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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找康生，请他为纪念国庆十周年写篇文章，并且写这样的内容。他起初表示，没有什么要写的，不愿意写，后来同意写这样的文章，但是不愿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后，我又找他，请他看看，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发表。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关于文章本身，他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最近，我重新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确有错误，可以批评，也应当批评。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账上。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够在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登一下。请酌定。
后来，胡乔木和我说，他和胡耀邦看了这封信后认为，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来讲，我的这封信是空谷足音，实在难得。后来，王若水、严家其说，邓力群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写信制止批评康生，会后不让批评康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这封信充分说明了当时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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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三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前因后果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年春节（1月28日），休息了几天，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月16日休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
第二段，3月28日复会。会议由党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4月3日结束。
从打破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这一点来讲，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大约在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很不安。后来，他又对我讲，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邓小平和胡乔木谈活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自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胡乔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乔木讲自己的看法，邓小乎也讲自己的看法。当时，除了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敏感，胡耀邦也觉得风头不对，因为这个会主要是他和胡乔木两人在主持。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约是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北京街头的〃西单墙〃，被他们用来当作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西单墙〃刚出现时，也有不少反对〃四人帮〃、赞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赞成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大字报。到1979年初，〃西单墙〃就明显变化了，自由化的东西日益占上风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数人闹事，不断有人搞游行示威。闹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一些经济要求问题和冤假错案平反问题。1979年初，闹事的情况更加严重。闹事的原因和人员也要复杂得多。上海出现了卧轨阻断交通，冲击市委机关，占领办公室的情况。有的还打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等，总之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标语。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也不断有人游行、闹事。
然后，邓小平就委托胡乔木起草后来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否定毛泽东，而是针对前四个否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有一句话，“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食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①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第一个提出召开的，他当时的用意、有什么想法、要达到什么目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会开到后来，产生那样的结果，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右的方曲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讲话和发言不仅在内部发，而且他还通过迂回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来，拿到香港的报刊上去发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们党内干部批评党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他是第一人。后来他曾辩解说，是别人传出去的。很多同志认为，是他自己有意识地传出去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当时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以后的重点是批右。因为当时我不太了解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故对胡乔木讲的今后重点是批右这样一个提法，产生了是否合乎实际的疑问。胡乔木说，会议上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后来，在文字表述上，口气稍微减弱了一些，即现在要“注意”右倾，而不是“重点”批右倾。在正式发表的时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胡绩伟这些人就和胡乔木争论，吵得很厉害。邓小平3月30日在会上的讲话，本来还有一段话，大意是：原来对理论界抱有很大希望，现在党中央对理论界感到失望。邓小平的讲话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和公开发表时，这一段就没发。
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传达以后，在社科院引起了强烈的不同反应。我在社科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提法当时在全国是首次提出。朱元石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反响，很多报纸都转载了。那时候，我们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时间定在星期五，开半天。在此之前。座谈会都开得很好。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在双周座谈会上，有人就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根棍子。那次会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第二次会上，他把话头转了。说“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变成四根棍子。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面说：“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问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②有人在社科院哲学所说，到了社科院，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情况确实如此，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理论界和思想界分化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部分人有抵触。
党内理论上的混乱和社会上的动荡是相互呼应的。要讲自由化的苗头，就是从“西单墙”后期暴露出来的。因此，到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上规定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这件事是邓小平提的。我没听到胡耀邦讲过什么。可以说，他没有明朗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但他也没有反对。
我在1987年1月召开的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说，他前期的讲话、文章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到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后，到整党时改变整党方针之后，起码是对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重视吧！当时，通过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里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是问题。
邓小平让胡乔木帮助起草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最后搞出这么一篇大文章，不论当时的客观需要还是实行的结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评价邓小平时都应承认，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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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陈云征求对《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的意见
1979年3月初，陈云同志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把提纲给了我，征求意见。我拿给中办研究室的同志们看，都认为是好文章，反映了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思考。
提纲的要点是两句话：第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是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的苏联、1949年后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这个理论来办事的。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第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有了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但要求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对陈云同志写的这个提纲，中办研究室内部组织学习，进行了认真讨论，并由梅行负责组织起草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既要有计划经济，也要有市场经济》。我看了梅行组织人搞的这个东西，不满意，因此也就没公开发表。
陈云同志在提纲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在中国、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当时我们好像提出个疑问，说“市场经济”这一用语和我们过去的用语不一样，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建议用“商品经济”，并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没有接受。我们还建议陈云同志把这篇稿子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去，他也没有接受。陈云同志当时的说法是，发出去也没有人执行，没有用。因此没有印发。
说到陈云同志文章中用“市场经济”这一用语，有这样一个过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用的是〃市场调节〃，以后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这个词。1985年5月第一版《陈云文选》用的仍然是〃市场调节〃，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时。陈云同志在该文最后一段又改回原来的用语：〃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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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确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1 成立中财委和陈云、李先念的建议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
1979年3月21日，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建议用两三年、最好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