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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或自由民大会选举，而是根据元老院或议事会自己的决议，从贵族门阀
中挑选任命的。自由民大会或者只召集来听传达，无权议事，或者名存实亡，
久不召开。一切政务都由这个元老院或议事会决定，这是一种真正贵族阶级
的贵族专政。阿德科克说：
“城邦据以建立起来的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当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个人领导权
让位给一个阶级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在海外，这个阶级有时候是亲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
的最初移民。？？当王权日益缩小最后消灭的时候，古老的自由人大会也消失不见或不起
什么作用了。国家是能够自由自在为之服务的人的财产。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议事会，它或
者是贵族的一个核心集团，或者是整个特权公民。取代了君主政体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予
人以强烈的印象。凡是抱负非常，因而下愿屈从这种城邦生活体制的秩序的人，可以离开
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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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并不是闲住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们要在议事厅内学会成为议事会年
的同僚。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因为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而议事会的稳定
的影响力量则控制着国家，同时，在一个依靠世代相传以智慧为生的时代中，经验是聚集
在其中的各个侪辈身上的。在早期希腊史上杰出的人物并不多见，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
缺乏，而是因为，只要没有新的力量来扰乱它，城邦不要那些适合于它的有秩序生活体制
的大人物也是过得去的，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
“希腊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宪法就是统治阶级’，国家是围
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就是贵族政治的遗产？？” （《希腊城邦的兴起》，
TheGrowthofGreekCity…states）
梅因在论及王权之递嬗为贵族政治时说：
“1。英雄时代的王权，部分地依靠神所赋予的特权，部分地依靠拥有出类拔革的体
力勇敢和智慧。逐渐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开始淡薄，当一系列的世袭国王中产生了
柔弱无能的人，王家的权力就开始削弱，并且终于让位于贵族统治。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
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篡夺
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各地，这时已从国王统治时代转变到一个寡头政治时代，即使在名
义上君主职能还没有绝对消失，然而王权已经缩小到只剩下一个暗影。他成为只是一个世
袭将军，像在拉凯戴孟，只是一个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仅仅是一个形式
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2。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统治阶级似乎一般都是包括着由一种假定的血缘关
系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家族，他们虽然在开始时似乎都主张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他们的力
量在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神圣性。除非他们过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们都会走向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种贵族政治。
在更远一些的亚洲国家，社会所遭遇的变革，在时间上，当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腊所
发生的这些革命早得多；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则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一
般性质上，它们也似乎是极端相似的。有些证据证明，后来结合在波斯王朝统治下的各个
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岛上的各个民族，都有其英雄时代和贵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们那
里，分别产生了军事的寡头政治和宗教的寡头政治，而国王的地位则一般没有被取而代
之。同西方的事物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宗教因素有胜过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倾向。
在国王和僧侣阶级之间，军事的和民事的贵族政治消失了，灭绝了，或者微不足道；我们
所看到的最后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是受到了祭司阶级的特权的拘束。在东方，
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成为民事的，或政治的，虽然有着这些区别，
在一个英雄国王历史时代的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贵族政治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命题是可以
被认为是正确的，纵然并不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对于印度…欧罗巴
（Indo…European）系各国是一概可以适用的。”（梅因：《古代法》中译本，第6—7 页）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吹陀时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及
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真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对于西方史家来说，是
最现成的根据，甚至日本也部分适用。就是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不，对
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
必须注意，所谓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 “人
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
必须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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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而且，既然 “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必然就会体现为作为阶级意志
的法律高于个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为法，后王所定者为令”
一样，只体现个别统治者的意志的东西了。
那么，王又怎样呢？
当形式上的王政还继续存在的时候，王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比。较显要的一
员，他没有实权，更没有特权，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职务是主持祭祀大典，
就是这种 “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库
梅的王政至少继续到公元前八世纪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时之前。
王政消失以后，王 （巴西琉斯）的名义往往还保存着，它属于一个王室后裔，
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贵族中的一员。在米利都发现的，属
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个铭文，记载某次祭典，说到 “王参加了这次奉献牺牲
