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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室也感到问题严重，不正视、不解决不行。因此经常和劳动部门的康永和交换意见。劳动部门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进行培训，然后帮他们介绍和安排工作。劳动部系统还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因为国营企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建议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来吸收劳动力。当时也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如有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劳保、医疗，他们的工资还低于国有经济。
在和劳动部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在有的场合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主要是要发展集体企业，同时也要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发展，要允许这些企业工资高于国有企业。因为很多安置在集体企业的人不安心，工资少，劳保、医疗待遇较差或没有，都希望企业升级。而事实上，搞企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出现，我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转发了有关双包到户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们书记处研究室送给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时，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但在那时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实行不了，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势不可挡。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曾经想召开全国各省市研究室主任会议，一起来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商讨如何做调研，出了些简报。胡耀邦看了这些简报，说，如果这个会议一开，就是给下面一个暗示，中央的政策要变。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对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包产到户，接触了许多材料后，我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关注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联产责任制。对于前一条，情况比较好，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条不可动摇；对于后一条呢，包括后来多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份，那就可能会出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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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八 城市改革的两类试点
关于城市改革，书记处研究室和经委袁宝华进行了两类试点。一类是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在东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个企业。当时想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但试点的结果是没有人赞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就没有地方挂钩了，脱钩了。例如在过去，由市委、区委来领导厂党委，国家和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各级党委到了基层了；以后工厂取消了党委，由厂长负责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由谁来管我们啊。这就发生了问题，试验的结果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赞成。这样，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那段关于厂长负责制的话，在发表前就只好删掉了。
另一类试点是由访美后引发的。1979年访美，我们发现尽管他们所得税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这些地方比他们还高），但企业交了所得税后，终究还有部分盈利，数量还不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回来后就考虑到我们的统收统支体系，连折旧费都统收，更新改造也都统一支出，这个办法有问题，太死了。回来后，就和经委袁宝华那里一起试验利改税。同时和财政部吴波商量，他们在柳州全市实行利改税。这些试点证明效果是好的。这就为后来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办法做了准备，起了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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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九 为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培训干部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发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发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发系统转向零售。批发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发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日本回来，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为了研究这方面问题，推广有关的经验，经委组织了干部轮训班。介绍国际经验，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商量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改进，哪些经验可以吸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级，轮训了一遍，然后扩大到企业和厂长。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干。办厂长轮训班这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以后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一些大厂厂长都参加了这样的轮训班和学习班。
结合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书记处研究室编出了两本东西，一本是《陈云文稿》——那时只从解放后编到1956年，以后又编了1956年至1962年的；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摘编本《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两本书同时在参加企业管理协会轮训班的干部中进行学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国外的经验有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了，又有了理论的指导，对再生产过程是怎么回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各种平衡关系，如陈云同志的四大平衡，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要达到平衡，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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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 宣讲《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党校讲了四次，总的题目是〃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介绍和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一1962年）》。讲的题目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了一本小册子《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编文集时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③上举五个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进了《邓力群文集》。
讲过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们办了一个宣传部门干训班，听了我讲的课，于光远听到一些学员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也没问。另一个反映是：不知什么人向薄老谎报军情，说我在宣传陈云著作时，称赞陈云，批评薄一波。薄一波对此很重视，特地把我在党校的那个讲稿拿去看了，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有人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说我在中央党校宣传陈云思想。为此，在一次小会上，小平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讲：听说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他让姚依林转告我，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小平同志还说：我本人还要和邓力群讲，以后不要再讲陈云思想。实际上，我根本没讲陈云思想，不知是什么人传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
不过，从我的讲话中看得出来，认为经济工作搞得好的是陈云同志，这是确实的。我讲到：经济一遇到困难，毛主席就把他请来；困难一过去，又让他靠边站。
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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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一 拥护、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党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拥护的。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给他一些帮助。这就要说到1980年前一两年的事。那时，话剧《女贼》、《假如我是真的》这两个戏不是很受〃欢迎〃吗？这两个戏的倾向是不好的。后来，召开一个剧本座谈会，胡耀邦要在这个会上发表意见，他找到我，让我帮助他准备稿子。我专门组织研究室的同志，把马克思他们论述流氓无产者的文章、观点收集起来，供他参考。马克思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革命以前，我们不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革命成功以后，更不能崇拜、宣扬这些人。耀邦同志认为这点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映不错。
耀邦同志很热心搞经济，而且很想搞得高一点、快一点，因此他就要批评妨碍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他有一次和我交换意见，他说：在计划工作里的综合部门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即消极平衡论，应该主张积极平衡论。我听到这个意见之后，就和他讲：你这个意见，不是新意见。实际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陈云同志争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陈云是消极平衡论，毛主席自己主张积极平衡沦。胡听到这个话后，噢了一声，很惊讶，他不知道此事。这不奇怪，因为他那时没有接触过经济工作。我又说：“大跃进〃运动之后，毛主席已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其实陈云同志的平衡论也不是消极平衡论，而是考虑：〃到底是以短线平衡，还是以长线平衡？〃按着长线去平衡，怎么也平衡不了。按着短线平衡也不是消极平衡，认定了某几种产品是短线，如实地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还是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例如钢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线，了解了之后，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增加生产，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多生产。这是一个表现。另一个，除了自己增加生产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进口。能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这不又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做法吗！在采取了这些积极的做法之后，来平衡我们的各种产品和部门。这样做之后，我们有些长线东西，就富余出来了，等到下次有条件还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说：陈云同志的短线平衡是这样一个意思，把它当做消极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还向耀邦介绍了恩格斯的哲学论述，其内容大体是整个天体是平衡的，相对来讲是静止的，而实际上平衡中间有很多不平衡，静止中间有很多运动。我请他看看这些有关的论述。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对我的帮助很好，是原则性的帮助。
耀邦同志热衷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于光远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也批了，把大庆的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批了。后来，我向他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生产目的的讨论当然应该搞，应该搞清楚生产目的，但不能这么搞嘛。
还有一件事，1980年搞经济特区，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和我交换意见，说他准备在会上讲话。我向他建议：在发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讲话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没搞起来之前，主要是要批评、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来之后就要注意右的倾向。我向他讲，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