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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最高级之国家，而朝野所龂龂以争者，尚在政教分立之事，然则古之时，可想见矣。
此二公例，所赅甚广，然非甚深难明，依历史及现实所有言之，真正国家而外，社会实有此二级。但以其治制不精，国家思想甚薄，讲此学者，往往置之，以为无与政治之数。我辈既以天演术言治，自不能置初级程度不言。且使置宗法不言，则今日所见于非洲之北，亚洲之西，其中各家族社会，何以处之？若夫神权国家，则土耳其回部，及西藏等犹在。此等社会当极盛时，实且不言种族，而专言信向。如回教之法，但使崇信哥兰，便为平等法嗣，祸福同享，生死相依。故自回教观之，天下只有二种人：回教非回教，但是回教，皆兄弟也。
故类别国家，第一层先分三种：真正国家，一也；宗法国家，二也；神权国家，三也。其西字为1、State，2、Tribe，3、Theo－cracy。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合也以同利益故，同保护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假使所身属之团体有所急难危险，人人自揣，其为救必惟力是视，乃至毁家亡躯，在己既所心甘，在人亦以为荣誉。其胶结之固，必有如此而后可称国家。
雅里氏之分国家也，以治权操于多寡为起义。吾人之分国家也，以其所由合者为起义。如此分法，不特函括无遗，且与科学分别种类之理最合。何以故？因科学于物，所据以分类者，应取物中要点为之基。治权操于多寡，其关系国家之理，自不及于所以为合者，是以吾法胜也。惟国家类别，与他有机体类别不同，如动物首分有脊无脊。无脊之物，如欲进步而为有脊，于天演界中，不知当经几劫而后能。若夫宗法国家，欲进而为军国国家，固有经千载而未能，亦有历百年而即至者，但看事势所遭如何。故前言三种国家，直无异言同此国家，而有三等天演阶级而已。非绝然三物不得相企者也。尤有异者，所言三种，往往同时并见于一社会之中，而论者但取其最显著者，定其应归何类。以言之？譬如英伦，可谓程度最高之军国国家。军国国家所以为合者，由于保护利益。然问英人以彼之所以为合，则盎格鲁同胞之意，几人人横亘胸中，故其俗谚有云：“血之为物，必粘于水”。此其意即云，同种之人，终较外人为亲也。至于宗教之异，情尤显然。彼不但与多神象教为别甚深，即与回回、犹太等宗，甚至同本异支之基督教，亦立甚严差别。是故我辈称英吉利为军国国家，不过取其实行最著者为言。至于其实，则宗法、神权二者于其社会所以维系其民者，犹有至大之爱力也。
察深演国家，现象如此。乃反观浅演，其现象又何如？将谓当为宗法、神权国家之时，所谓保护利益之义，凡今日军国国家，所据以立国者，当其时乃无有乎？此虽浅人，有以决其不然也。夫宗法、宗教二物之相入难分，前既已言之矣。此如东方诸国，即如我之支那，其中宗法、宗教二者，几如一物。故孔子有言：“知郊禘之义，治天下如视诸掌。”盖吾国人鬼天神并重故也。且天子当阳，动称以孝治天下，则此邦之为宗法社会而即以宗法为神权，虽有百喙，殆难解免。然遂谓四百兆为合，无有相为保护，同享利益之意，此其说又不尽然。考古社会之将变也，设有人焉在上为政，或在下持论，而谓国家所为，宜特重保护利益之旨，而轻蔑宗法、宗教者，其人必为守旧之人所痛疾，甚至其身不免刑戮，若秦之商君，其最著者也。中国如此，外国亦然。而群目主此义者为Utilitarianism，译曰功利派。虽然痛疾之矣，而无如所值之天时人事，交迫俱来，诚欲图存有不变其立国宗旨而不得者。外有敌国强邻，内有贼民民贼，其民人有屠戮之惧，其国土有蹙削之忧，甚且为人所全胜而克服之。于此之时，全国之民身与子孙皆奴虏矣。是故除非一统无外，欲为存国，必期富强，而徒以宗法、宗教系民者，其为政，轻重之间，往往为富强之大梗。于是不得不尽去拘虚，沛然变为军国之制，而文明国家以兴。证以东西历史，此说殆不可易也。
是故三等之异，在程度而不在性情。而所谓草昧，所谓文明，即以此判。由草昧以至文明，其中阶级，皆国家所必经之程。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
曰宗法，曰宗教，曰国家，以斯三者所以为合之不同，其立国之形制亦异。是三者皆本诸天演之自然者也。虽然，吾今更问诸公，观历史与今世现有之国家，将无逾此三种者乎？抑更有其余，而为吾辈所未及者耶？
窃料诸公于此无难置对。诸公将谓，在欧洲，如并兼以后之罗马，如现时之俄国；在亚洲，如元代之中国，如现时之印度。不识于前三者，果何属也。其国家之成立，其民人之相结，非由同种甚明，亦非由宗教之同其信奉，若云保护利益，则弱肉强食者，不知有何公共之利益，有何相为之保护？而罗马、而俄罗斯、而元、而印度，不得谓非国家也。果使国家为有机之生物，此正如封豕长蛇，吞鹿象而入其腹中，徐徐转化之为本体。此真天演之变也。于前三者自然发达之国家，安所属乎？
设诸公如此难我，吾诚无可置辨，则不得不于前三者所以为合，各成团体之外，别立一门，为第四种之国家。此第四种之结合，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不幸历史中此种国家较之前三，尤为多有。其始合也，以威力，以恐怖。其继成也，以驯服，以渐忘。然此种国家言政治者，不以为有机体，不以为官品，而以为无机体，而以为非官品之国家。所以立此别者，良亦有故。盖既以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生物受自然之陶铸，本天生之种性，与乎外力逼拶之威，而一切之官体渐具，由此有以自立于天地之中，不亡于物竞之剧烈也。人群亦然。其始本于家族神权之相合，逼之以天灾人祸，相救以图自存，于是其形式渐立，其机关渐出，而成此最后之法制。凡此皆演于自然者也。乃所谓第四种之国家不然，以其不然，故不得称为有机体，亦不得称为官品，则直谓之为无机体，非官品可耳。
