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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中，它首当其冲地成为文学领域内叛逆者攻击的对象。
六十年代初，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西欧各国的公众意识日
益活跃，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关心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生活迅速“政
治化”。六十年代中期，在法国、前联邦德国等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革新潮流，猛烈地冲击着陈旧的治学方法和
沉闷的学术空气。在这种形势下，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也发生了剧烈的反叛。
在前联帮德国，越来越多的文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对以文本批评学派所代表的学院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合理性提出了强烈的怀
疑。他们认为，这种极端形式主义的理论和过时的方法论严重脱离文学创作
和批评的实际，早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现实的需要，文学批评和理论① M·维尔利《文学科学导论》，维尔茨堡1948 年，第17 页。
② W·凯瑟尔《语言的艺术作品》，1952 年伯尔尼和慕尼黑，第23 页。
界应当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开展一次广泛的讨论，以明确文学与
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本质、功能和效用；在方法论上，必须克服客观
主义的倾向，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封闭圈子里走出来，在文艺与社会的广泛
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考察文学的进程、存在方式、作用方式和结果。
以文本批评学派为主体的旧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自身的缺陷，终
于抵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年轻一代文艺理论革新者的挑战，逐渐丧失其
统治地位并日益衰落、解体。在随之出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危机中，许多
人开始探索新的道路，试图突破旧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
想。
接受美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创始人之一伊瑟尔1987年底在
为《阅读行为》的中文版而写的序言中回忆道：“接受美学产生的原因，无疑应当从六十年代德国高等学校所处的历史
状况中去寻找，它既有科学史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六十年代标志着文学研究中幼稚阐释学的终结。传统的阐释方法遭到了愈来
愈强烈的指责。这首先是因为，它不仅无视对文本的不同解释，而且不能容
忍解释中出现的任何差异。尽管事实证明，文学需求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
解释，而这又会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人们却往往把自己
对作品的理解宣布为唯一可能的解释。一旦出现与已相左的理解，他们总是
通过标榜自己阐释方法的“正确性”去否定对方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各
种为某一特定的阐释方法辩护的理论便应运而生。
以探究作者的本来意图和作品的意义，寻找建立在人物形像、寓意和各
层次间和谐的基础上的作品审美价值为宗旨的本体美学，便是其中最突出的
一种。这种简单的阐释方法之所以逐渐丧失其权威性，首先是因为，人们用
它所主张的标准去衡量现代作品时，或者根本无法理解，或者会作出荒唐可
笑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论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过去似乎不言
而喻的文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已。”①“总之，在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上，人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引起
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现代文学的挑战，另一方面应归于六十年代的
学生骚乱。现代文学首先是作为古典的艺术理想，如和谐、明朗、宁静、完
美的否定而出现的。这种否定性特征不断地冲击着制约我们社会行为的常
规，甚至颠覆着我们的日常知觉习惯。现代艺术一再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
问题在于，这种挑战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
更新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对象，不再一味地沉缅于对 ‘意义’的探究，而应当
致力于对“反应’的分析。
现代的文学经验愈是深入人们的意识，那种 ‘造就阐释者的场所’的合
理性便愈是值得怀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场所仍在顽固地维
护着早已过时的阐释传统。在德国高等学府的讲坛上，以一种说教的口吻被
传授的、关于经典杰作的解释，有意无意地在听众中培养了对经典艺术作品
的虔诚崇拜。然而，人们在艺术作品中所找到的意义愈是不一致，不同解释
之间的争论愈是激烈，这种阐释方法的弱点便暴露得愈充分。从这种意义上
说，六十年代的政治局势为人们探索一条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研究的
途径提供了动力。在这一探索中，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经历了由作品的启示① 伊瑟尔 《〈阅读行为〉中文版序言》。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18—19 页。
向它的反应与接受转化的过程。” ①
1966年，前联邦德国五位年轻的文艺理论家和罗曼语、斯拉夫语、英语
文学教授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曼弗莱德·福尔曼（Manfred
Fuhrman）、汉斯·曼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普莱
森丹茨 （WolfgangPreisendanz）和尤里·施特里德（Jurij Strideter）自
愿聚集于德国南部新建的康茨坦茨大学，决心对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方法作一
番彻底的革新。后来，五位学者提出的理论便被称之为“接受美学”，并被
冠以“康士坦茨学派”的名称。“康士坦茨学派”的主要理论设计者是姚斯和伊瑟尔。前者于 1967年
发表了接受美学的第一篇论文《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此文提出了
接受美学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被认为是该学派的纲领性文件，后者于 1970
年发表了《文本的召唤结构》，构建了接受美学的文本理论和读者反应理论。
姚斯，1921年生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格平根，1952年在海得堡大学以
