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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湖边忽然看到一付小联，道是：“青山不墨千年画，流水无弦万古琴。”那抑扬顿挫的韵律，轻巧委婉的情致，深邃的文字功力，诗情画意的感染，不由得让我们手拉手地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不能自已。更不要说唐诗宋词、六朝骈文、明清小说那些伟大的名著了，何况中国由于文字是表意的，就无形中保留了众多的方言、方音和特色不同的地方曲艺。吴侬软语轻巧而动听，尤其是那特有的入声字，在评弹里被运用得出神入化。京腔平易而亲切，关东音豪爽而仗义，中原和关中音文雅而郑重，四川音又抑扬而俏皮，凡此种种都难以尽述。我曾刻意模仿《罗马假日》里的英国贵族腔，也练过《廊桥遗梦》斯特瑞普的美国东部音，但是，我最怕牛仔腔和西海岸的美国人带鼻音的口语，他们那哞哞的声音和单调的语调，永远只给我牛叫的感觉。
十八、十九世纪，英文最受法国人诟病的，就是英文词的多意、多解。随便举一个例子。如：“turn”这个词，在《英汉辞海》里竟用了三万字去解释它的用法和多解，所以那时，国际公约多备一法文本，以备与英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的根据。这种情况到了二战后，在联合国里常用的中、英、俄、法四种文本中，据已故的袁晓园女士说，以中文本最为简捷明晰，字义确切，事实也正是如此。特别是现代文，古文多单字词，所以误读古文的颇有人在。现代多为双字词、多字词，在双字词中不是前一个字限定后一个字，就是后一个字限定前一个字。如：一个“情”字，前面定后面的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后面定前面的如：情操、情好、情谊等等，都是绝不会发生歧义和争论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我们大学《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为何物。现在信息化时代已经以轰然的脚步踏入了国门，三亿手机，五、六亿座机，九十万网民，一亿五千万的个人PC占有量，还有七、八亿的电视机，从绝对数上，我们已能排在世界的前五名了。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文字和语言。那么，我们的文字和语言又是怎样的呢？七十年代末有人说，电脑是汉字的掘墓人。但是，汉字编码最早的王码一出台，汉字电脑输入的优越性，就充分展现出来。后来，各种形码、声形码和拼音码不断涌现，别有用心者讽之曰万码奔腾，但竞争必然是好事，优胜劣汰，后出的二笔（现改名国笔）在键盘的数字化和码元的数字化程度上甚至超过了键盘的老祖宗英文和二十六个字母。王码也增加了联想、成词，更使汉字电脑的输入速度让那些有良心的外国人也目瞪口呆，就是智能ABC和汉王写字板由于中文有联想词和成词输入，除了几乎不用什么学习以外，速度也同样超过了任何一种世界上的拼音文字，再加上激光照排的发明，使我们的印刷出版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工业化时代，在信息传输上落后的中文，因了电脑的发明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一改过去，真如虎添翼、龙生风云，发挥出她千古的威力。与世界上一切文字相比，因为只有汉字能在电脑传输上做到非全息输入，而别的拼音文字都只能一个字母也不可少地是全息输入。如果打个比方，中文作为一种工具像是信息高速公路上任何一种快速车辆，而拼音文字只能说是老牛破车了。
世界语，在十九世纪末和上个世纪初还是人类一种和平友好的理想，但发展到现在的科技信息时代，哪一种文种、语言能成为世界语，那么她就成为这个民族富强、兴盛、文明、发达和进步的最有力的资本。十八世纪凭借炮舰威力兴盛起来的日不落帝国以及二战后是两大战胜国使用的英文，已经有取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而代之的趋势了。今天，不管是哪个国家民族的科技文化成就，至少有百分之四五十要争取用英文发表出来的就是很有力的证明。但是，中文和汉语现在所表现出来在信息时代种种优势已经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认知。已故汉字学家、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就预言说，“本世纪将是中文和汉语发挥威力的时代”〔4〕。对于这一点，甚至有些对我们并不友好的英、美人士，远比我们自己的语言学家要敏感得多。在我们的《通用语文法》公布以后，不久前就有一位美国的据说是语言学博士的人，在我们的一个外语刊物上，著文大骂中文和汉语说：中文和汉语“hopelessly
cumbersome”（愚笨不堪、无可救药）。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说：“世界使用一种共同的语文当然是好，而英语更接近这一地位。”接着他就进一步说：“中文的表意特性绝无（no
reason no help）理由成为这种可能。”其实，这正是他最恐惧的事。他正好说了反话，在信息时代恰恰相反，正是表意性的符号才更具有世界性。例如，阿拉伯数字、数学符号，一切科技符号都是因为它们是表意的才为全世界所接受，历史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和中国差不多的面积，但欧洲是文种纷繁，语言分歧，中国却是多民族使用着同一种文字和语言，四五千年传承一贯。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这从地球环境说，是劣势，但从语言的普及和文字的运用来说却又是优势。十三亿人或者将来还会更多，几乎天生下来就会说汉语，就要学习中文。而天生下来说英语和学英文的人恐怕连一半也不到，所以，这又是中文和汉语走向世界语的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不久以前世界华人物理学会在中国召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就率先在大会上使用中文报告他的论文，受到与会及旁听者的热烈欢迎，因而激起许多与会学者的好评，甚至批评主办者不应事先就规定英语文为大会通用语。这是一件十分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事例，中文在笨拙的英文面前没有必要自惭形秽。
