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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之言政治，于此等处最为精审。彼于政府，于兵而外无所问者，谓之兵政府War state，Der Kriegstaat，他若刑政府Law State，Der Rechstaat，商政府Trade State，Der Handelsstaat警察政府Police state，Der Polizeistaat，凡此专于一事者也。若夫于国事无所不治者，则谓之教化政府Culture State，Der Kulturstaat。其为繁称如此。然自我视之，其所分政府不外二等，一专一总而已。今所问者：政府所治，将如科学家言，谓政府之智，不越常人，所当事者，但求封疆无警，境宇治安，居民无扰，即为至足，其余一切，宜听社会自谋，无取为大匠斫乎？抑从宗教家言，谓国家之立，固有最高尚之目的，故不独保民已也，乃至宗教行谊，科学美术，皆宜为之乎？又约而言之，直问教化政府有当否耳。
诸公应记前言，政府权界，与所处之时地为对待。然则不佞若云此等问题，不能答以十分死语，当不以我为非。虽然，其见于历史者，各国之公论云何，则固可得以历指。自吾国言之，唐虞三代以还，至于今世，固无一非教化政府，元后作君作师，为民父母，其权岂有界域？至于征诸西国，则自明季十七世纪以来政论大起，当时人语，皆谓宗教政权虽二实一。此说历久而衰，而政家权界，宜有限制之言，继之而出。逮英国威廉马利独立之代，宗教自由之义，经无数之流血而后行。此后欧洲，又有商业之争，大抵主保商之说。由此而入十八世纪，当吾康、雍之世，至于乾隆，而西士始群然以国家权界为太宽。其愿望过奢，转无益于社会。卢梭政论，为革命先声，亦以政府所问过烦，人民受治太过为说。当此之时，若宗教、若教育、若商政、若政治，诸家之说，往往多同，于是群主因任自然无扰无为之义Laissez－Faire，Laissez Passer。盖其意以为伦有君臣，其事由不得已。受治本人道苦趣，而非可乐之端，故其权力，即不能去，亦宜删缩至于无可复减之地位。反言之，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但云至今其说尚为欧洲多数之所持。而十九世纪前半，欧洲现象，大抵成于此说。且至于今，大有东渐之势，而将于吾国社会大著果效者也。
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作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昨日之所是，可为今日之所非；此际之所祈，可为后来之所弃。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故于一切政事之中，其说有全胜者，而亦有不全胜者。全胜，如宗教自由是己。乃至自由商法，则虽得亚丹斯密AdamSmith之大力，而所胜者仅在三岛。若夫欧、美二大陆间，至今商务，犹为政府之所保护而维持，则众目所共睹者。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
二十余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日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
尤有异者，此之所指，不过见于行法一权而已，而议法之权，所扩充者，尤不胜计。使行法而过于干涉，民尚有执持自由，与为抵抗之意，独至议立新法，则人无异言。故十九世纪之后半，各国议立之法，殆过于旧典之所留存者。盖前此律令法典，大抵奉行其旧，而政府以行法为本业，以立法为无干己事也者。主和战、征赋税、恤灾眚，一切皆政府所力行。独至更张法制，则谦让未遑，若以谓凡此先祖父之所贻留，吾辈舍率由遵守，无他事也。至十九世纪之季，乃大不然。行法之权，尚有裁省，至于议立法令，损益章程，则责无旁贷。立之可也，废之可也，坛之可也，损之可也，但使国民大众，悉表同情，一时国论，有所专主，议院取而扬榷讨论之，无几时，新法立矣。故旧日政府，所汲汲者，议法事少，行法事多。而近世政府，所皇皇者，行法犹寡，立法至众。德人有刑政府之目，刑政府所为，不过守国法令，以保民权利已耳。若近世政府，则直可谓之立法政府，立法政府西名Legislative State也。
