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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支重要力量。因为禁欲不但是教会的一张王牌，而且是资本主义文明的
大敌。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特别是人文主义文学家最反对的就是禁欲，
不论薄伽丘也好，蒙田也好，还是拉伯雷也好，他们对于人间情欲都是衷心
肯定甚至充满赞美之情。拉伯雷的《巨人论》对此尤有高论。修士素有三愿，
三愿即：贞洁不淫，贫穷自安，遵守教规。拉伯雷对此，不但样样反对，还
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理想的新修道院中，不但没有三愿，而且，“新修道院
里，规定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自由地发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①不但如此，而且在这敬神修道的所在，“凡有男人的地方，必须有女人，有
②
女人的地方，必须有男人。”埃拉斯谟真是拉伯雷的知心人，他十分欣赏古
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句名言：“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
活。”而最不能同意那怕是任何一种禁欲观念。他说：“神明在上，请他们
告诉我，如果没有欢乐，也就是说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哪时哪刻不是悲
③
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在他看来，天主教会的
④
禁欲主义式的所谓至善，其“本身不过是一种神经错乱”而已。
埃拉斯谟纵使不能以一位优秀的哲学思想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他为他那
个时代发出的呼声，也有其不朽的文献价值。
3。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杰出
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对后世有着久远巨大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著名的思
想家，可以分为几个类型：马丁·路德属于宗教改革类型，是从教会内部反
叛出来的新的历史人物，在他前面有捷克的胡司，紧随其后的有加尔文；哥
白尼、伽里略以及布鲁诺属于科学家类型，他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宗教，
但当科学与宗教信条发生冲突时，他们宁可因为得罪了宗教而牺牲自己也绝
不背叛科学；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是一种类型，他们不以抽象
思维见长，而以生动灿烂永具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达·芬
奇、丢勒以及米开朗基罗是一个类型，他们多才多艺，既是艺术家，又有内
涵丰富的新思想；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类型，他是献身于政治事业的人物，也
是近代哲学史上政治哲学的开山祖。莫尔、康帕内拉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
们是空想家，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尤其是莫尔，他的思想和著作可
以毫无愧色地称之为欧洲乌托邦思想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西方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即有以空想方式设计和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传
统。最著名的古代社会理想著作，自然是柏拉图的 《理想国》。实际上，柏
拉图之前，这类思想和理论已有相当的历史，如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
杰里迈亚、伊齐基尔、艾赛亚第二等，都可以称为古代乌托邦思想的先知者。
① 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7 页。
② 同上书，第217 页。
③ 同上书，第215 页。
④ 同上书，第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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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 《理想国》，是他庞大的理念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柏拉
图以理念作出发点，当这理念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写成
了他的这部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著作。
西方的这种政治哲学传统和东方国家尤其中国的历史不同。中国的古代
圣贤并非没有社会政治理想，但这理想至少自孔夫子起，就具有浓郁的伦理
特色。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不乏变革与法制之举，但总的原则，不出儒家
藩篱。大体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理想是充分伦理化了的，国与家难分，法与
礼难分，而对社会体制、社会理想方面的内容则言之甚少。这本质上和中国
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有莫大关系。
西方则不同。西方的政治社会理想，古希腊罗马之后，也有近千年的沉
寂时期。这种沉寂终于在文艺复兴时代，即在新的商业时代，在当时最强大
的王朝——都铎王朝，由托马斯·莫尔将其彻底打破。
托马斯·莫尔是西方近代乌托邦的奠基者，也是它的创始人。
托马斯·莫尔，1478年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城市家庭。他幼年时，他父
亲曾作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天资聪慧，性情好学，加上比较优裕的
家庭条件，他在孩提时代即被送入圣安东尼学校，并在那里掌握了拉丁文。
从13岁起，便被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莫顿红衣主教家中。他和莫顿建立了
深厚的友情，受到莫顿极大影响，而且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忘记莫顿对他的
关心和帮助。可见，即使全新的时代，也需要各种文化传统的佐助与滋养，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对于后来的新的文化构建，依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