如果我们中华民族有志气，凭借着信息时代，中文和汉语的优势能在本世纪与英文和英语一争高下，则我们中华民族的发达昌盛将是无可限量的。
注释：
〔1〕见卢赣章所著《一目了然初阶序》。原文为“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能无师自通”。
〔2〕原文载1982年《编译参考》第6期，第5页。
〔3〕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卷首语》，香港瑞福出版社1991年第三版。
〔4〕见1990年5月16日北京“二十一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时代”研讨会开幕词。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自序
？ 张新颖
现在要避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很难，大家都是有见解的人，而且随时随地表达、传布、宣扬。
我们好像不是生活在生活中，而是生活在对生活的看法和意见中。
文学生活好像也是如此，并不存在文学生活，只是有一大堆对文学的看法和意见而已。也就是说，有些家伙整天在谈文学，其实并不拥有文学。
“对于那些从事媒体艺术和广告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名气和声望来自发表他们‘自己私人意见的能力’。这些‘意见’毋须凭借世世代代的人类与‘人的经验’搏斗所累积下来的、取之不尽的‘资讯’宝库，而单凭一个‘光说话的脑袋’能够以‘富有刺激性的’和‘新颖的’的方式说出一己之见即可。”〔1〕
文学不是看法和意见。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最好的看法和意见也是对复杂性感受的简化，何况充斥我们周围的看法和意见大都离最好远着呢。
“好的头脑应该像一丛乱蓬蓬的植物，而不应该像一种草。”法国的阿兰说达尔文描绘的世界所以展现了非凡的魅力，是因为那里面始终具有初生的概念的不可模仿的力量，而不是由失去了灵活和丰富性的一般和抽象的东西构成的知识。
而现在，连中学生也被鼓励、被强迫要表达看法和意见了。中学语文的专家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是“话题”式的。什么是“话题”式的呢？也就是要你的看法和意见。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学着独立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当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简化、甚至是取消他的复杂性感受了。那些已经成为能够发表各种见解的专家们，他们是大人，没有生活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怎么可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呢？这好像是危言耸听，可这真是危险。
文学生活怎么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么多的看法和意见是没有意思的。
以上是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编眼前这本批评选集，本来想用这篇短文的题目做书名，后来想想还是改用了一个正面表达的名字。不过序言却不想再另写什么了，虽然这本选集让我颇多感慨：这里面最早的文章，是二十岁时候写的，而现在，会有二十岁的人好奇，问问我年轻时候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也心虚得很，有时候会小心翼翼地向年轻人探问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并没有装老的意思，和我同龄的人大多也正活得年轻，我羡慕他们，也向他们探问意见和看法。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出）
注释：
〔1〕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
十年一觉才识梦
——《独立评论》与二十世纪初知识界
？ 李 峻
诞生于动荡的二十世纪之交的新知识分子，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由得不关心时事，不断地谈论政见，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权力靠拢，步入政府。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使知识分子深感震惊，普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以挽救时局，此时知识分子的参政理念是“新式独裁论”与“专家治国论”。这既反映了欲参政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官僚的区别，也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
胡适与丁文江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对“天下事”广发议论。丁文江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傅斯年呼吁“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1〕，为知识分子参政摇旗呐喊。但这些意见或主张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文人们只能另辟蹊径。
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了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在论争中，“新式独裁”论渐为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
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若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
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