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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年方三十一岁，以现今的标准而言，几乎还是一个青年。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这个年龄显然有些稚嫩，质言之，不大容易服众。他出身于北大，由于蔡元培先生设法而获得上海实业界巨子穆藕初资助，得以远赴美欧，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及柏林、巴黎和伦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留学旁听，却不曾读得正式的学位，在这一点上，他与好友傅斯年颇为相似。
罗家伦考入北大之前，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在此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后来又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这层渊源关系在他于五四前后展露才华后似乎得到某种“升华”。1926年他留学归来曾短时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的同事方东美明显感觉到罗“对政治有某种抱负”。不久，北伐军起，罗随即进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文告及文章，不少是由罗氏执笔，其后他又担任了权力极大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济南事件”中曾经受命作为“军使”与日军严正交涉。显然，罗家伦已经成为新政权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北伐军进入北平，重要的教育机构清华的校长人选必定是个“非常人物”，据说各方推荐的人选一时竟有三十余位之众，清华教授赵元任亦在其中。罗身居权力核心，又得到大学院长蔡元培提名推荐，于是拔得头筹。正因如此，有的清华学生认为“罗家伦是假政治势力来长校”。
即令如此，清华师生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心疑惑之后，对这位“新兴势力”委派的校长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欢迎姿态。久经内战和动荡的北方学府瞩望积极的变化和安定，知识界对南方的北伐也大多抱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罗家伦本人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声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代理校务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及全体学生迭电南京，催促新校长到校视事。鉴于由清华校友组成的“清华同学会”部分人提出“清华人治清华”以阻隔罗任校长的言论，清华大学（在校）学生会特别发表宣言：“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之来长清华，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以示其立场与前者有别。学生会代表傅任敢等还专程南下晤罗，商议“清华基金绝对独立”、“完全收归大学院管辖”、“裁撤冗员”、“免除学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希望罗以全副精力办理清华”。罗答复：“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同时表示，要多聘好教授来校，拟聘胡适、钱端升、吴正之等，还要在“本学期恢复军操，同学应受严格军事训练”。对此，学生代表并无异议。罗家伦到校就职的演说题目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显示出以学术为本、将学校带入新发展阶段的终极意愿。
他上任伊始，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现有教师四十余人中得到续任聘书的只有十八人，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教师被解聘。另行增聘的近三十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者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学科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虽然此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罗家伦却不为所动，声言“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他为清华求良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亲赴天津说服任教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来清华一事，其执拗与强行突破的作风，令世人印象深刻而感慨再三。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教师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张子高、翁文灏、萨本栋、杨武之、张奚若、邓以蛰等。
旧时的清华学校有一特殊现象：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这是由于学校归外交部管辖，校内的许多职员原本是外交部的官僚，其来头比一般教员要大，他们掌控着学校的实权，在工资和生活待遇上往往高过教师。当年校内的称谓乃是“职教员”，也可谓实至名归。罗家伦来校后发现，“职员人数过多，地位权力太大”，职员数比国内其他高校几乎多出一倍，职员薪金竟有每月四百元者，高于多数教授的收入。尤有甚者，作为“清华最高机关的评议会及各委员会，其中主要成员，大多为各部职员，而非各系教授”。从近代大学的“通例”来看，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他随即裁撤冗员，将职员数由九十五人减至七十二人，当年度职员薪水总额实际削减一万五千九百余元。与之相应，有效地改善教授待遇，一定幅度的上浮教师薪水，拟定正教授的薪俸以三百六十元至五百元为度。罗家伦意识到，“清华要想吸收一部分人才，势非亦改善教授待遇不可”。不仅如此，他在到校两个月后便召开了第一次教授会，同时选举评议员，以便组成新的评议会，从基本体制方面推进教授治校。经过这样一番转换，原先的“职教员”也就渐渐地改称“教职员”了。
二
冯友兰所说的罗氏在清华推行“军事化”失败得最彻底，是指罗家伦到校半年内对学生厉行军训，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罗氏在清华最终落得“恶名”，与这一败笔大有关联。清华的资金来源独特而雄厚，使得那个时代的该校学生每人每年要耗用校款约一千二百元，而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学生每年耗用的校款仅约三百元，社会上视清华为“贵族学校”也就不奇怪了。罗家伦所提出的“平民化”，显然是有的放矢。然而，清华学生活跃而又具有实力，他们在罗家伦来校前夕晤谈时希望他“办学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同学意见”，罗答称：“办学当然以学生为前提，同学正当意见极愿采纳，惟当避巴结学生之嫌。”所以对学生提出的“全体免除学费”的要求，他未能接受，主张“学费照收，收后保存，专用于津贴贫寒的优秀学生”。而事实上，罗到校后还是部分的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将每年四十元的学费减为二十元。〔1〕不过，即使这样，学生们似乎也并未领情，两年之后，校学生会代表大会进而要求“校务会议”（已暂无校长）将学费减至每年十元，甚至“请求毕业后不问成绩优劣，免除入学试验，径入研究院肄业”，致使维持局面的校务会议“殊穷于应付”。面对如此强硬的学生壁垒，罗家伦的厉行军训计划难免要一败涂地了。
