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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在封建等级制甚严的朝廷,每个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下去,党同伐异,就使得“群臣互制”变成了“朋党内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对待问题,而是有所偏敝、有所偏私,朝廷中的“党争”便难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与群臣对立的地位。神宗朝的疲敝,便是这种体制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须具有对臣下进行奖励与惩罚的威慑力量。权无威不立,威也是一种权力,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权的特权。那么,皇帝之威从哪里来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队,其次是银子。奖励是比较简单的,封官晋爵、给称号、给银子,都是羁縻之道,牢笼之术。只要皇上高兴,给什么是可以随意的。而惩罚却比较麻烦。除了要依靠足以进行征伐的军队在特殊情况下能平息叛乱外,平时,还必须要有对臣下进行侦查、搜捕的特务组织,以及随时可以执行刑罚的特种刑事监狱,用于对臣下的监控。这是集权体制维护皇帝权威与安全的杀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黄钺。
这些杀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亲信的内官太监来统辖和掌管这些部门,无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权威转移到了这些“位卑权重”的内官手里。但这样做与巩固皇帝权威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近臣和太监在文臣武将眼里,只是些宫廷厮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这些小人,皇权便会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这些不学无术、素质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必然胡作非为,锄诛异己,颠倒黑白,诬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乱与破败。熹宗朝的“魏忠贤专权”,就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皇帝高度集权的目的,不仅要保证开国皇帝无人篡位,而且要使皇位“万世一系”地传承下去,永远不会“大权旁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之所以大杀功臣,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经平起平坐、可能和他有争权争位的人全部杀掉,是为了维护天下只有一个“最高独裁者”的需要。为了这一切,必须这样做,而不能考虑冤与不冤的问题(这也不独明朝为然,差不多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朱元璋就曾这样教育过他的儿子:他把一根棘刺丢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来,太子不敢拈,他说:“你怕刺手,我帮你除了,不就好了吗?”
可是,一切问题总有难于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不一定都聪明睿智,神文圣武,而智愚、贤不肖又不容易分辨。这就为确定皇位带来了难题。在别无良法的情况下,就仍然只好将自古相沿的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定为“祖制”,谁也不许违反。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对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绝无偏爱的;对传位问题的考虑,也不可能不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因此,对皇位的“接班人问题”,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极力参预;同样,朝廷的群臣要考虑拥戴谁做未来的主子才会对自己有利。所以,皇位“接班人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便很容易触发。神宗朝“立太子”的问题,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要维护“祖制”引起的,从而演出了祸害三朝的“梃击案”,延伸到熹宗朝的“红丸案”、“移宫案”。最终导致了“党祸”与“太监专权”。由此也可见,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最无法防止的破坏者,就是皇帝自己。
从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发了神宗皇帝与群臣对立、皇帝怠工、群臣内斗、大臣挂冠、朝政疲敝,最后导致熹宗在青少年时登基,听任妇寺窃柄、太监专权,皇帝自己变成了傀儡,旁人无法制止。在“阉党”残杀“东林党”的“党祸”落幕时,朝廷已经变成了难于收拾的烂摊子。在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在皇帝想破坏“祖制”、“废长立幼”因素的诱发下,各种潜伏的内在矛盾,在火星一闪之际陆续地爆发出来了。这样,使这个自身极不合理的体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权,也就都伴随着国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六
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体制都是依据儒家经典理论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儒家经典,即所谓“孔孟之道”,被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敝”的永恒真理,两千多年来,早已成为皇家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千秋供奉的经典,几乎从没有什么“改革”。因为凡是经典,都只准学习、背诵、注释、引用,照搬教条,不许有一字之差。谁要是想稍微地“修正”一下,都会是弥天大罪。
其实,孔孟之道也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出现时,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乱不息的时期,人民痛苦不堪,孔孟宣扬“王道”、“仁政”,是希望诸侯平息战乱,共尊东周王室,和平地进行一种“对人民施仁政”的政治竞赛,得人民归附者,自然成王。——这种学说,在当时并不行时,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一个诸侯用他;孟子说得唇焦舌敝,也还是无人肯信。只是到了汉朝以后,皇帝们发觉它那“尊王”的说法,很有利于皇家统治,于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才逐渐登上了“至圣先师”的大位。从唐以后,历代皇帝以科举取士,考的都是儒家经典。所有的读书人,全成了儒家弟子。于是,国家的一切典章制度,全都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即使臣子们向皇帝上疏,也必须引经据典。整个社会,都受儒家思想统治,开口就是仁义道德,“礼治”习以为常。要说法律,也只有“王法”,没有“宪法”和“民法”。一举一动,都要按孔夫子的规矩行事。