说叫《我的第一只鹅》。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次凶杀和它换取的一张带血的门票。我也是个要融入美国的外来人——被瞧不起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不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地方。美国人不是野性未驯的哥萨克，我也不是一脸书生相的主人公，但我和主人公同样要为赚取入场券洒血杀生。在阅读中悄悄发生的是以毒攻毒——当自己的疑虑被更彻底的旁证印证时，自相矛盾的重重心事因被命名而顿感豁然开朗。两心相通时，文字祛毒滋滋带响。
王蒙：你可以再从另一个概念上思考：那就是中国的讲“改造”，要加入新集体，知识分子要加入农民的武装斗争，不改造，行吗？过去解放区有一本很肤浅的小说，浅得像假革命，同时是假小资，叫《动荡的十年》，写一个知识分子到了革命根据地，怎么样辛辛苦苦地改造，包括要适应长虱子，要视虱子为“光荣虫”，这也并不可笑，农民革命斗争的条件太苦。改造了十年，突然，从国统区新来了一位学生娃，当然是女娃，她一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主人公的改造十年苦功全废，他又动荡起来了。我年轻时就爱唱这首据说是根据莫扎特的曲子改编的歌儿，所以记住了这本书。
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慢功，小火炖肘子，慢慢来，最后也是在灵魂里爆发革命，是象征主义的爆发，而且这个说法的版权属于林彪，后来不兴这样说了。不像哥萨克，动不动一枪崩掉，一马刀斩首。如果在骑兵军，他或者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或者他临阵脱逃被处决，三下五除二。俄罗斯动不动三下五除二，让你没了脾气。
现在的华人移民欧美，其实也要（逆向）自我改造一番，连说话声调都跟着台湾的国语变了，手势与笑容也要欧化的。
王天兵：我从此迷上了巴别尔。他还有一篇小说叫《盖·德·莫泊桑》，无疑是根据他本人1916年初在彼得格勒的经历。主人公是个穷困潦倒、一文不名而自命不凡的二十出头的文学青年。他得到一个去铁厂当文书的机会，可以因此免除兵役。
但是，主人公拒绝做一个文书。他庄严宣誓：
尽管我只有二十岁，我已经告诉自己：宁愿挨饿、坐牢，或者当个流浪汉，也比一天十个小时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强。我的志向没有什么值得张扬，但我过去信守它，以后也绝不会违背它。我祖先的智慧已在我心中生根，我们生下来是为了享受工作、战斗，还有爱。我们生当如是，舍此无他。
十年以前，初读此篇的我，也和主人公一样面临着对未来的抉择，除了生存的必需，正处于对写作、绘画、电影，以致一切艺术形式充满极端好奇，渴望破译艺术创作的秘诀，并因初步掌握技巧而兴致勃勃的习艺期，以同是二十多岁之躯，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捕捉着天寒地冻的彼得格勒的一个异邦青年的呼吸，感到热血沸腾。
我曾一遍遍、一字字细读巴别尔，直欲将每个字嚼烂咬碎吞进腹中溶入血液筑成脊髓。巴别尔直截了当地把艺术和凶器、暴力、屠杀连接在一起，他的为文之道，实乃用兵之道。擒贼擒王、攻人攻心，而攻心之法，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艺术，就是这样和手艺、绝技，和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和致敌于死地连在一起。谁还有这等对文字的信念？
还有您激情充沛地提到的那个巴普利钦柯——他钟吼雷鸣地向人类宣告了所彻悟的生活秘密——用枪子儿崩了你的仇敌，打不垮他，那也是孬种干的事儿。要想尝尝真活是什么滋味儿，就别饶了自己，就得将仇敌踩在脚下，活活踹死。
在美国人中间，在做着白人梦的中国人中间，在满是调侃、玩世，所谓把生活当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天地里，我却感到沉闷、窒息。而巴普利钦柯，才是真正把生活当艺术的大艺术家。巴别尔让我重新自由地呼吸！
现在，人民文学社终于出版了插图本《骑兵军》，让世人初步领略了巴别尔和骑兵的魅力。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西安电影制版厂愿意拍摄电影《骑兵军》，但投资还没有落实。我渴望有识之士敢冒大风险，拍摄一部让世界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电影。
喧嚣文化
喧 嚣 文 化
？ 刘心武
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中国人真是富起来了，许多中国旅游者首选地是欧洲，而且往往都把法国巴黎作为第一站。从巴黎方面传来消息，中国游客太喧嚣，说话声音特别大，像罗浮宫的画廊，中国游客一到，回音轰响，多半是表达惊奇、兴奋与快乐，但其他游客总不免对中国人侧目，管理人员则对此无可奈何。在圣母院或其他宗教场所，中国游客也总是众声喧哗，管理部门为此贴出了许多写着“沉默”两个汉字的告示，但多数中国游客对之熟视无睹，无论是表达感受还是相互招呼的声音，分贝值都颇高，在那些哥特式建筑的穹隆里多次折射，形成声浪污染。
当今的中国游客，有些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游客，到了旅游地舍得花钱，一掷千金的气概不仅让东道国人士瞠目，就是来自其他富裕国家的游客，也都印象深刻。中国人的钱不能不赚，但同时也就必须忍受中国人的种种毛病。据说欧洲有家博物馆现在一听中国旅游团要来，馆长就万分紧张，因为根据前面的接待经验，某些中国游客会完全无视有关的参观规定，他们会频频伸手摩挲不许触摸的展品，会毫无顾忌地违反规定用闪光灯拍照，甚至满不在乎地越过隔离栏，去贴着雕像拍“到此一游”照。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游客都有这类毛病，在每个旅游团里，这样的游客在比例上可能也只有四分之一以下，但中国旅游团的到来，就意味着这类出格的表现一定会出现，区别只在多与少、轻与重！以致出现了这样的事态，某欧洲著名博物馆听说有个中国旅游团将在下午来参观时，在忧患的焦虑中，作出了提前闭馆的决定。