的祭典，但是他没有比歌队中的其他人员分到更多的 ‘胙肉’”。这种情形，
以后也见于希腊本土的雅典。公元前八世纪后，希腊的执政官九人团中，次
于首席执政官是巴西琉斯 （王），他的职务是祭仪执政官，他担任祭司和处
理宗教事务。
拿这种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诸国的 “世卿政治”比较一下，也是饶有兴
趣的。春秋时代的 “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
贵族用 “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
的 “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
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井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
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
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
了。
官制与兵制
贵族专政下的 “官制”如何，从古代文献碑铭中应能找到若干具体材料，
可惜我的涉猎范围十分狭隘，无法举出什么直接史料。虽然如此，阿德科克
文中 “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 “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两语，
还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
这种 “官制”，也见于共和罗马。共和罗马元老院成员都是终身职，执
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由 “百人团民会”选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
他们虽是民选的，实际上 “每一位前任的高级官员最终还是参加了元老院，
而新的官员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选出来的” （科瓦略夫：《古代罗
马史》，第 131页）。共初罗马的官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希腊殖民城邦
的官制，而且说不定罗马这种官制还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可以设想有一
个贵族寡头组成的议事会，它掌握全部政权，其中成员全是终身职务。行政
官员任职期限有定，无论他们的选任是否通过人民大会，事实上，这种职务
由议事会中的成员轮流担任，井对议事会负责，这些贵族们的执掌政权是为
了保卫本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是富有的，所以他们的职务全是义务职，不
向国家领取报酬。
关于兵制，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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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继君主政权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
士组成。其始，都是骑士。军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骑队身上？？”（《政治学》：
第213 页）
“在古代，擅长以骑兵制胜的城邦常常为寡头政体，就因为战马畜于富饶的著名家
族。这些寡头城邦惯常用骑兵和邻邦作战，我们可举爱勒特里亚 （Etetria）、 （优卑亚
岛上的）卡尔西斯 （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 （Magnesiaad Meander）以及
小亚细亚其他许多城邦为例。” （同上书，第181页）
城邦的自治和自给决定它的兵制一开始就必须是 “公民军制”。贵族寡
头政制时代，不论城邦居民多少，组成城邦的 Polite （原意“城邦的人”，
转意为 “人民”）是贵族，所以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疽民城邦从主要务农逐步变化为农工商业兼营，其中有一些还变成以工
商业为主，并且还发生了规模壮阔的 “二次殖民”，社会阶级关系自然也会
发生剧烈的变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简略提到了。大体说来，城邦建立之
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分，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
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
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
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照阿德科克的说法，他们是 “心怀不满的潜在民主主
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悟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
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倒悟主，建立了民主政体 （参见本书第五章）。在小
亚细亚，外敌的侵犯打断了事变的进程，僭主上台固然依靠他们，建立民主
政体却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僭主的倾覆，外来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会发生购买奴隶的需要；
贩卖贸易会成为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又是自然而然的事。 “蛮族”诸部落
间经常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 “蛮族”的酋长很快就会懂得拿战争中的俘虏
交换精巧的工艺品和葡萄酒、橄榄油之类的东西，希腊城邦中的豪富世家借
此可以买到 “家奴”，这是希腊奴隶制的开始。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小亚细亚
诸城邦也许已经用买来的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 《奥德赛》中胖阿刻斯的巴
西琉斯的家庭作坊有磨面的、打线的、织布的奴隶，但是，在农庄中 “搬石
头，起围墙，种大树”的苦工，是外来的流浪汉 （也许是从希腊本土新来的
贫苦移民）的雇工而不是买来的奴隶，从多种证据来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
判断，在那时候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中奴隶制度还刚开始萌芽，还没有形成
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 “制度”。奴隶制盛行于希腊，已经是希波战争以后的
事情了。
希腊文明的中心再次移回本土
到此为止，城邦制度基本上已经确立起来了。一个稳定的保守的贵族议
事会统治下的城邦，距离 “主权在民”还有一段距离，不过，促成“主权在
民”的条件也已经近在手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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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族寡头政制转向民主政治这个伟大政治变革的舞台却不在小亚细亚
诸殖民城邦，因为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以及它对小亚细亚诸城
邦的军事侵略打断了那里的事变进程。这个政治变革的舞台是在希腊本土，
其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经济发展的浪潮从小亚细亚影响本土，使本土几个
主要国家先是城邦化了并且集团化了，然后，同样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那里
“主权在民”的政治变革。下面两节，我们将扼要介绍这个过程。
这就是说，从公元前 7 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
本上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撤
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土——公元前7 世纪，希腊本土的黑暗时代结束了，
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都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诸城邦
以后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
但是公元前七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
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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