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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想帮助青年接受德行的归化，从而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顾人们的讥讽和侮辱，慨然每天到人多的地方和青年人讨论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政治丑恶，这也是他招致小人和当权者忌恨的原因。苏格拉底正因为坚持信念而得到了最大的心灵自由，他的灵魂超脱了他的身体，超脱了这个世界。他追求德行，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德行，外部的原因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德行。所以他能从容坦然选择死亡，从判刑到行刑的三十天中，他寝食如常，神情安然，谈辩从容〔4〕。直到最后沐浴更衣，平静的饮下毒酒，并不忘叮嘱弟子代他向药神还愿——他相信他的灵魂会永存，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希望自己还要探索追求德行，因为他坚信灵魂应该到更高的境界。生死瞬刻间，还能整理仪容，从容交代，这就是人格的力量，而这种大写的人格正是出于对自己坚持的信念。惟有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才会有这等大勇殉道，才能如此从容平静，才能有如此的定力，真真是视死如归。后世无数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如米什莱、布莱尔、克鲁泡特金、秋瑾、谭嗣同，也都莫不是从容冷静地以选择死来表示对自己信念的证明。
然而这种因信而生的大勇却绝不是莽夫之勇，也不是愚昧迷信。这种大勇正源于深刻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什么？古往今来，先贤哲人都对它做了许多探究，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完成从而认识理性是什么，从来是并且永远是真正的哲学任务。”现代词汇“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实际上是很晚才出现的文化符号（我们可以在拉丁文ratio中找得到它的直接源头），但作为人类精神自我超越标志的理性却有着无法追溯的悠久历史。在这段远未终结的历史中，理性的内涵及作用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并在近现代文化中直接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从根本上说，理性的原初意义就是一种“洞见”和“观看”，也就是古老的“理论”（theoria），或者说是theoria的别样表达；理性作为“直观”的“努斯”（nous），开拓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机制。结合本文，我们可以把理性界定为对认知的热诚追求加上活泼、进取、超然、客观的批判思维方式，可以这么概括理性，那就是认识与批判。伽达默尔认为理性的主要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性的“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意义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批判性的理性〔5〕。雅斯贝斯认为理性永远不会变成必然会限制自己和固定自己的那种占有性的认知作用，“理性粉碎了狭隘的伪真理，消解宗教的狂热，它既不容许情感上的慰藉，也不容许理智上的慰藉。理性是‘理智所感到的神秘’，不过理性却在理智的一切可能性中发展理智，俾使它自己感到这个神秘是可以言说的”〔6〕。
苏格拉底一直努力想让人认识到人是不完美的，人必须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和实践才能接近完美，而这样做就必须用理性指导，执着的追求真理，并用自己的行为去实践真理。所以他以“从容赴死”的形式，证明自己的无辜和理性精神必胜，也向世人和历史宣布了走向极端的“雅典民主”不可磨灭的罪行。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预言家的口气对陪审团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7〕
苏格拉底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首先，他认为人是无知的，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才能获得知识；其二，他认为美德就是知识，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所以他呼吁人们关注自己的灵魂，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这样的人就会在这个世界面前感到谦卑，感到人的不完美，就会有所敬畏，就知道人是胜不了天的，就会更自觉地用理性来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
两千四百多年以来，文明的不断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破坏了带给人类生活意义的精神价值”〔8〕。
如果一个群体的传统里缺失理性，就缺失自省精神基础，又会怎样呢？这个群体的文化和传统会有缺失——正如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那种民主最后成为实际上的反民主一样，这样一个将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群体也一定会在其文化中因缺失理性而缺失人性，因为这样的群体只能相信人治，而人治的结果必然是否定理性、遏制思想自由。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里，民主的意义和价值往往被扭曲，成为野心家用来愚民的空头支票。另一方面，民众往往也会自觉地把一个处于最高位置的人神化，创造一个适应人治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始终如一的价值和道德观，只有一朝天子一朝臣民的投机乡愿心理温床。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里，忠臣的就义也就只是一种变相的殉葬，悲壮惨烈，然只是为一昏君或暴君尽忠而已，就如当年日本战败时，那些剖腹自杀的日本文武官员一样。
如果一个群体的传统文化里因为没有一个恒定的、有理性的信念，其成员就会自然而然怀着盲目的崇拜和忠心将所有希望和最高价值都交托给一个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那又会是怎样的呢？
苏格拉底的哲人生涯可以概括为对理性的信念和追求，而苏格拉底正是通过从容赴死体现了他的学说：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哪怕面对着大多数也决不盲从苟且。也通过他的死，他唤醒人们：人是多么狂妄虚骄，缺乏理性，如果不能自觉用理性来指导自己，人就会误用自己的热情，滥用自己的权力，把美好的理念变成闹剧甚至悲剧，公平正义资源也就得不到合理分配和利用。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人们为建立合理民主制度不断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雅典民主通过苏格拉底的死而成为后世的教训，唤起人们对非理性的警惕，民主制度才能不断的完善和改进，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哪一种民主制度是最完善合理的，但至少人们已意识到：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主宰一切，不是粗暴的铲除异己；对民主的热情不能取代对民主的理性执行，理想的民主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以包容多元为其内涵。