也不仅是中国一般游客有说话声大的特点，笔者在国外访问旅游时，多次遇到过从国内过去的考察团，有时还会遇到出公差的三五个人的小团队，无论是在机场候机厅和机舱内，还是在百货公司和餐厅之类的地方，本来很安静，忽然声浪起，我就会喜惭交集，喜的是异国闻乡音，惭的是为什么人家都能做到“跟谁说话让谁听到就行”，我的同胞却非要把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的招呼、对话，用那么大的分贝值表达出来，而且一点也不在乎对同一空间里的其他人造成干扰？
根据笔者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国人（不是所有，但为数不少）嗓门大，在公众空间里也毫不收敛自己的嗓门，形成大声喧哗的效果，是在起码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而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前二十几年，这种文化更加普及，表现出来也就更加强烈，目前通过中国旅游团在外部文化对比下凸显出来的这一喧嚣文化，只不过是其余绪罢了。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这种喧嚣文化是伴随着进步的社会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像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激动过亿万中国人的名篇，光那题目就显示出与细语低吟相反的高呼畅啸。在掀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里，中国民众的喧嚣呐喊体现出了醒狮的气派，而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土地革命，简称“土改”，曾使投身其中的丁玲等一批作家爆发出创作热情，周立波就把他的长篇小说命名为《暴风骤雨》，丁玲的长篇小说题目稍微温和一些，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里面对众声喧哗的革命话语有着极其细致而真切的描写，比如农会主席程仁发动群众斗争地主钱文贵的场面：
程仁问大家说：“……他吃咱们的血汗压迫了咱们几十年，咱们今天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对不对？”
“对！有钱还债，有命还人！”……
台上台下吼成了一片。
……人们都涌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
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
……虽然两旁有人阻拦，还是禁不住冲上台来的人，他们一边骂一边打，而且真把钱文贵拉下了台，于是人更蜂拥了上来，有些人从人们的肩头上往前爬。
不仅声浪喧嚣到极致，而且伴随着狂暴的肢体语言。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虽然是有领导者在场，但事态往往会发展到如此无审判规则无语言和行为限制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被革命者积恶甚多积怨深重，一方面是因为革命领导者认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一种喧嚣文化也就在对这类场面的推广、肯定甚至赞美中，在人们的心理上浸润开来，在行为上惯常起来。
1949年以后，按说应该尽快从政治斗争转轨到经济建设上，但一方面确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恐怕也是“树欲动而自生风”，群众运动，众声喧嚣，一群人斗争一个人，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在涂光群所写的《丁、陈一案小窥》中（收入《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1995年6月第一版），他这样写到丁玲、陈企霞被指认为组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后，于1957年7月25日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多次召开的批斗丁玲的数百人大会：
……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记得第一次开会，丁玲出场，她在台前站立，人们纷纷要她交代为何“向党进攻”，她有口难辩，半天只做不得声，突然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这离丁玲写下我上面所引的关于斗争地主钱文贵的文字还不到十年，被她以文字所肯定的众声喧嚣的斗争，竟落到了她自己身上，斗争她的作家们总算还没有叫喊“打死她”，肢体语言大概也还只是举臂呼口号，没把她拽下台来，但那种个人在群啸中被剥夺了自辩权的深重痛苦，是非常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
笔者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文化中度过的，也被训练出了一定的话语技能。笔者十九岁起就到一所中学任教，在教研室里，如果两位教师凑在一处低声说话，那就会被旁观者认为起码是思想情绪不健康，我后来就总保持住一种对一个人说话也总让同室者听到的分贝值，以免旁耳误会。在后来所参加的批判会批斗会上，我不仅一定跟着高呼暴烈的口号，而且还总怕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太低或者肢体语言（比如举臂）太软而遭致“温情主义”甚至“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摘。
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最著名的当然是那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还有一首《中国人多英雄多》：
中国人多英雄多，
一人一铲就成河。
中国人多好汉多，
一人一镐把山挪。
中国人多画家多，
一人一笔新山河。
中国人多诗人多，
一人一首比星多。
当时读这首歌谣很兴奋，现在读来就感到虽然其中有“一人”的字样，其实还是以集体、族群替代个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