虽然，此无机体非官品之国家，其始常由有机体官品之社会出也。何以言之？人类相合，分处为群，境地犬牙相错，争战之事，兴于其中。且其争战也，非若近世文明之战，常终于和约与赔款也，往往志在相灭，则见灭之国，时时有之，宗庙坠地，社稷为墟，宗法、宗教二者皆尽，政府除撤，一切旧有制度，荡然无有存者。亡国臣民，身命财产，皆非己有，一听命于胜者之指挥署置而已，于是而新政府立。其中官吏，无虑皆敌人也。前此分为两群者，乃今合为一群。故不佞谓比如封豕长蛇，吞食鹿象，入其腹中。鹿象机关，至此尽成齑粉，徐徐转变，化合新体。诸公思之，非如此乎？
诸公须知，吾所将此第四种国家，特为分别立论者，并非于并兼力征之国，有所憎恶诋諆。一缘吾学眼法平等，视一国一朝无异一虫一草，原无所容心于其间。二缘此等并兼力征之事，论其古初，何国蔑有。即如英国，便是旧有诺曼人之所剋灭者。特胜家见胜二种，一世之后，不立区分，故百年之余，合同而化耳。即物穷理之事，于物无所爱憎，而所不能不立此分者，因自然演立之国家，与力征经营之国家，必不可等视齐观，并为一谈。故谓前三种为自然国家，谓后一种为非自然国家。
且谛而论之，此等非自然国家之中，实具二相：新胜之家，如封豕长蛇，自成有机之体，一切尚循天演之常，且是极为强立之官品，其无机而消散者，独见胜之群，见灭之国耳。譬如回部土耳其之起，乃极强有力之神权国家，组织独立政府，而所克取之基督教诸部，则颓堕委废，无有机体之可言。又如中国元代，太祖起于漠北，能取散沙之众，与之以极灵极有力之机关，于是奋迹欧、亚之间，至世祖忽必烈而破中国。当此之时，元民自有团体，自有国家，而吾族则无有此。又如今之印度，灭之者英人也。岂得谓英人在印为无团体，无机关乎？虽然，有此者自是英人，而印度之民，自是泛然之无机体。此言政治者，所当深著分别者也。
此会所讲，至此可以总结。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故萨维宜谓国家乃生成滋长，而非制造之物。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有生老病死［①］之可言，皆此义也。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往往同时而并见，特所主有畸重轻，故言政治者，得以分论。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其始也，宗法重于国是，神权隆于政柄。其后也，政权最尊，而二者皆杀，此天演之国莫不然。虽时有迟速，期有长短，而其所经历者，固未尝不同也。虽然，三者而外，有其群之演进，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则以压力强合者也。此不可以自然论。而其国家，亦不可谓有机之体。盖亡国之民，虽有国家，实非其国家。
第四会
前会大意，是将古今所有国家先分两大类：一为草昧，一为文明。草昧者，其团结成体，或由宗法家族，或由宗教神权。而文明国家，则渐离此二宗旨，而以保护利益为重，是以政权独尊，如今日西国是已。但国家又有一种分法，一为自然发达之国家，一为非自然发达之国家。自然者，如前所言三等；非自然者，乃以兵力并兼。故总前所言，国家共有四种：宗法也，教会也，军国也，并兼也。宗法之合以同种，教会之合以同教，军国之合以同利，并兼者之合以压力。五洲历史，所有诸国，无论如何复杂，皆可以四者区分，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如此区分，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我辈中国人，童年读史，所知者不过自唐虞三代以降所有之国家，历代有盛衰治乱之殊，至于治制，大抵相若。故其意中，以此为惟一之法式，乍见异族所为，往往不胜诡异。乃今世界交通，苟欲图存，势须知彼。学问之事，纵极繁难，不可以已。非如顽固者，但傲然弗恤，便足了事。且风闻朝廷有立宪之意。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用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假使如是，则政治一学，乃人人应得留意之学。而五洲历史，又不可不揽其大凡，非读一部《易知录》，遂无余事者。惟是中国历史治术繁矣，而外洋之历史治术愈繁。读览之际，最苦满屋散钱，无绳索为之贯串。又政治之事，是非得失，殊不知何者当为主义。譬行大沙漠洋海之中，既无望物，又乏罗经，则治之虽勤，终归无补。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则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当彼之时，社会所争，别有所在。如罗马齐民Plebians，亦尝与其贵族Patricians争矣，而所争者，却非自由。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
是故草昧社会之所争，与文明国民之所求，二者其为物大异，而欲知其主义，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故其始则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迟之又久，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如大食之穆护，如希百来之摩西，如罗马之汝马，皆破宗法之局而立神权政府者，他若罗马之沃古斯丁，法兰西之圣路易，乃托神权而立国者。入后神权又衰，于是政权渐出。故山苗尔以民欲立王而大震。王室渐兴，其始也必受命于教王，彼若代行天命者然。王者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