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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创作诗歌的经历。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
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赫金与斯大林扭结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加强对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统治，这种集权思潮波及到论述宗教、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参与A·A。梅耶组织的“复活小组”受到牵连，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后于1936年刑满释放。这件事似乎与斯大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巴赫金在五十年代《斯大林语言论》问世之后，曾被要求在公众场合发表他对《斯大林语言论》的看法，而五十年代，是巴赫金话语类型论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众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统治苏维埃语言学达二十年之久（1930年至1950年）的“马尔学派”神话，因《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论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破灭。这之前，任职于摩尔多瓦师范大学的巴赫金因公务需要，被要求提交关于论述《在I·V。斯大林论述的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这一学说基础上的对话性话语的问题》的报告，五十年代初，巴赫金余兴未了，又撰写了《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的正文和相关的笔记存稿中，有巴赫金对斯大林论文中的有关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时还选取了论述斯大林论文的其他论文中的间接引用部分。有了这样的前提，巴赫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
从这一点看，至少斯大林在语言学上的论述是与巴赫金有着某种“同声期”的。〔2〕
在《巴赫金著作全集》出版之时，编者们出于对死者遗愿的尊重，将其中的“低级、庸俗”和“个人崇拜的痕迹”删除了。但是，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删除，毕竟，巴赫金的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即使删除了某些痕迹，仍然还零星地分布着斯大林论文里的东西。《言语体裁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左琴科。
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曾有一篇《列宁和哨兵》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然而就是这篇文章给左琴科带来了麻烦。左琴科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最初他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但左琴科担心捷尔任斯基认为是影射他，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斯大林便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事隔多年，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日丹诺夫的这篇报告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3〕。
再看看帕斯捷尔纳克。
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的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这位“朋友”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干得很出色，他操持着一个大国，对所有人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诗歌的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一次否决权。
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苏维埃制度，于是全苏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被愚弄了的苏维埃公民愤怒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要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向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但诗人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从此，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4〕
帕斯捷尔纳克毕其一生极力靠拢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也即在1960年5月30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1922年托洛茨基下令把包括一些作家在内的学者约一千人用船遣送出国，这条船被称为“哲学家之船”。这些人中有库普林、吉比乌斯、台菲等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重要作家蒲宁则于1920年红军快到敖德萨时与白军逃到国外了。
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并不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后，他们大多数留了下来。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人。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日丹诺夫骂为“婊子”，受尽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为写《日瓦戈医生》饱受打击与迫害。布尔加可夫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1940年不到五十岁就死去，很多作品当时未得发表，大部分作品是在1987年以后重见天日的。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心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表示拥护，这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但并不受重视，也没受到重大打击，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等。
与斯大林走得非常近的作家大多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在苏联文坛出尽了风头，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考涅楚克。
除了上文提及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外，我们再看一看索尔仁尼琴吧。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服过兵役、受过嘉奖，卫国战争期间入伍，两次获得勋章，大尉军衔，他经常在与挚友的通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信被克格勃检查发现有对斯大林不敬之词，在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被抓了起来，在狱中关了八年。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再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被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二十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扳了一次手腕。在作家当中，肖洛霍夫比较幸运，就像那年他去打猎时，竟然在打到一只野鸡的时候也打下了一个诺贝尔奖一样。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百万人横尸遍野。斯大林政府却“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二点六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五点五万人受审，二千一百一十人被枪决”。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5〕
然而这位在政治上“无知”的作家，显然命运好过了其他作家。斯大林就这样放过了他，这倒是令人费解的。
注释：
〔1〕郑体武：《诗人斯大林》，《译文》2002年第2期。
〔2〕（日）北冈诚司著：《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龙飞：《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迫害引出斯大林接班人之争》，《天津日报》2004年4月19日。
〔4〕〔5〕陈世旭：《古怪一族》：《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吻完就擦嘴
？ 老 圈
对于嘴巴这个生长在身体比较显赫处的器官，我们能够说出它的前两种功用——讲话和进食，其最后一种功用却往往被忽视或规避，那就是亲吻。从《诗经》开始，女人在文人士大夫的笔下，不过是个衣服架子，不过是一袭“红袖”。对于女人身体本身，他们关注的是衣服外面的那几个部分：眉毛、手指和脚跟，间或涉及嘴唇，也只是作为一种美学幻觉，默念一下“樱桃小口”这个词你就会明白。
其实在整个东方语境中，嘴巴的这一功能早已被遗忘。大约一直到启蒙运动，东方人才惊诧地发现：嘴巴居然还可以用来亲吻！
吻这种行为甚至在最低等的动物种群中间都可以发现，它的确不是人类专属。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是由猴子变异得来，故要考察人类接吻史，必须先行考察猴子接吻史。众所周知，人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记录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如结绳，比如刻石，但猴子却不行。猴子可以撒尿圈住自己的地盘，却无法让后代知道一个月黑风急的晚上他在跟哪个母猴过夜。
猴子也是变异得来，它的前代比它蠢笨得多，所以它们的接吻史我们更是不可得而知之了。在这一点上，人类跟他们的祖先猴子有些相似，不同的是，猴子通过撒尿圈占地盘，而我们通过命名或定义强暴万物。在《接吻的历史》一书中，丹麦人克里斯托夫·尼罗普为我们搜集了对吻的千奇百怪的定义。
对吻的定义始于诗人们，虽然那些定义在严格的以研究接吻为职业的学者那里显得不值一提。可以这样说吧，有千百万个诗人，就有对吻的千百万个定义，这些定义或含蓄，或奔放，或诞之于一次贵族晚宴，或诞之于月光下的向日葵地，或被涂上美宝莲口红的色彩，或字里行间都透出糖蒜、大葱以及牙齿上隔夜韭菜的味道——但无论如何，它们都逃不出保罗·弗莱纳的方式：吻，就是为在燃烧的心中唱着的恋曲而在牙齿的键盘上奏出的火辣辣的伴奏曲。
对吻的声音做过详细研究的是奥地利人W。冯·肯伯伦。他根据声音把吻分为三类：热情洋溢、回肠荡气的吻，细致和柔弱的吻以及令人恶心的咂嘴声。肯伯伦的做法虽然不失科学，但显然不比一句德国谚语更有创造力：接吻声听起来就像一头牛把他的后蹄从沼泽中拔出来的声音。
保罗·弗莱纳说吻是一种伴奏曲，是基于心中的恋曲在牙齿上奏出的伴奏曲，可见他没有为友谊之吻、礼仪之吻、爱怜之吻、敬重之吻、和平之吻甚至并非基于爱情的男女之吻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