论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间与回忆》获博士学位，1957年以《中世纪动物史诗研究》取得大学罗曼语文学的授课资格。1959
至1966年先后在明斯特和吉森大学任教，1966年被聘为康士坦茨大学教授。
1967年发表题为《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的就职演说，此演说于1970年更名为《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正式发表，引起激烈
争论。在此后的十年里，这篇论文再版达十次之多，并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
在各国流传，产生巨大反响。姚斯的主要著作还有《审美经验小辩》（1972）、《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1977）、《中世纪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1977）、《1912年的界限——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986）等。
伊瑟尔1926年7月22日生于萨克森州的马利恩贝格，曾先后就读于莱
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起在符尔
茨堡大学任教，1960年晋升教授，1963年在科隆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
学，1966年转至康士坦茨大学，与姚斯一起为建立接受美学作出了巨大贡
献。他的学木演讲《文本的召唤结构》确立了他在国际文艺理论界的地位。
1970——1971兼任美国威士康星大学研究员，1973——1974任荷兰乌特勒支
高级研究院研究员，1987年以来兼任美国厄湾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教授。他
的代表作有《隐在的读者》（1972）、《阅读活动的现象学研究》（1977）、《阅读行为》（1978）等。
姚斯和伊瑟尔虽然被认为是接受美学的两大理论家，但二人在研究领域
和方法上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可以说，他们体现了接受美学内部两种不同的
研究方向，尽管二者存在着紧密联系。姚斯所关注的是“接受研究”，即对
文学接受现象的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伊瑟尔则把作品的文本视为一种“召唤
结构”、“启示结构”，这种结构诱发了读者反映的谮能，不仅调动他对文
本进行个性的加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驾驭着这一过程。
因此，应当说，接受和反应构成接受美学的两大核心研究课题。而研究
方向的不同，又决定了各自使用的方法的不同。具体地说，接受研究强调的
是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而反应研究突出的是现象学的文本分析方法。
只有把两种研究结合起来，接受美学才能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
① 伊瑟尔 《〈阅读行为〉中文版序言》，第20——21 页。
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
早在接受美学诞生之前，一些文艺批评家和理论流派已经注意到文学艺术的接受活动及其特点和重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作者、作品和观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作过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可以视为这方面的最早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净化”（或“陶冶”）的概念，所涉及的便是艺术作品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道德与审美效果。同样，中世纪神学家阿奎因曾就信徒们对《圣经》和其他基督教经典的接受作过如下论述：“无论虔诚者接受什么，他们对真理和上帝的启示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理解的。”此外，中世纪产生的修辞学在事实上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口头语或书面语言在交流过程中对听众或读者产生的影响上。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学范畴的解释便是接受研究的最初理论萌芽，在他的著作中，戏剧对观众的影响受到了实质性的重视。此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对审美活动中艺术作品与观赏者的关系作了相当多的阐述。
然而，在所有这些著作和论述中，接受者（观众、听众、读者）都是完全被动的陶冶、影响、教化的对象，没有丝毫的能动作用。他们被看作艺术作品的附庸，没有任何参与艺术作品的权利，因而是无足轻重的，不能成为文艺批评和研究的对象。
只是到了本世纪，一些文艺理论流派才开始认识到接受活动和接受者在文艺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并试图对它们进行一些研究。然而，这种研究仅仅是零散、局部的，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述。而且，由于这些学派自身立场和观念的局限，它们并未从根本上突破本体论文艺观的框架，接受活动和接受者在它们那里仍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
尽管如此，康士坦茨学派的理论家在创建接受美学的理论体系时，仍然吸收和借鉴了它们的一些概念、论点甚至思维方式，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使其符合自身的需要。具体说来，接受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有以下四方面。
俄国形式主义
本世纪初出现在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虽然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仅从“本体”——文学作品——来研究文学，但却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把重点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转移到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上来，并将“形式”的概念扩大到审美感知领域的文论流派。
形式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早期著作中便提出了“艺术知觉”的问题。在向波捷布尼亚的著名格言“艺术是形像思维”的发难中，他几乎是直接求助于知觉的。在他看来，形像并不足以构成文学的全部，形像本身只是创造最佳表达的工具，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艺术批评中，只有从知觉的一般原则入手，艺术观察才能深入其本质。他指出，我们的日常知觉是与“实用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实用语言导致了知觉的习惯化，或“自动化”，“代数化”，从而使我们总是用习惯的方式感知事物，对事物视而不见。正是建筑在日常实用语言之上的知觉的习惯化使人失去了对事物的新鲜感受，造成了知觉的迟钝和丧失。而艺术则恰恰相反，它最重要的功能正是使我们的知觉非习惯化，非日常化，从而使对象获得新的活力，使我们失去了的接受新鲜刺激的能力得以恢复。因此，在艺术批评中，知觉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性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