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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才有活下来的可能，除此之外什么样的道德行为也不能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生命。
罗马在早期经历过一段王政时期，后来国王被驱逐，罗马又恢复了民主制，这一过程和希腊经历的僭主时期有相似之处。希腊城邦在其发展中也大都经历过僭主的统治，但是这些僭主们总是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和他们自己家庭的荣耀，政府的主要政治原则就是安全，他们治下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后来斯巴达发兵镇压了包括雅典在内的许多希腊城邦中的僭主，使城邦恢复了原始的民主制〔12〕，从此希腊的气氛才为之一振，开始处于上升状态中。那个时代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差不多，尽管罗马以后成了世界帝国，但当时还只是个城邦式的国家，相邻的城邦都很近而且各自的农地都不大，加之生产水平低下，所以都面临着生活基本品短缺的问题，罗马人尤其受其侵扰，因为“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13〕。所以打仗成了罗马的家常便饭，而一个靠战争才能生存的民族如果依赖光为自己着想的僭主一个人，那在战场上自然是败多胜少。因此，这样的城邦需要两件精神盔甲才能使她活下来，一件是城邦民主制，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用一群脑袋而不是一个人的脑袋来打仗；另一件是这种民主制中所生发出来的城邦爱国主义，只有出现了这种精神，每个人才能以城邦为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意志，才能同仇敌忾，在城邦的安全和繁荣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罗马变得坚强勇猛，当年她在赫拉克里亚战役中被伊壁鲁斯国打得一败涂地后，伊壁鲁斯国王曾派使臣去罗马劝降，罗马人的回答是：他们永远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敌人签订和约。当使臣无果而返时看到在罗马元老院发出征兵招示的门前，群众彼此争先恐后地参军，他回来后在国王面前感叹：“我们是在跟一条九头蛇作战。”〔14〕使罗马人成为打不死的“九头蛇”的就是这城邦民主精神与城邦爱国主义，从此他们开始了不断军事冒险和征服的事业，但是随着疆界的扩大，罗马的城邦精神却走到了尽头！
首先是马略在对付阿尔卑斯山外的日耳曼人的威胁时找到了办法，他从地中海地区招来更多的士兵，创建起一支以新的方式装备和训练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由大多数外籍士兵组成的职业军效忠于他们的将军，然后再由将军效忠于城邦。苏拉接着就发现了这种新型军队的双重作用，他不但用它来对付外敌，而且还可以用它来对付罗马城中的政敌。当苏拉在罗马获得独裁权时，他是少数，可是他却赢得了胜利，因为他手头有军队；相反在罗马城中反对他的人是大多数，可他们却输了，因为他们手头没有军队，他们只会在元老院里辩论〔15〕。同时，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得有人去统治，最好的人选就是那些打下它们的将军，于是将军变成了总督，在统治原先独裁者统治的奴隶时，他们不但没有把罗马的民主精神播散到他们之中，反而认识到对这些人最好的统治方法就是沿用以前主子的办法，这些将军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罗马公民的品性，越来越像专制国王，变得不再能忍受罗马民主制度的制约。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真理：如果罗马要统治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就必须结束城邦民主和城邦爱国主义，代之以效忠于今人的军队和唯唯诺诺的臣民，而做到这一切，前者需要恩惠，后者则须对内实行暴力和恐怖政策。
孟德斯鸠谈起专制政体时认为：专制政体需要恐怖，那里绝不需要品德，荣誉是危险的东西，只有通过恐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窒息一切野心，才会有安定；在这样的国家里，“老百姓应受法律的裁判，而权贵则受君主一时的意欲裁判；最卑微的国民的头颅得以保全，而总督们的头颅则有随时被砍掉的危险”〔16〕。不过孟德斯鸠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需要举例子时他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土耳其，似乎忘了还有罗马帝国，也好像根本不知道公元前４３年的那场大屠杀。
屋大维等三人当时的所作所为表明，罗马共和国是该向帝国时期转型了。但欲有帝国，就首先要制造出帝国的臣民，这样才能解构掉城邦民主和城邦爱国主义。如果说共和国的公民是在一场场把仇恨向外发泄的战争中铸造出来的话，那么臣民的制造方式却是把这种恨指向自己人，只有用迫害、恐怖、猜疑才能造出帝国的良民。
在公元前４３年的大乱中，“后三头”先是制造出大的恐怖气氛，要这样做再没有比破坏法纪、为所欲为而不负责任的行径更让人感到害怕的了。法律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它的作用体现在它身上的巨大精神力量，撕了这张纸片，也就把那种精神给杀死了。在他们之前，恺撒就带兵越过罗马法律里明令禁止军队越过的卢比孔河，过河前他曾犹豫了片刻，说道：“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往回走，但是，一旦我们过了小桥，一切将决定于武器。”〔17〕不愧是恺撒，一语道破天机，虽然是一道小小的河沟，可是跨过去，罗马的法律就完了，以后武力就是正义，强权即是公理“后三头”深谙其中道理，所以杀人不再经过程序，甚至鼓励士兵滥杀。法律没了，自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专制者满意的了。