用，虽然文艺复兴运动本质上是对于中世纪宗教文化的根本冲击与抗议。莫
尔的这种经历显然对他的未来生活，特别是对他和教会的关系产生深刻影
响。甚至可以说，他后来和马丁·路德的争论，以及他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
都与他的这些经历有某些内在联系。
莫尔从小接受的是优良教育，接触的是上层社会。但他并不是一个墨守
成规的人，相反，当时的英国，新文化正以无可阻挡的势头，在社会的方方
面面，勃然兴起，而他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后，尤其受到当时大学中人文主义
学者的影响。这些学者既是他的先生，又是他的朋友。他们非常欣赏他的才
华，他也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新知识、新思想。
但是他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并不合他父亲的心意。他父亲希望他子承父
业，能专攻法学。1494年，他16岁时，终于迫于家庭压力离开牛津大学而
去学习法律。并且，他也不负父望，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律专家，而且在
其后的法律生涯中作出了相当的成绩。
但他的心始终是与人文主义者相通的。他精通拉丁文，熟练掌握希腊文，
对希腊古代学术的研究与爱好更甚于对拉丁文的爱好。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是
埃拉斯谟。他们两人出生于不同的国家，但两人一见如故，自1499年结交，
一生相互帮助，相互勉励，相互支持，是人类历史上学人之间保持纯洁友情
的典范。而且从流传下的材料看，似乎他对埃拉斯谟的帮助还要更多些。
他的这位朋友对他多有记述，从他的外貌到他的身体状况，到他的性格
特征、习惯和爱好，以至社交特点、人际关系、学识才华、婚姻子女，都有
详细生动令人信服的说明。埃拉斯谟本是一位文学大师，以他那富有生命力
的笔墨描写他最知心的朋友，更显得才华横溢，文酣字畅。
莫尔生性乐观，品质优良。他生活非常朴素，既不尚奢华，又不求享乐，
甚至不修边幅。他衣着简朴，不喜客套，但并不因此缺乏魅力。他的朋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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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在社会交际中，他彬彬有礼，风度不凡，能使郁郁不欢的人心情舒畅，
能使一切棘手的难题显得轻松。他年轻时便很诙谐，似乎生来如此，但是诙
谐而不流于无意义的打诨，谑而不虐。年轻的莫尔写过短的喜剧，也参加表
演。妙语警句，哪怕是拿他当靶子的，他一样欣赏，他是如此醉心于饶有风
趣的聪明谈吐。因此他少年时代写过些警句诗，并特别爱好琉善的作品。导
致我写成《愚神颂》的也正是他，这等于要骆驼跳舞啦。”①
从他一生的表现看，他是一个很多情又很善于替别人着想的人，是一个
博学绝不守旧的人，又是一个敢于坚持己见，为着自己的良心可以不顾生死
的人，还是一个喜欢和平安定的生活甚于喜欢激烈变革的人。他的这些特点
决定他独特的人生选择。
他善于替别人着想，首先表现在他对家人的态度上。他年轻时，曾与两
姊妹交好，虽然他内心爱的是二小姐，可是当大小姐向他求婚时，他不忍看
她伤心，就和她结了婚，而且婚后感情甚好。他夫人不幸早逝，为他留下一
子二女，他为子女着想，又和一位寡妇结了婚，而且开玩笑说：“她不是一
个少女，而是一个精明机警的管家婆”。但他和她同样关系融洽，感情和睦。
莫尔博学且又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富于想象力哪能写出《乌托邦》呢？
但他态度认真严肃，而且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他一生的挫折都发生在与国
王的关系上，而他花大力气与之辩论的对手，正是马丁·路德。国王是都铎
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路德是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改革人士。但他对于不合自
己信念的人，不管你是国王也好，还是路德也好，统统予以反对，虽然反对
的具体方式也有差别。
他和国王的第一次冲突，是亨利七世向国会勒索一笔补助金，因而引起
议员不满。莫尔26岁时即被选为议员，他年轻气盛，又具正义之气，对国王
的这一行动，自是带头反对。其后果，便是招来国王的残酷报复——他父亲
被关进伦敦塔，并被课以巨额罚金，但他并不屈服，只是脱离政界，重操律
师旧业。
后来他写出《乌托邦》。《乌托邦》给他带来大声誉。这时亨利七世死
了，新王——亨利八世对他很赏识，于是请他入朝从政。自1518年他被任命
王室请愿裁判长起，直到1529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大法官，成为英王手下第一
要员。10余年间，可谓顺风顺水，宠爱有加。但他的作风依旧，头脑也是清
醒和冷静。
然而，蜜月终于过去，好梦骤然醒来。当时的英王一心想摆脱教皇的束
缚，要使自己成为英国教民的首领。英王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英国与西班
牙已经开始争夺欧洲的霸主地位。当时的教皇受制于西班牙，英国与西班牙
成为竞争对手，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教皇站在西班牙一边而侵害自己的利
益，于是英国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与西班牙公主离婚，另娶一位宫女为
后；二是取消教皇在英国的宗教首脑地位，自己直接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领。
而这两条都是莫尔绝对不能同意的。
从英王那一面看，自己的举动正与英国的命运密切相关，身为英国大法
官的莫尔理所当然应该率先支持。
从莫尔这一面看，英王的作法简直和马丁·路德的作法没什么两样，而
① 《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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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已经十分愤懑，他从自己的信念
出发，对英王的这两项重大举措，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自己一个也不支持。
在英王那一面，非但要所有头面人物支持，而且要他们宣誓效忠。
在莫尔这一面，不但不同意宣誓，甚至连英王的婚礼也不出席。
双方矛盾终于闹得不堪收拾，于是莫尔被关进伦敦塔，后来虽短暂释放，
但到1535年，即被宣判处死。其判词曰：“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
过全伦敦城解到泰柏思行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
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
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
伦敦桥上。”①
如此细致周到而又充满地狱气味的判词，真令大英帝国的后来人脸上无
光。总算国王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