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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大国崛起
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长期以来，不知有多少学者和政治家呕心沥血去探寻其中的逻辑线索，产生了多少启迪今天的著述宏论和丰富实践。然而，大国兴衰又是难有最终答案的难解之谜，这不仅在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而且也由于世界在变化，历史在进步，不同国家兴衰的轨迹不可能简单重复。由此而来，有关大国兴衰的探讨也就永远不会过时。
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先后崛起的国家，在历史兴衰和发展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阐述其发展历史，探寻其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大有裨益。
所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有西方战略家甚至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调整彼此间的实力和利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注中心。姑且不论这种认识具有多少简单线性思维的成分在里面，中国应如何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应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却是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努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特别是亚洲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在基本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先后经历了经济起飞，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这些事实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实践上的认识基础。实践证明：国家自身的完善、社会组织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最大要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利用和创造条件适应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某种“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有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中国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尤其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具有综合实力和潜力的国家之一，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然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抱负。如果再考虑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引起的各种连带效应，中国的实力得到迅速提高，发展的潜力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受到世界日益增多的关注。与此相关联，中国积极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来，在世界范围尤其在亚太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长期直线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在国际体系中，尤其在政治、安全和思想领域中国远非处于主动地位，甚至还需要去努力化解所谓“崛起困境”。因此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保持了比较积极但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那就是邓小平反复告诫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争一日之短长，不扛旗，不打头阵，不引火烧身，不将西方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独立积极作用”。
关于中国未来的崛起前景，有学者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其中不乏深入的分析。感觉欠缺的是，许多作品对崛起前景和过程的展望往往显得过于乐观，研究中过多采用的是线性的分析方法。战略思考需要立足于消除威胁并寻求达成目的的有效途径。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中国未来可观的前景，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前进过程中的伴随品，而是稍微松懈就随时可能酿成严重的危机，其中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比如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占世界GDP总量比重将达到22％，高于美国所占比重（2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不论这种分析是否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前景固然光明，但过程也许更重要，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结构性危机、对于可能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了吗？
关于“崛起困境”，它与“安全困境”相似，但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恐惧的关系，而“崛起困境”则是在此基础上崛起国家在扩展体系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必然遭遇体系施加的限制，承受较大的安全压力。就如同修昔底德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盛行，至今仍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也在这里。
中国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向现有国际体系及其秩序挑战，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当然，随着对外关系的深入，中国进一步体会到国际秩序并不是中性的，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也时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文化禀赋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很深的疑虑，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最大战略对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在外交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中美关系的起伏和“台独”势力的猖獗，都与一些国家的遏制政策紧密相关，并将在未来较长时期继续困扰中国。
这里要强调的是，仅仅注重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政策约束还远远不够，这仅仅是“崛起困境”的直观表象。在我们看来，当前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资本扩张与集聚的逻辑带来的影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重要，它对后发国家具有无形的但却是持久的惯性制约。在国家间相互联系日趋强化的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惯性在加强，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更具基础性。
在国际体系发展的特定阶段，主要力量的分布与对比关系会维持相对固定的态势，如果没有大的战争这种基本态势更难以动摇。在体系演变中，存在维持其原有结构的内在要求，而后起的国家要冲破原有体系结构的限制而进入先进行列具有很大难度。有人也许看到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迅速变化，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大国力量的消长，然而问题在于，较长时期以来，不论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国际资本扩张和积聚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化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格局的历史惯性。在世界范围资源有限、发展机会有限的条件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可能拥有一样宽广的发展空间。
一个多世纪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后进的大国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如果能够突破历史惯性的束缚实现现代化，必然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创举，但目前没有任何条件允许我们低估过程中必须克服的艰难与困苦，中国在较长时期里都将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尽管是其中最大的。从这个角度，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将长期处于战略守势，忽略这一点，战略思考就容易犯冒进的错误。中国与外部世界适应和调整彼此的关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历史证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不可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难免陷入更加落后被动的境地，向现有秩序挑战往往收效甚微甚至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完全做体系的追随者以求跻身强国之列，或超越现阶段国际体系的现实而追求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利益，要实现中国的崛起也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在当前资本扩张逻辑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利益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倾斜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在总体上趋于强化。没有自主的体制和社会创新，现有世界体系不可能自动为有人口众多的中国提供现代化的空间。
二、寻求积极的战略互动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同时也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调整战略和政策。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并没有必然要经过的点。
国家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持续40余年的美苏冷战对抗固然有权力争夺的基本成分，但是相互怀疑和敌对政策的循环刺激也是重要的动因，并使局面逐渐恶化，在失去法西斯这一过去必须共同面对的威胁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主导了两国关系。随后一些事情的发展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破裂、中美达成战略谅解等，它们对冷战最后的结局绝非无足轻重。
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关系。只集中于传统构成要素——国家实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威胁的战略筹划是不全面的，仅仅这些要素不能解释国家所做出的行动；与此同时，相互联系、观念变化及国内制度特征、集团的政治压力等要素在战略选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战略互动必然是复杂的过程。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看法：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他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而积极的参与和冒进而刚性的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其他国家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而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也许对谁都有益处。
但是，总有人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些言论实际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没有看到国际条件的变化和世界政治的进化，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
二战结束后，依据以往经验，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认识仍然主要限于权力争夺，几乎不相信合作，所以才有冷战的出现。基于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惨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敢于和外部强权抗争，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后来由于对环境的变化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脱离世界的潮流，过于强调斗争，一段时期把国家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对比那个时代，今天的国际环境毕竟比较宽松了，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做出比较极端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等诸多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武断预见之所以难以绝迹，一个原因是对国际政治的按某种逻辑所做的简单图画式解释，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崛起的过程远没有结束，没有比较完备的事实经验作为分析的依据。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对战略研究提出的强劲挑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经常遇到的困难，即“理论和经验工作的联系比较松散”，当然，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掩盖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相对落后和质量低下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显示出竞争与协调的总体平衡，中美关系虽然多次出现反复，但并没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邓小平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