统五、六两会所言，使不佞发明义旨，尚非累晦，将诸公此后，于自由一名词，无论见于何处，可无疑义。亦见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苟从其量为分，则难立别。盖诸种国家，所干涉放任之事，国有不同，独取其所最刻意干涉者，则其别可立，如德国学者所为是已。虽然，若从其大概为论，取便言谈，则国民原有自由不自由之异。故扬子云《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而论近世之国，如英人者，固可谓自由之民，而俄国者，不得称自由之国也。大抵历史中并兼国家，其民即不为真奴隶，亦不可谓有自由。舍此而外，则民气发舒与否，视邻敌相逼何如。是知兵战一事，乃自由之仇敌。一境戒严，军律颁行，居民自由，一切扫地，此仆所亲历者，长祝诸君勿遇此境也。
第七会
五、六两会，大较皆讲政界自由。吾意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今由所已言观之，见历史及世界诸所有国，所操政柄，划然不同。甲国干涉者多，放任者少；乙国干涉者少，放任者多，此自自由之量言之者也。若自自由之品言之，则甲国干涉于丙，而放任于丁，乙国干涉于丁，而放任于丙，因而有各种政府之异名。然则执自由一物以衡较国家，终之乃得二别：其一于政治机关之疏密宽严见之，其二于政治机关所著眼轻重不同见之。若问以何因缘，而生此异？则吾于前会，业于第一别立之公例，大旨谓一国之立，若封疆难守，寇仇孔多，欲求自存，其政法不得不力为遒紧。譬如临阵砦堡，与平时城市之比，砦堡之中，处处皆法令所部勒，而城市不然。其故无他，正坐寇仇近耳。国处冲散之地，随时有见袭之忧，其政令安得以不严密？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此如申明门禁，夜行以灯诸令，皆我辈所亲历者，可取以证吾例矣。
由是言之，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且各国风气不齐，其所干涉放任之端，往往大异。譬如宗教学术，此今日欧西各国，大抵放任者也，而古欧今亚，其干涉于此二事尤深。以其事之关于风俗根本，是以自由政制，初无定程，而必以时地为对待。夫刑律以自卫为起点，而政令亦以存国为旨基。宗教岂不欲放任，然必国防既周，民智既进之时。不然，则即取宗教而干涉之，亦是国家天职。诸公倘以吾言为疑，则请观二百年来泰西之历史，虽有极放任政府，其于耶稣会Jesuitism一宗，其驱逐无不至严；无他，恶其权盛而已。乃至鄙人客岁到法，犹闻其议院政教分立之争。由此可知，以吾国现在之情形，而条约任受西教诸宗流行内地，甚至神甫牧师，怙权袒护，以致地方屡起风潮，酿成交涉，杀官赔款，夺地占港，皆政界不公之事。以公道言，外人于此等事，必须受政府地方官约束者也。
宗教而外，则有军旅。各国有征兵、募兵之不同。征兵者，民莫非兵，德、法是也。募兵者，兵民分业，英、美是也。唯此亦系于国势之不同，邻敌之悬逼，历史之中，所可取为前例之证者，不一而足。今姑不尽举，使用心学子，自行隅反可耳。以上所言，见政府举措不同，民所自由亦异。所自由者，品量杂糅，一群之民，因志气各有所向，至于既久，其人情国俗，遂至于不能相喻者有之。
吾党以自由区别国家，其所为者具如此。乃今更即历史中所用此名词，以称某国自由，某国不自由者，回观所讲，似觉尚有未尽之处。如史称英民自由，萌芽森林之中，直至十七世纪国宪之成，而后自由言之有物。又云自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普享自由之实云云。凡此皆与吾人所定政法宽简之义，不尽比附者也。将此谓自由，果前定之义训所可赅，抑尚有他义，而为吾等之所忽耶？此又不可不细勘明矣。固知十七世纪以来，各国政家常论政界宽狭，而亦以此为一大问题。顾自称自由之顷，其意若不尽主政权之缩小，而常主政权施用之不同。是之不同，其事安在？今请取大较言之，则所指在议院法权，当无疑义。