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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计委有位同志不大同意，说，现在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地方还不够吃，谈什么吃、穿、用的结构变化。由此，他对讲话大删大改。我坚持把原稿保留了，后来，还把它收人了我的文集，题目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两种新趋势》。
注释：
①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会议在北京举行。一般称这次会议为〃双学会议〃。
②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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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11月，国务院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兼院党委书记（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远任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在此度过了四年多不同寻常的时光。四年多的时间里，中间有些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我和胡乔木的工作都有了变动。胡乔木当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改组后，姚依林兼主任，我当副主任。所以从1979年初开始，我一半时间在中央办公厅，一半时间在社科院。不过，从1977年11月开始，有一年多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乔木、于光远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当时随我们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郑惠。①我们去了以后，先和原来的院领导接上头，约定日常工作仍由他们主持，我们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是一个遭受严重摧残的“重灾区”。改称社科院时，有14个研究所，两千多人，但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谈，把14个研究所都谈了一遍（有的单位用二、三天）。我们都是听他们谈，很少讲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就使各单位的各种不同意见，用不同的方式都讲出来了。这次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主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大体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上遗留问题多，派性严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学部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是联队，为造反派；一派是总队，为保守派。随着运动的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动。〃四人帮〃不得人心，在〃天安门事件〃中，学部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没有去的人极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对〃四人帮〃的大联合。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划了等号。这样，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志表现特别不好。他原来是胡乔木推荐到学部去的，参加了当时的党组。这个人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竭力洗刷自己与胡乔木的关系，说自己不是胡乔木推荐去的，与胡乔木没有任何关系。他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唱，被称为党组内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帮〃后，他很狼狈，不好扭转过来，被别人盯住了。
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时候，有几个老干部如关山复、吴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气。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受到各种冲击，包括自己身边的人都出来揭批他们。“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就盯住在“文革”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这样一来，学部在“天安门事件”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破裂。因此，我们无论走到哪个单位，都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但都是算陈年旧账。无非是某某在什么时候整了我，把材料装进了我的档案，等等。总之是混乱不堪。当然，在调查过程中，也能看出有的同志是比较好的。因此，在正式开始工作以前，我们把学部以前的历史及“文革”中的情况，派性斗争的演化过程，各种观点和主张，各种人物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了解清楚了，心中有数了。有了这次深人的调查研究，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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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二 抓“揭批、科研、团结”三件事
在接下来一年多的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帮”以及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二是重点抓科研工作，揭批工作要有利于而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三是在恢复、发展科研和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中，团结绝大多数人。概括起来就是“揭批、科研、团结”这六个字，就是正确处理三者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讲的话很多，重要的有三、四次。
第一次讲话是在充分调查研究以后。1978年2月24日，召开我们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全院大会，我代表院领导讲话。会上，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到会的人中间，有一个人是黄克诚的夫人，当时在文学所任党委书记。会后，她对我说：这次大会，出现了好多年来从没出现过的好现象，有一个新气象。我到社科院工作后，参加过的全院大会，开着开着，会场里的人就逐渐减少：到最后能有一半人坚持下来，就算好的了。你这次讲话，自始至终没人退席，自始至终会场都坐得满满的。
那次，我一开始就讲，这次开会，我向同志们交交我们院领导的心。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看这个讲话，可以说，当时的讲话，一是符合实际，二是中肯公正，没有偏向哪一派。
第二次讲话，是1978年4月20日，部署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这次讲话中，影响最大的是强调在清查中间要严格区分敌我。提出〃不管是清查也好，是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全院范围内，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对547名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占了1977年全院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次复查，除了继续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主要解决了历史上包括〃文革〃期间以这样或那样理由立案审查的七种问题。我在讲话中说，对于近五百人的问题，〃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的性质，不必批准。〃 ③近五百人的问题，等于一风吹了。应该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这些人的最后一次解放。这样做，就得到了过去被审查的人中绝大多数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当时，社科院的清查运动告一段落，要对清查工作做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总结。我讲话的题目是《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这时，经过清查运动，阶级阵线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个人属于敌我问题。而这6个人都还是在王关戚问题出来后被抓、被清查出来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讲话中说：〃经过半年来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以外，没有发现新的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④从那以后，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把这个结果报告了以后，就证实了社科院党组原来的估计：社科院有敌我矛盾，但不到1％，原来说1％左右，清查的结果还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都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问题。所以搞运动到这时已结束了。
我在这篇讲话中，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首先，要分清敌我。社科院十多年来一个大教训，就是在分清敌我、对谁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受了林彪、“四人帮”的骗，上了当。今后，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分别极少数坏人和大多数好人，既不要放掉敌人，又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去对待，即使是对待敌我性质的矛盾，也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区别对待。第二，决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第三，说话、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态度和理论基础。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一定会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第四，在判断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衡量。搞学术批评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恰当，它直接影响和破坏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第五，我们看任何一项工作，做得好还是坏，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根本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就看它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科学研究单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坏，最根本的一个检验标准，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么样，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出又红又专_的科学研究人才。这五条经验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说，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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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三 修改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祝词
1978年1O月，还插进来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帮助修改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的祝词。这个祝词的稿子，原来是由工会起草的，小平同志看了不满意。10月初，叫我和于光远去修改。就在他家里，他讲了修改的要点。我们重新修改、整理了一下。题目叫《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这篇祝词把他视察东北时在沈阳军区讲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公开讲了。祝词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修改稿比较重要的改动是加写了两段话，一是在原稿的〃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一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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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 提出“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
我在社科院的第四次讲话，是1980年4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做总结报告。在此之前，在3月11日召开的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我传达了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乔木同志讲话，要求社科院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这次党代表大会，我负责草拟了党委向代表大会的报告，由宋一平同志在会上讲。讨论以后，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