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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枯涩乏味，但他文章的组织方式和观点却往往更其清楚明了，虽不如前
者富于魅力却较前者更宜把握。
造成莫尔与康帕内拉之区别的原因很多，要而言之，无非个人与环境两
大文化原因。在环境原因方面，因为莫尔生活的都铎王朝和康帕内拉生活的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90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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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有很大区别，都铎王朝是一个已经比较强盛而且正在走向新的强盛的
国家。作为其国民与重臣的莫尔自然不希望他的祖国出现动荡，而是希望它
在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变得更其强大与美好。恰恰是这种主张成为近代英国的
文化传统。康帕内拉生活的意大利，彼时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反抗
异族统治，必然成为本民族的首要任务。康帕内拉作为一名同样有政治热情
与远见的学者，在民族大义面前，自是民族第一，学业第二。对于采取行动，
那怕是激烈的起义行为也在所不惜。而他的这种作风，也和近代意大利的文
化传统有某种内在联系。
就他们自身的情况看，莫尔一生中虽然也曾遭受几次挫折，但他的生活
和社会经历，在总体上还是顺利的，他在本国乃至整个西欧都有很高的威望。
虽然他死得很惨，但这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在内，何况历史上的政治人物，
常不能以个人结局好坏论英雄。所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云云，应该包
括死亡后的哀乐在内。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一生中单被关在监狱的时间就有
27年之久。在统治者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囚徒。虽然他生性达观，
但看他一生经历，他遭受的磨难超过他的大名鼎鼎的前辈许多。
因为康帕内拉有如此长的监狱生活，他的履历反而相对简单。
康帕内拉原名吉奥凡·佗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侣后，更名托马
斯·康帕内拉——与托马斯·莫尔更相似了。他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卡拉布里
亚区所属的斯坚亚诺村。当时该区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
康帕内拉聪慧早熟，13岁时已表现出某种创作天才。但他很早就接受教
会教育，15岁入修道院学习。但这不合他父亲的本意，他父亲原本希望自己
的儿子能攻读法律的。
康帕内拉在修道院主要是研究哲学和神学，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
纪经院哲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阿尔贝尔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他成名之后
多次对修道院的学习表示不满，但在校期间，他却是一个好学生。从他后来
的著作看，他的人文色彩不如莫尔浓重，但在神学哲学的涵养方面，却有比
较扎实的功底。然而，他真正景仰的哲学家，既不是托马斯·阿奎那，也不
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而是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特列佐。特列佐并非哲学史上
的著名人物，但他带有某种异端色彩。而正是这位特列佐，却成为康帕内拉
走向成熟的一个启蒙人。
特列佐使康帕内拉着迷，但他并非前者的信徒。比如特列佐是不相信占
星术的，康帕内拉却对占星术着魔。例如二者皆为异端，特列佐也不过小异
端已而。1591年，康帕内拉还写了一本有关占星术的著作。如此看来，康帕
内拉既非中世纪哲学的追随者，也非特列佐哲学的真正知音。他有自己的风
格，他要走自己的路。他学术视野开阔，求知欲望强烈，读的书又多又杂，
而且为着看到更多的书，即使会犯教规，他也在所不惜。为了研究，他也曾
不经教皇准许就擅自使用修道院中的藏书，这在当时无疑已是很大的事件。
但他照样我行我素，并不想危险已在眼前。后来真的有人告了密，他也因此
遭到逮捕。好在这次逮捕并未受更大的折磨，很快便恢复了自由。
此后，他曾到佛罗伦萨、波伦亚、威尼斯和帕多瓦等地旅游。一边游历，
一边继续他的研究。这期间，他又两次被控告，幸而未酿成大祸。但看他当
时的思想，他其实绝不是教会组织的真的反对者。从他当时写的两本主要著
作 《论基督教的君主国》和《论教会执政》看，他的基本观点倒是反对宗教
改革。他主张教皇应该把全体基督徒统一在他的旗帜下，教皇不仅是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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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而且也应当是国家的首脑。这思想与时代的要求自是格格不入，但他
并非曲意奉迎，他的这种主张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为他的祖国正处在西
班牙的统治之下，大约他希望以教皇的权力取代异族的统治权力也未可知。
无论如何，他稍后写的《告意大利公爵书》，就把这个观点明朗化也系统化
了。
1597年，他离开罗马，辗转回到故乡。在家乡，他使用种种手段继续他
推翻西班牙统治的事业。他此时的理论，既有教皇统一论，也有占星术思想，
但其主要倾向都是爱国主义的。他之所以被后来人称为伟大的爱国者，其原
因在此。1599年，他和他的同盟者决定在当年的9月10日举行起义，然而
出了告密者，他不幸被捕，从此开始了他27年的监狱生活。
康帕内拉入狱27年，坐过50处监狱，受过7次残酷的刑讯。据他自己
说，有一次刑讯长达40个小时，但他始终不肯屈服。而且他有双重罪名，既
是西班牙的政治犯，又是教会的密传邪说犯。双重罪犯，罪名虽重，却又救
了他一命。因为他既是教会要犯，西班牙人反而不能擅自杀他。
康帕内拉坐牢的时间是漫长的，但他的人生态度是达观的。他不但不曾
