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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集团”一案已成历史，本来可以不再重新翻腾。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红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据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荐调进，有的系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来。其中有的曾是吴江同志的下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觉悟较早，综观十年，表现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普遍进步更快。其后积极参加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两个凡是”，坚决拥护和努力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近年来参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强，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几年来，至少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弃前嫌而专注于工作，并未计较吴江同志整过他们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于党的教育，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理应光明磊落，出于公心，为这些中青年同志的进步感到高兴，理应热情地和善意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但吴江同志却一再给中央同志写信，继续指责这些自己整过的同志“写过一些坏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红旗》社论这样的文章，罪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这是已成定论的事，不知吴信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一般干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吴信根据什么使用这种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术语），进而认为这些同志〃过分集中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即在吴江同志叙述问题的范围内，有些也不合乎事实。如吴点名滕文生、贾春峰同志〃分别任王力、关锋的秘书〃，就属子虚乌有。吴自称他在〃公平地说〃。坦率地说，从吴江同志对待这些中青年同志的态度中，实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以前，红旗及干校的运动一直由陈伯达控制。陈自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就不断向一些同志说我的坏话，〃文化大革命〃初又说我系刘少奇派来向他夺权。一些同志不了解情况，批判中说过头话，我从未计较。我和吴江同志相识、共事的时间不算短。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比较老的和比较负责的干部，吴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现在向中央写信、和中央同志谈或当面批评我，无论是否事实，无论是否过头，我都认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级的错误亦无不可。但是正因为是共产党员，正因为是比较老的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就更应严格尊重事实，何况有些事情真理并不在吴江同志一边。吴信在中央同志面前点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这些同志尚无在中央同志面前与吴江同志平等地说明情况和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于了解事实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补救办法。乔木同志建议由中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关同志将此事谈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对自己这封信中提供的情况负责。如看法有错误，请中央同志并请吴江同志指正。
这封信稿写成后，感到给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不必这样具体，故又加以精简。正式的复信于9月18日发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穷、乔木、仲勋、启立、野苹同志：
看了吴江同志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的信，谨作如下说明。
1、据我所知，吴江同志确实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只是1969年6月下干校以后参加了军代表主持的材料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组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核对我的一些材料，态度不算坏，对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曾经允许我申辩。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吴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时，我曾向他们如实讲过上述情况。也有个别同志向我问起吴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我也如实向他们讲过上述情况。
2、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同别的单位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亲自发动和组织全社干部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谈话，说了我不少坏话。本来是他动员我去红旗工作、我不愿意，他又请求少奇同志让我去红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竟说是刘少奇让我去红旗向他夺权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帽子都加在了我的头上。他的地位和活动，使红旗的干部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在批判斗争我的时候，不少干部说过一些过头话，我也从未有过任何计较。
信中说到，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参加了当时的专案工作。当时，除林杰、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列我进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还在一定场合负责地为我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空气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3、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写过一些坏文章〃，〃个别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间不少在书记处研究室，认为〃过分集中使用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乔木同志看了这段后批了几句话，说〃这种提法至少不利于团结〃。我曾要求，与耀邦同志谈谈吴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抽空和我谈一次。在我看到的关江同志的这两封信中，他对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一句诚实的自我批评也没作，却对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进行不顾事实的指控。我觉得有责任向组织上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讲清楚。组织部门还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况的同志调查。
邓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还不错，也没再追查。他说：吴江的检举信和邓力群的说明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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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三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谣言
1 关于王震当党校校长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原来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员都免了，党校实际上是胡耀邦在兼着，日常工作是冯文彬在管。胡曾经想让宋任穷辞掉组织部长的职务，到党校去当校长，胡自己从党校解脱出来。宋任穷不愿意去党校，报告了陈云。陈云也不赞成。这个情况，我是最近听朱佳木讲了才知道的。后来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胡耀邦说：党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个同志去当党校校长。他提出的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列入议程，是其他议程完了以后才提出的，这时没人吭声。我忽然想起，此时一些老同志退了下来，如聂帅、蔡大姐，王震辞去了政治局委员，没什么事，中顾委当时还没成立。胡一提这事，我随口就说：让王震当党校校长不挺好嘛。胡耀邦马上说：挺好、挺好，大家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都没意见，我的提议就通过了。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没和王老说过，只有参加过会议的人知道。这是我提议的。王老去世之后，我才和他的秘书李慎明说过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谁提名的。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页讲：〃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这是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2 关于立案审查三个人
王老到了党校以后，立案审查三个人：阮铭、孙长江和吴江。吴江那本书上说，是王震要审查他们三人。其实是邓小平指名要审查这三个人。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诉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陈云，也不是王震点名，而是邓小平点名让王震对这二人进行审查。邓为什么要审查这三人，搞不清楚。在审查中间，有这么一说：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组织部和党校来找我调查此事，我都否认了。我说：吴江只是军代表负责的专案组中的一个成员，不是专案组组长。在审查过程中，有一部分专案涉及到邓力群，这是事实。
这里就涉及到陈云为什么会生气一事。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和冯文彬商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陈云的秘书王玉清发现之后，送给陈。陈看了就质问胡耀邦，为什么要发表这篇东西。胡耀邦说不知道此事。吴江所说的文章和当时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论动态》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说：有的人平常不说话，小病大养，韬光养晦，一见机会来了，就要说这个那个，指手画脚、提出很重要的意见。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们一看到之后，就引起警惕，认为这是不是在影射我们的陈老爷子啊？他们把文章送给陈云，陈也感觉到确实有点像在影射自己，这样就引起了注意。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是阮铭。
按照吴江《十年的路》中所写则是：王震到党校事先有酝酿，通过之后邓力群又去彻夜长谈，做出计划，然后整他们三个人。两个开除党籍，一个另行分配工作。吴江因此而离开党校。当时党校和组织部找我调查，我还为吴江说了好话：这个人有缺点，但做理论和文字工作，确实还是用功的。
后来，朱佳木跟我说，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谈话中讲到吴江、阮铭不断写信、写文章骂邓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却总是为吴江说好话时，陈云同志说：邓力群是个正派人。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我们还是要靠他们，不能靠吴江、阮铭那些人。11月9日，陈云同志还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吴江同志是风派人物，不能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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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四 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
1 云南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责任制
1982年春节之后，我去了云南，约一个月。那时安平生同志是云南省委书记，先是他亲自陪我转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个云南，从昆明到玉溪，然后是西双版纳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亚热带植物园；然后往西…走，看了瑞丽。又北上到了腾冲，这是艾思奇的老家，这里育…个在农村来说是相当好的图书馆：然后到了大理，回到昆明。开了几个座谈会。云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比新疆还多。在少数民族中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会，有的是奴隶社会（农奴社会），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会。经过解放以后的改造，到现在也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样。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后，把不同社会形态的责任制各选一至两个点，把以前的情况搞清楚，把以后发生的新变化每年调查一次，类似于费孝通的几访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长期坚持下来，可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很重要的资料。他们还同书记处研究室取得了联系，很可惜没有坚持下来，我们也去了人，搞了有两年吧。后来因为没有经费，也就没有能再搞下去。
顺便说一句，从云南回来，我还帮助云南省解决大规模开采磷矿所遇到的困难，使这件事列入国家计划。
2 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责任制
我从云南回来以后，这时农村发展研究组已经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们谈了一次，也介绍了云南的情况。那时他们滁县的调查已写出来了，在《经济研究资料》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