迄今所见有关罗在清华组织军训的记述，几乎都像是一幅漫画：校长、教务长等身着军装，足蹬马靴，指挥着一队队慵懒而不甚情愿的学生，稍息、立正、开步走！本来文绉绉的师生偏要模仿赳赳武者的威猛，看上去滑稽又荒唐。而实际上，这样的军训活动也确乎发生了“正戏反唱”的效果，非罗氏意料所及。当军训刚刚开始两周的时候，罗写给学校董事会的报告称：“大学实行军事训练，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议案，也是政府教育的方针，同时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目的在养成学生守纪律，重秩序，整齐严肃，能令受命，坚忍笃实，急公好义的生活与品性。每周除操场演练、野外演习外，并授以军事学科。日常生活，亦略仿军营，分全校为四个队，每队设队长一人，上置大队长一人。队长与学生共同生活，早晚点名，按时作息。男生敬礼起居休假等，均须有一定规则。平时一律穿着制服，女生另亦有规定制服样式。家伦个人与教务长在校亦常着制服以为表率。”〔2〕显然，罗家伦挟“国民革命”的余威，带着一路北伐的征尘，以少将军衔的身份入主清华园，在那“革命思潮澎湃之秋”，他还沉浸在“战场政治”的思维之中，自然要给处在“转型期”的清华师生注入某种活力。
可是，学校不同于军旅，学生有别于士兵。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作为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竟犯下如此“低级错误”，殊不可解，这与他的恩师蔡元培在北大的一番作为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却惊异地发现，罗家伦在清华厉行军训的做法，与蔡元培的思想主张有着清晰的内在联系。且不说蔡先生在北大组建“学生军”的壮举，即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落幕，蔡远走欧洲的1924年冬，他在写给罗家伦等人的信中谈到“救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计”时，明确主张：“此事非普及平民教育，于普通简易教育中参入军事教育，不能收效。入手办法，只能先从在校学生训练起。若在校之教员、学生均了解此义而实行之，则由学校而推及商工农社会，十年二十年以后，或可达到目的。”〔3〕在此，人们看到了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以贯之的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底蕴。罗家伦所说的大学实行军训乃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之议案，而此次会议的主席即是蔡元培。后人评说罗氏军训之举全在推行“党化教育”，多少有些简单化和偏于从政治评判上立意。
清华军训这出“喜剧”的主要节目乃清晨六时开始的早操，最初学生们尚觉得新鲜有趣，可是冬季来临，夜长日短，受训者也就不胜其苦。校方宣布，早操无故缺勤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便要开除。据说，已经被北师大录取的张岱年仰慕清华之名，投考进入清华，偏偏遇上严格的军训，不堪辛苦，改奔北师大去也。在同学中具有“名士”做派的沈有鼎起居散漫，早操缺勤累计已达八次，临界开除之际，忽传早操取消了，有如得了“大赦”一般。罗家伦的军训实在推行不下去，勉强硬撑了两个月，只得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使得罗校长在学生中的声名增添了不少负面效应，以至被视为其后来遭驱逐的一个“远因”。
三
与在军训问题上不得不“妥协”相反，罗家伦在清华上演的一幕“大戏”——基金妥善保管和“专辖废董”抗争中则经过顽强地高层运作，以元气淋漓的表现而大获成功。1929年4月，清华大学董事会否决了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罗断然辞职，其辞呈中抱怨：“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很明显，清华的这种特殊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学校发展的瓶颈，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破除。在这一点上，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诉求完全一致，师生的代表从侧翼助阵，而中心攻坚的角色则非校长罗家伦莫属。他已下定决心：“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他首先于辞职当日，在上海各大报章发表长篇谈话，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两部会商此事。会前，罗家伦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清华基金的实情，进而提议该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这样，即使基金摆脱了长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长支配所带来的误解，对此美国公使欣然认同。于是，两部会商顺利通过了这个方案。至于促成清华专辖教育部，罗家伦意识到，在行政院会议上，教育、外交两部的部长为避免争持，极可能采取折中办法而于事无补。为此，他巧妙地绕过行政院，向教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更高一级的国务会议成员戴季陶、陈果夫说项，由二人联名提案，罗又事先争得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与会大员的首肯，致使清华专辖教育部的议案在会上一举通过。至此，两部共管所产生的清华董事会也不复存在。
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种“非常手段”，后来罗家伦曾有一番自白：“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担当、勇于任事的人所说出的话。难怪教育部长蒋梦麟在挽留罗氏请辞的训令中称“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实属不易多见”。就是后来执意反罗的清华学生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也不得不承认：罗氏“想要办一个完善的清华的诚心，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从罗家伦上演的这一幕“大戏”的结果而言，最大的赢家除了清华自身，大概当属教育部了。由两部共管变为一部专辖自不必说，代管清华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1929年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