然而仅仅破坏法律是不够的，破坏法律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要破坏法律之下的基础：公民道德。罗马曾经是一个军事民主的城邦，自由的战士在敌人面前傲慢、勇敢，这样的人要让他在国内安顺温和是不可能的，自由的品性就是大胆、冒险，如果一个自称为共和国的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安静无事的时候，那就可以肯定，在那里是没有自由的”〔18〕。所以为了帝国的安宁，就不可能让自由民的大胆存在，下一步就是杀人要杀得十分残暴，要让血淋淋的场面吓住心生怨恨的人们，要让他们的恐惧大于他们的仇恨，只有这样才能摧垮人们报复的冲动。因此要让士兵当众割下“公敌”的头颅，使所有的人被这血腥吓得胆战心惊；因此屋大维要把仇人的头带在身边，像个玩具一样时时把玩。
另外“忠诚”是一种美德，但忠诚却又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美德，在民主城邦中它是最后出现的一种美德，它出现时城邦的美德就完全了；同时它也是帝国的第一个美德，但当它第一个冒出来时，共和城邦里的一切美德就全都玩完了。在共和时期，罗马的将军曼利乌斯为了加强军纪，处死了自己的儿了，因为他的儿子不遵守他的命令而战胜了敌人〔19〕，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城邦的忠诚，而这是多么令人敬重的德行可到了公元前43年，许多人出卖自己的朋友、亲人，目的是为了向“后三头”表示忠诚，但这是多么卑鄙的忠诚啊而“后三头”公开鼓励这些卑鄙的行为，奖励那些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于是建立起来要百战磨练、百年孕育的德性，一朝之间便香消玉碎了！
国运建在士气上，士气又建在民风上，而消灭一种民风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击这民风培养出的士气。“后三头”一个又一个地扑杀国之重士、知名人物，之前有高尚的加图自杀而亡，后来遇害的西塞罗虽然地位低下，但依然是一种民风形式上的代表，杀死这些人，民无榜样，也就乱了方寸。挫折士气，民风跟着就败坏，帝位坐稳了，但国运从此也就一天不如一天，罗马的江山几乎都是共和国时期打拼出来的，到帝国时再无建树、只是处于守势，虽然也有过所谓的帝国繁荣时期，但就像米涅在写拿破仑加冕大典时所说：“这些以命令规定的庆祝，为专制政权的庆祝，一点也没有了7月13日第一次结盟节那种真诚、普遍、举国欢腾、兴高采烈的样子。人民对于专制政体所表示的欢迎，同他们当初对自由的欢呼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那时国家是多么衰敝。”〔20〕再以后我们都看得到帝国的积弊一天天显现出来：残暴懦弱的君主，乌合之众的臣民，无法无天的军队，结果任何一个被东方游牧民族赶来的野蛮人都可以冲进这个当年威震天下的城中抢劫一番，而这些苦难的种子里也许就有许多是在公元前43年时种下的！
注释：
〔1〕〔2〕〔3〕〔4〕〔5〕〔6〕〔7〕〔8〕〔9〕〔10〕〔11〕（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下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16～318、319、319～320、328、328～331、319、321、323、324、325、327页。
〔1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15页。
〔13〕〔18〕〔19〕（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51、10页。
〔14〕（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9～50页。
〔15〕（法）巴洛：《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6页。
〔1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27页。
〔17〕（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页。
〔20〕（法）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56页。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 姜广平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惟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惟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以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2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四年（1893年至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但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无庸置疑，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的高贵。柯秋科夫这样解释：“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作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