其称自由也，其第一义固黜无谓之干涉，而其第二义则禁专制而防怙权之独治也。由此言之，则又须反本归原，提及雅里氏成说，彼谓众治少治者有自由，而独治之政无自由矣。且近世以来，政家所谓自由乃专属于众治者，又以少治为贵族体制，亦未闻以此名属之。如英国议院，其中议员，虽不得云通国代表，顾其所代表者民数实多。乾隆、嘉庆间，虽所代表，比今为少，而比余国，民权则为甚大，此所以群奉英民以自由之号。观孟德斯鸠所言，大可见矣。但自由二字，虽于此用法不同，而其为比较之名词则一。何以言之？英国固用民权，然其议员所代表者，非通国之民也。女子固不必论，即在男子，亦立无数之限制，必资格恰合者，而后有选举之权利。自乾隆以来，该国经数番推广，所收犹大，如进工农，然而至今，尚非通国皆举。顾不得以此之故，遂谓其国人为非自由之民。何则？比较故也。大抵一自由国之议院，其所代表民数必多，但不必尽若古世市府之事。市府者，奴隶而外，必合通国之民，而不用代表，而后称自由之实也。
如此而用自由，虽与前立定义有异，顾其中有实事真理，诸公若加考察，将见虽异实同。夫自由云者，作事由我之谓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而有政府，由政府而一切所以治吾身心之法令出焉，故曰政府与自由反对也。顾今使为之法，而此一切所以治吾身心者，即出于吾之所自立，抑其为此之权力，必由吾与之而后有。然则吾虽受治，而吾之自由自若，此则政界中自治Self－gove’rnment之说也。颇有政家，谓自治乃自相矛盾之名词，以谓世间虽有其名，实无其事。人之行事，不出两端，发于己志一也，从人之志二也。前曰自由，后曰受管。故一言治，便非自力，果由自力，即不为治。此其说甚细。顾自我辈观之，吾身所行之事，固有介于二说之间者，非由己欲，亦非从人，但以事系公益，彼此允诺，既诺之后，即与发起由吾无异。然则自治名词，固自可立，而以实事明之，譬如一国之民，本系各不相为，各恤已私，乃今以四郊多垒，有相率为虏之忧，于是奋然共起，执戈偕行，以赴国难。此时虽有将帅号令，生杀威严，然不得谓国人为受驱逼胁。何则？一切皆彼之自发心也。如此即为自治之一端。使此法可行，将政界之中，无禁制抑勒之事，虽令发中央枢纽，无异群下之所自趋，从此君民冲突之事，可以免矣。
是故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众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则无怪二百年西人，尽气竭力，流血牺牲，以从事夫此。然其事尚须细论，而后有以见实行之难。盖使民自治，则一民之身，将有两节可论。一以个人言，其心所怀之愿望为何等；二以分子言，其于社会所祈响者为何等。使二者尽如其意，便是自治，便是虽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此事果可实施矣乎？或应之曰：此不但可以实施，实则各国政界，已有实施之者。如观西国舆论报章，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而此意见，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是国家一政之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虽然，当知吾辈所称为政界极诣，乃指社会之中，人人各得分愿而言。若有一人，其好恶与所施之政令背驰，则自治之言作实。夫苟如是，则今之各国推举之权，尚非普及，而国中妇孺，岂作国民？奈何置之？然则名为自治，而民之大半尚有受治于人者。且不但此，果人人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将议院定行一法之时，必人人赞成，人人许可而后可。顾今所实行，乃通用从众之例。春秋栾武子之言曰：“善钧而后从众”。议员之知识，果相等乎？假其不然，则安知多数之果是，少数之必非？若言不以是非，而从多数者之欲，然则多数者，以行其所欲而自治，少数者以违其所欲而非自治，又以明矣。且即以比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