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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当然，毛泽东也有时运用贬损性反语。例如，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
驳斥蒋介石要求他的军队要有“确实的保障”时说，他的军队是买办地主阶
级的命根，但是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这里的“可恶的”
是站在论敌的角度讲的，实际是“可爱的”意思。这种反语比较少见，更多
的是那种亲昵性的反语。论敌本来是可气、可怒、可恨的，但他却经常称论
敌为“可爱的”、“亲爱的”、“我们的”。例如，他常称政敌蒋介石为“可
爱的蒋总统”、“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称孙科为“亲爱的院长”，称艾
奇逊为“可爱的洋大人”和“好教员”，等等，这些亲昵的字眼儿，都是反
语，具有鲜明的讽刺性。
⑥可能性虚拟
毛泽东对某些反面对象进行讽刺的时候，常常超出正常人的思维，把事
实上属于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这就是可能性虚拟。他的语言中有不少这样
的情况。人，一般不能分为两半，而他却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引权
延赤编《领袖泪》）；有些人写文章不注意内容间的本质联系，喜欢搞“甲
乙丙丁、ABCD”式的形式主义，把文章弄成“中药铺”，他讽刺说：“幸亏
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
（《反对党八股》）古人和外国人不可能为了人们“开中药铺”而事先造好
那许多符号，而毛泽东却偏说是“替我们造好了”的。他的这些讽刺性语言，
都是建立在事物的不可能基础上而虚拟出来的，因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幽默
感。当他用这种技巧讽刺论敌时，往往虚拟得很具体。例如在1940 年他警告
反共顽固派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
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
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
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为了讽刺反共顽固分子，毛泽东设想出一个奇妙的细节：让他们做一个决议
案，在决议案上写什么内容——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由于细节设想得具体，
所以显得讽刺性很强。
毛泽东所运用的这种虚拟法，很接近于比喻法，但又与比喻法不甚相同，
它没有明确的本体、喻体，更没有喻词，他是把可以作比喻的事或物，当作
真的情况来说。这也是毛泽东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技巧。
毛泽东对反面事物进行讽刺，除了运用专门用于讽刺的方法之外，还经
常结合其他技巧，因而更能增强其语言的讽刺性。下面仅用一例就足以说明
这个问题。前文提到，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
最低生活水准”，对此，毛泽东讽刺道：
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
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
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评
战犯求和》）
这段话的讽刺性十分强烈，其原因就是不但运用了专门作为讽刺的反语技巧
（“可爱的”、“美好的”）和过分赞誉技巧（“总统”），而且还运用了
摹状法和夸张法进行讽刺。“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数语，既是
摹状，也是夸张，“罪该万死”一语，也是夸张。这样，就使讽刺的内容又
增强了形象感，因而显得更有力量。
3。风趣性形成的原因
以上我们从正面性风趣和反面性风趣两个方面评述了毛泽东语言的风趣
性特点。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的语言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灵活的风趣性特点
呢？第一，因为毛泽东的胸怀和见地高人一等。一个人的胸怀宽阔与否和见
地远大与否，与其语言的风趣性成正比。周谷城曾与毛泽东谈过关于风趣的
问题，周说：“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
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周谷城传》）。这话带有哲理意味，有一定
科学性。林纾也说，“由见地高，精神完，于文字境界中绰然有余，故能在
不意中涉笔成趣”（《春觉斋论文·风趣》）。林纾的这番话说得就更具体、
明确了。由于毛泽东胸怀、见地（含智慧）过人，他的语言的风趣性自然也
要过人。第二，毛泽东永远自信。必胜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引
导着他。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前者为主导，后
者为基础。为此，他确实能够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尤其是他的“败不馁”
的精神更为突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看到光明，看到成绩，提高
自己的勇气。在这一点上，他和列宁一样越是遇到困难或失败，却越反倒使
他“精神倍增，鼓舞着自己的信徒去作新的战斗，争取将来的胜利”（斯大
林语，见《论列宁》）。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讲过这样一则故事：解放战
争初期，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与敌人回旋，由于形势紧张，环境恶劣，战士
们在一段时间里，只能天天吃煮黑豆。毛泽东说：
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
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引权延赤编《领袖泪》）
多么风趣的语言！眼前的困难那样大，却说得那样轻松。如果是一个六神无
主、目光短浅、眼前一片黑暗的人，能够讲出这样风趣性十足的话语吗？又
如，在抗美援朝期间，对手据说是从未打过败仗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毛泽
东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当讲到具体作战方法时，他说：“办法是钻洞子。。。敌人攻上来，我们就
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
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团结
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敌人再强大，也是“铁多气少”，最终还会失败；
你占了“上面”，我还有“下面”，用“土办法捡洋炮”，这些语言仍然是
