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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小时候就学外语。尽管教员水平不算高。今后从小就要学外语。各种外语都要学。俄文也要学。打起仗来,还可做俘虏工作。两条腿走路,普及与提高,重点在提高。从小学起,就要办重点小学。接着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重点中学,北京就应有二十个到三十个,上海要有三十个到四十个,天津二十个到三十个。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谈,大企业如大庆就可以办若干个重点小学,若干个重点中学。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现在数理化的教学很差,一定要使培养出来的人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衔接得上。现在我们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东西,这些年来培养的人根本不顶用。要从科技人员中间选出一批不能够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们去当中学教员、大学教员。
我还对方毅同志讲了。要从他们的系统中选出一千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选出五千人。这些人是尖子,选出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做研究工作,给他们配书记,配后勤。生活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一帮孩子。一月几十元,整天为了生活排队,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样去要求这样、那样。要他们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东西,就是对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对他们不要苛求。陈景润这个人大家都说他政治落后,可是这个人在工作上有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学校开门办学,科学研究所开门办所,一定要和本行专业结合起来,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体力劳动。要通过开门办学、开门办所使他们的知识面搞得宽一点。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是分不开。按现代的观点来看,主要就是脑力劳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站好几小时,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不会计算,这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办各级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使我们的部队年轻化。五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企业要有科学研究机构,也要有科学技术人员。考察美国农业的同志说,那里农业投资很多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军队负重。一个战士六七十斤怎么打仗?战士带的这些东西都要有。但是一定尽量轻一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人讲阔气,士兵们带鸭绒睡袋,我们不能比。现在化学纤维有新的发展。可用化纤来解决这个问题,轻得多了。还有包装的问题,也有科技研究的问题。军事工业方面也要抓几个重点,使协作可以配套,人员能够配齐。把几个重点抓好,就有了样子,其他可以跟着学。
小平同志又谈到企业规章制度问题,他说:
就是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两个卫星什么都一样,有两种不同结果,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不严格。
这些话我讲了。听不听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我还是要讲。
对我自己工作的分配,我自己有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
至于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希望从现在就开始,从小学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我向小平同志说,为了应急,应付青黄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小平同志说:
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我的一个残疾孩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机、录音机等等。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学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学非所用,搞别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应该收集起来,使他们归队。
5 邓小平谈当顾问
王震同志讲,他曾对罗瑞卿同志说过,希望罗当个顾问头,五届人大后自己也想参加这个顾问队伍。这种顾问应该有顾有问,到处跑跑,提出意见。顾问不应该是照顾老弱病残。
小平同志说:
我曾对一位同志说过,如果让我当顾问,我还可以活二十年,如果让我工作。我只能活十年。我自己就提出过让我当顾问。我想当的顾问,就是这种又顾又问的顾问。
6 邓小平谈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
我又谈到理论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问题。我说:理论队伍中要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对有不同意见的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没有把握的不要在负责同志的文章中把话说死。
小平同志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延安的传统要继承发扬起来,最主要就是党的作风。关于党风问题。马恩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时的那些还不够。毛主席继承列宁的党风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的、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的那一整套的东西贯彻下去。鞍钢宪法,自己没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一套完整的经验。
在创造大庆这一套经验上,他对王震同志说: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队里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干部交给他们了。在延安作风中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教育中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有话就说,不管对谁都说。在主席面前我也讲,我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头上也长几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后我要说的还是要说。至于说了人家听不见。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还是要说。
关于要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对着我说:
你们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接着,就讲了前面已经说过的评论所谓“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话。
7 胡耀邦对五月二十四日谈话的评价
邓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谈话记录,经过王老的儿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广为传播。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对,这个谈话广为流传,开了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此开始的。胡耀邦同志的这个估价,是准确的。
注释:
①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时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该书第518页。注释全文如下:〃四人帮〃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十月六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
③后因邓致闭幕词,未用,改为聂帅的发言。
④《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于1977年6月作为征求意见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78年3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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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一 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带胡绳、吴冷西、熊复去毛著办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阁的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李鑫带头积极拥护华国锋,紫光阁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发了一个通知,宣布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时间,让研究室的人从哪个单位来的,回哪个单位去报到。当然,毛著办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决定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们不能不服从。在讨论会上,吴庆彤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说,1976年8月〃四人帮〃公开印发、进行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房维中已经在写文章,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翻案,中国科学院也写了文章,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你们也应写文章,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翻案。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提出有几件事还要办,要求办完这几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写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要做个总结,这些事情办完了,再到大庆、大寨去参观一下。这个意见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实际上我们是想拖,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终究有一天会出来工作,只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庆参观的同志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见找我谈话,让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去工作。姚依林说,你不愿去《红旗》杂志,也不愿去中央党校,愿意不愿意去财贸小组?我知道,财贸小组是陈云、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姚依林又是〃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战友,所以他一说,我就答应了。很快,我被任命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组长,陈国栋是第二副组长。后来,姚依林同志做了组长。
我去财贸小组时,姚依林同志告诉我,他正在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几件事。一是进口粮食,并从思想上解决进口粮食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二是降低向农民购粮的指标,减少征购粮和议购粮。陈云同志说,国家可以进口一些粮食,以减轻向农民征购和议购粮食的压力。三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陈云同志是想通过这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姚依林同志还告诉我,财贸小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要关注思想、理论界的情况和材料。姚依林同志这样一说,我就提出建议,应该调一些同志来,成立一个理论组。他同意这个建议。于是就调来了有林、卢之超、林子力、李智盛、卫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论组,我兼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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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二 批驳〃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诋毁
有林、林子力调来时,他们合作写的书稿《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