因为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话是决不会错的,它是统一的、完备的体系,是所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东西。离经叛道,是不能容许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夫子之道”并不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分析起来,它本身倒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孔夫子一面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观念,看做是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王道”政治,当然只能是帝王专制,所谓“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皇帝君临天下,是不容许有人和他平行或驾乎其上的。可孔夫子另一面又大讲“仁道”与“施仁政”。这“王道”与“仁道”就显然是矛盾的。例如,皇帝可以随意地杀掉臣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当然是合乎“王道”的。但那是不是也合乎“仁道”呢?显然不合“仁道”。这“王道”与“仁道”的矛盾,怎样解决呢?儒家一方面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又用“仁道”说教,把君权框范在“施仁政”的范围以内,如果皇帝不“施仁政”,这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所以,朝廷里面,按儒家教义来建立的政治体制,既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有用言论去劝导与规谏皇帝的言官,还有用竹帛或纸张去记下皇帝过失的史臣,而且,还规定皇帝的继承人,从小就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用儒家士子出身的大臣,去做未来皇帝的老师,教他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切,就是儒家解决问题的方式,谓之“为帝王师”,也是儒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换言之,就是用教育的方式,把皇帝变成儒家的学生,使儒家士子变成皇帝的老师和监护人,朝廷里的一切,都按儒家经典的教义办事,普天之下,都行“孔孟之道”。
但是,“为帝王师”的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在儒家经典中,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但没有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连法学和经济学概念都没有。通常,儒家只是把孔夫子的“语录”(《论语》),看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宝书”。据说,宋朝就有一位宰相曾经宣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听起来像四十一度高烧病人的胡话,然而,古人认为是真的。后来,尽管经典的范围,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加上《孝经》、《尔雅》扩大为“十三经”,内容可算繁富,包括了古代的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占卜、礼仪、文字训诂之学,且这一套学问,对老百姓的营生治业,没什么用,但它所制定的道德礼仪规范,却对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家庭生活和社会上的待人接物,都要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甚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外国人讲的“自由”,在中国儒家看来,不过是“夷狄之邦,不知礼义”而已。所以,这些经典,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帮助统治者“教化万民”,而且它还包含了“为君之道”与“驭民之术”。这当然是皇帝非常满意的。不过,也有一些东西是皇帝很不满意的。据《罪惟录》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勃然大怒,认为孟子不应该配享孔庙的祭祀,下诏要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去,而且,不许群臣谏阻,“敢谏者死”!可是,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却偏要拼死力争。朱元璋叫武士张弓搭箭,说谁要阻挡就射死他。那位钱唐居然把衣服撩开,袒腹受射。虽然钱唐没有被射死,朱元璋却已经有点害怕。因为,他忽然想到,如果天下的儒家士子都像钱唐这样固执,那么,为不祭孟子而杀人,就可能使天下的儒生全都“视君如寇仇”,那便是个大麻烦。他只好妥协,连忙叫太医给钱唐疗伤,表示自己被钱唐感动了,把“不祭孟子”的事一笔勾销。但妥协只是暂时的,矛盾依然存在。不仅儒家经典里面有“王道”与“仁道”的矛盾、孔子与孟子的矛盾,其中,还有不少东西,是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构成直接矛盾或根本矛盾的。上面那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只是个“假定”的说法,换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直言判断”式的说法,大概从来的皇帝,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得了。
按儒家“仁道”的理论来说,除了“治国”,还要“平天下”;除了“小康之治”,还要实现“世界大同”(“解放全人类”)。可是,按儒家“王道”的体制来说,实行的却是“皇帝高度集权”、“群臣互制”、“锦衣卫和太监监控”的体制。这两者之间,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见,要坚持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去“为帝王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皇帝和儒臣发生矛盾的时候,儒臣要么是“去职”,要么是“死谏”;而皇帝则除了将儒臣降、调、罚、黜之外,还可以用“廷杖”打,直至打死;用“诏狱”关,直至关死;还可以痛快地“斩首示众”,或慢慢地“凌迟处死”。相比之下,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皇帝永远站在解决矛盾的决断者的地位。所以,儒家的所谓“为帝王师”,多半只是一种“哄哄自己、遮遮面子”的幻想。
不过,“为帝王师”也有偶然奏效的时候。例如,神宗十岁时以幼主登基,张居正执政,那十年间,张居正确实起到了“为帝王师”的作用。可是,那只是神宗即位之初、在皇帝只有十岁的特殊条件下的昙花一现而已。张居正死后,神宗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对老师就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前一个老师张居正教他“严正”,后一个老师申时行教他“宽柔”,神宗觉得这儒术似乎也是个软面团,可以随人捏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渐渐懂得了这些儒臣的奏疏并不是纯为皇上,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奏疏上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其实也是“欺君卖直”、“谋名希位”的老一套。于是,神宗学会了两手:一手用张居正教给他的“严”,对臣下随意地降调罚黜;一手用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