那样轻松幽默。基础是什么？当然还是出于毛泽东的自信。第三，毛泽东语
言的风趣性，在形式上说，完全是出于自然，并非有意为之。从上面众多的
例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专门为了风趣而风趣，而都是带有一定的随
机性，不是事前设计好的，因而毫无做作之嫌。也只有这样的风趣性，才能
产生生动的效果。林纾说：“风趣二字，当因题而施，又当见诸无心者为佳。
若在在求有风趣，便走入轻儇一路。”据人介绍，毛泽东讲话时，大多数情
况下，只有一个粗略的草稿。他不习惯于照本宣科。理解得不深刻的事理，
他不讲。他写文章，也总是针对现实具体问题独抒己见，从不落入他人老套。
这样，其风趣性也就随着内容的自然阐述而任意挥洒了。这是毛泽东语言风
趣性形成的又一个原因。
三通俗性的特点及其技巧
如果说传统性和风趣性是侧重于内容方面的特点，那么通俗性则是侧重
于形式方面的特点。
1。通俗化的主张和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位真正为革命、为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除了填词写诗是为了自我消遣，少量书信是为了个
人私事以外，他所写的全部文章和全部讲话，基本上都是为了指导革命和工
作实际，读者和听众主要是全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当然，也包括较高文化
层次的知识分子在内，有时也指敌人和外国人。当时，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文
化水平不高，要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就要求文章和讲话
以通俗易懂为原则。因此，毛泽东主张写文章和讲话要“大众化”，反对“小
众化”。他既反对旧八股、洋八股，也反对“老鸦声调”式的“党八股”，
反对“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反对“尽量简古”。有时，他还特意指点人
们如何才能使某个具体问题解说得通俗易懂。比如，他在一次报告中告诉人
们，怎样解释“机会主义”这个概念，他说：“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
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
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04
页）毛泽东是多么重视通俗化的问题啊！
毛泽东不仅主张语言风格的通俗化，而且始终不渝地实践自己的这一主
张。他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可以说是通俗性语言风格的典范。只要
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没有人读不懂听不懂的。即使是那些高深的马列主
义哲学道理，即使是那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只要在毛泽东的笔
下写出和口中说出，都会显得格外明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谈他对
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毛泽东讲活，总是用“苏格拉底式”的，用“自然而漫
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看起来很随便”（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
毛泽东》）。白危在延安时写的《毛泽东印象》中说，“当跟他在一起生活
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他像是一个最慈蔼的教师或保姆”，“他能够用最清显
的言辞来解释最深奥的哲学，用大众化的口头语来解释辩证法”。白危还举
例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演中如何解释和对待民主：
朱德管八路军，他的马伕管他的马，一个管整个八路军，一个只管一匹
马！朱德还有马骑，可是他的马伕，就只管了这匹马，岂不是一点也不民主
吗？其实不然，朱德不但要骑马，而且要骑一匹好马才算民主。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指挥官，骑了蹩脚马跑不动，误了大事，岂不糟糕？（转引1989
年第5 期《资料卡片》）
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语言，有谁还能不理解什么是民主、不明确应该怎样对待
民主这样的问题吗？可见基辛格和白危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
当然，最能说明毛泽东语言风格具有通俗化的特点，还是应该由他写的
文章和讲话来证明。我们在后文评述毛泽东运用设问法的内容中提到，他习
惯运用重叠设问法。这也属于通俗化语言的运用。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同时用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两个设问句的方法提出呢？那就是考虑到了他的读
者或听众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不同的缘故。运用设问法一般都能起到增强语
言鲜明性的效果，然而，如果设问中提的问题难懂，其鲜明性也未必都能增
强。毛泽东在这样的细微末节之处都能这样为读者或听众着想，就更知他对
通俗化问题是如何重视了。
应当格外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实践活动指导性越强的文章和讲话，其通
俗性程度也越强。例如，他写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两篇文章，都属于哲学论文，内容也都是写实践第一、思想认识对实践依
赖关系的问题。应该说，这两篇文章都是通俗的，一般人都能读懂。但稍作
比较，就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更通俗。这是因为，首先，后者比前者设问
句用得多，后者的标题和开头都是设问句。前者的标题比较文雅，而后者的
标题比较浅近。后者开头使用设问设答引出中心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
从实践中来”），开宗明义，而前者仅提出一个问题（人们没有解决正确的
认识依赖于实践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提得也很明朗，但不如后者提出的
观点更为明确。其次，后者哲学术语比前者用得少。前者包括标题和引文在
内，用的术语有：“实践论”、“社会性”、“变革实践”、“自在的阶级”、
“自为的阶级”、“抽象”、“科学的抽象”、“绝对真理”、“相对真理”、
“知行统一观”，等等。虽然这些术语都属于最基本的概念，但仍然使其内
容显得理论色彩较浓；而后者这一类术语极少出现，本来可以使用术语的地
方也都改换成了口语。如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代替了“客
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用“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代替了“主观唯
心主义的产物”，等等。二者为什么在通俗性上要有这样大的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