今天，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成为知识精英和草根民众的共同呼声，国际社会对一些极端行动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民主又往往是相对立的各派所用的盾牌和武器。因此，重温苏格拉底的死也仍然有现实意义。
最后借柏拉图《对话集》中菲多篇这章中的记录〔9〕，把苏格拉底临死前和弟子克里托作的谈话呈现给读者：
（克里托尽其所能的劝说苏格拉底不要放弃生命。他对苏格拉底说：放弃生命就如同放弃自己的孩子，使自己的孩子成为孤儿，从此无人抚育，无人教养。对此，苏格拉底作了以下答辩。）
亲爱的克里托，如果你是对的你的热情便是无价之宝；但是如果你是错的，你的热情越大则罪恶也越大。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我一向坚持依理性而行事的信念，不论这理性是否能使我处于最好的状况。现在是时机了，我不能把以前的理性撇开。——总之，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
说完这些，苏格拉底沐浴，然后平静的服下毒酒，并最后交代克里托不要忘记献上那只鸡。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7〕〔9〕《柏拉图对话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4〕（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5〕（法）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6〕（法）雅斯贝斯：《生存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8〕（德）P。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罗马公元前43年纪事
？ 曹瑞涛
在公元前43年的秋风里，拉文尼阿斯河中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上突然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第三天早上，三个黑影来到岸上，其中一个身材魁伟、面色阴柔的人站在一群士兵面前高声宣布：他们三人之间已经达成谅解，内战结束了！而此时罗马城内却是凶兆不断：豺狼飞走穿过广场，初生的婴儿开口说话，雕像流汗，凶险的声响不绝于耳……〔1〕
这就是史学家阿庇安记录下的关于罗马历史上形成“后三头同盟”时的场景，那个说话的人就是屋大维，另外两个人是安东尼和雷必达。不过在屋大维宣布和解时，他手上还捏有另一份协议，可是他当时并没有读。这是一份三人共同拟定的公敌名单，“他们把那些因为有势力而为他们所猜忌的人列在名单之内；把他们自己的私仇也列入其中”〔2〕。
当时名单还未公布，三人就已急不迭地先派刽子手进入罗马，不经任何预告、不顾任何法律程序，先杀死了十二位国家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西塞罗〔3〕。第一个被杀死的是保民官萨尔维阿斯，按当时法律保民官之职神圣不可侵犯，被授予最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将执政官下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知道厄运将至的萨尔维阿斯正在宴请他的朋友以作诀别，百人队长就带兵闯了进来，命令其他人坐在位置上不要动，然后揪住保民官的头发当众割下他的头颅，然后拎着头扬长而去，留下一群吓得哑口无言的人们守着无头尸首，直到深夜也不敢移动半步〔4〕。紧接着遇害的是大法官安那利斯和前任大法官图连尼阿斯，他们都是被自己的儿子出卖才被军队捉住的；然后轮到了大名鼎鼎的西塞罗，杀他的那个百人队长利那曾经在一次受审中被西塞罗救过一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利那狠狠地砍了三下才把恩人的头砍下来西塞罗是屋大维恨之入骨的仇人，他的头被屋大维带在身边很长时间，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放在桌前边看边乐〔5〕。自此杀戒大开，名单中开始只列了十七个“公敌”，然后又增加到一百三十人，以后又增加了一百五十人〔6〕，名单越开越长，最后被处死和没收财产的元老大概达到了三百余人，而被处死的骑士约有两千人。这些人中有几位是当年恺撒的敌人，大多数是“后三头”的政敌，到后来只要是和他们有意见的下属、同僚甚至是亲戚也被列入名单〔7〕。
尽管实际里杀起人来不讲什么法律、程序，但杀人的理由却是冠冕堂皇的，在宣布“公敌”的文告中声称他们三个人是“受人民的推选以整顿共和国，……那些曾经危害恺撒的人的害人的恶念是不可能用仁慈平息的，因此我们宁愿先发制人，而不愿遭到他们的毒手”〔8〕。可是杀害恺撒的人差不多都被收拾干净了，罗马城里所谓“危害恺撒的恶人”就算有，也一定是寥寥无几，而庞培一党也早就亡命海外离罗马遥遥千里，说得那么危险的敌人到底在哪呢﹖于是文告里搪塞一句：因为“三个人的敌人必然会比一个人的敌人要多些的”，而且对于杀这么多人的目的，“三头”解释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罗马的公民们的利益，正和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因为我们继续冲突的时候，你们都必然会卷入很大的危险中，同时我们也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安抚我们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军队已经受到侮辱，受到刺激，被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宣布为公敌了。”〔9〕杀人的目的成了为被杀的人好，随意杀人的士兵成为受委曲的受害者，全都倒了过来！
比起士兵滥杀的恐怖更大的恐怖还在后面，现在不只是军队有权杀人，只要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不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头砍下来去领赏，告密的人也可以得到同样多的奖金，而且“后三头”还会为杀人和告密者保密〔10〕。当士兵杀人时，人们还只是惊慌，虽然个个像城市被敌人攻陷时一样哭泣着跑来跑去，但还知道只要躲开那些屠夫就是安全的，可现在人们“害怕家里人甚于害怕凶手们”〔11〕，以前的家园成了危险无处不在的地狱，而陷害自己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仆从，继法律秩序之后道德秩序也开始崩溃，一些人成了人人打击的对象，另一些人则在变成凶手，杀人、卖友、彼此倾覆代替了亲情、同情和正义，人人自危的局面下只有向“后三头”表示忠诚才有活下来的可能，除此之外什么样的道德行为也不能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生命。
罗马在早期经历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