屈服于他的审判者，而且一有可能就开始他的创作。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包
括《太阳城》在内，都写于监狱。教会监狱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康帕内拉
的书却以《太阳城》命名，虽有占星术的因素在内，抑或别有感慨寓于其中。
入狱期间，另一件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情，就是他结识了路德派教徒托庇
亚斯·阿达密。他们两位在对哥白尼、伽里略学说的研究中，找到共同语言。
康帕内拉并不是一位好的自然科学家，却是一位极有勇气和正义心的泛神论
思想家。他接触了哥白尼和伽里略，就敢于为哥白尼、伽里略的学说仗义执
言——虽然他并不曾真正弄懂他们。后来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捍卫伽里略》
的论文，真情可奖，正气可嘉。
但直到1626年，他才在教皇乌尔朋八世的干预下获得发表著作的权利。
这位教皇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他和西班牙政府有深刻的矛盾，其次也因
为他是一个占星术的爱好者。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占星术无疑属于糟粕，但
他却因此而得福，可知彼时的教会是不可救药了。后来在他写完《人如何能
避免星辰所预示的命运》之后，他本人也得到释放。
但教会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1629年他的对头未经他同意就出版了他的
《占星术》，随后又据此对他进行控告，说他宣传迷信和不服从教会。此后
不久，教会又开始了对伽里略的宗教裁判，而康帕内拉再次显露英雄本色，
他不顾风险，又一次为伽里略辩护。他的这一作法，无疑使本来已经很危险
的处境变得更其危险。随后又有人控告他企图再次谋反。在这样的情势下，
他被逼无奈，只好逃离祖国，去了法国。此后一直居住法国，过着贫困的生
①
活，直到1639年5月21日，在法国逝世。
《太阳城》与《乌托邦》相比，大同而小异，同多而异少。其基本思路
与总体构想方面，两个人的区别不大：同样主张公有制，同样主张君主权力，
同样主张君主应由哲学家或神学家担任，同样主张对社会财产的公共分配，
同样反对一切不平等待遇，同样坚持法律应简约明确，同样重视教育，同样
注重人民的幸福和福利。凡此种种，可以知道《太阳城》是受了《乌托邦》
极大影响和启发的，对此，康帕内拉本人也毫不忌讳。或许可以这样说，没
① 上述传记材料主要取自《太阳城》附录《康帕内拉传略》，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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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阳城》，《乌托邦》也已经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空想主义思想家的历
史使命；有了《太阳城》，则这使命无疑将完成得更出色，其影响也更深远
广大。但是，两个人的乌托邦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很相同的地方，甚至很不
相同的地方。有的地方，康帕内拉比之他的前辈大师有所后退，另些方面，
他又有自己的发展和独特贡献。
康帕内拉最不能与他的前辈相提并论的地方，是他为之终生着迷的星相
说。星相之学，古已有之，但在他那个时代，已经退出或大半退出历史舞台
了。至少聪慧博学如康帕内拉者，不应对星相说再如此痴迷。而且，他居然
能把经验主义式的感觉哲学、伽里略式的自然科学与充满神秘气息的星相学
掺和在一起，况且并不自觉其矛盾，还要左右逢源，振振有辞，这件事本身
就有点滑稽——尽管康氏本人并不感到滑稽，且还一脸的庄重与严肃。
星相说贯穿《太阳城》首尾，所叙内容，其实与《太阳城》的主旨无甚
干系。而且依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花去康氏许多脑汁的星相观念，不过是
些胡言乱语。比如在《太阳城》中译本第55页，航海家又兴致勃勃地谈论起
星相术的伟大作用来了。作者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作的重大事件要比
全世界四千年所作的还多；这一百年来所出版的书籍，比五千年来所出版的
还多；他们也谈到惊人的发明，即印刷术，前膛火枪和磁石的运用，他们认
为这是全世界居民将联合成统一的教徒群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征兆和手段。
他们又说，这些伟大的发现是在巨蟹座的三角形中的大合的时候，在水星通
过天蝎座进入拱点时并在月亮和火星的影响下才完成的；这时月亮和火星能
在这个三角形中促使我们发现新的航海术，建立新的王国和发明新的武器。”
①
更为奇异诡谲的是，因为“巨蟹座是月亮和金星的阴性标志”，“阴性的因
素在天上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一些不大坚定的人开始统治他们。从这里就
容易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妇女们开始掌权。例如，在努比亚和蒙诺波塔
巴之间出现了新的女骑士，欧洲人中做了女王的有：土耳其的俄罗斯女人，
波兰的波娜，匈牙利的玛利亚，英国的伊丽莎白，法国的喀德林，托斯卡纳
的比扬卡，比利时的马加丽特，苏格兰的玛利亚和在发现新大陆时代的西班
②
牙的伊萨塔拉” 。
这可是太奇妙了，比世界真奇妙更奇妙10000倍，然而，没什么价值。
《太阳城》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在继承《乌托邦》的基础上，又有几点
自己的创造。这些创造或已被验证，或并无征侯，但其空想品质，一样可钦。
第一，新的劳动观。康帕内拉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光荣的思
想家。他对劳动有一种全新的见解。他既不以功利主义态度理解劳动，也不
以民主主义观点理解劳动。他对劳动给予伦理道德方面的新理解，即认为劳
动乃是一则非常荣誉的行为。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作，
③
例如金工与建筑工，在他们当中是最受称颂的”。这观点虽然不无偏颇而且
后来也曾几度流行，但在他那个时代，无疑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提法，又是一
种非常大胆的创见。
不仅如此，他还有另一个创见，即认为任何一种工作都是服务，而“任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