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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矛盾，那这个公安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稿子改后退给胡耀邦，我没有存底。后来乔木从上海开会回来碰到我，说：稿子问题很多，你改得太少。他说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也退给了胡耀邦。乔木修改的稿子是不是给我看了，我记不得了。因此，胡耀邦的这个稿子就没有下发。现在如果再来看他那个东西，里面的思路怎么样，我看很成问题。
（2） 中共中央党校正规化教育之争
从这一年开始，职工要进行文化补课、短期轮训最低要补到初中程度吧；各级干部也要进行正规轮训，而且强调正规化教育，中央党校也进行正规轮训。这时王老在党校，后又调去了蒋南翔。一年内要达到什么水平，进行正规化教育要达到什么要求等等，都提出来了。后来，王老不当校长了，高扬去了，批评正规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当时党中央的要求。为此，蒋南翔与高扬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3） 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1983年1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家让我就宣传十二大发表一点意见。好像在会议之前，就开始酝酿，在这次会上，我就把一些想法归纳起来，讲了点意见，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就现行政策列举了十几个问题，每项政策如何体现共产主义精神，怎样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制定和执行政策，讲了一遍，后来整理出来，发给各省市，征求意见；准备作为研究提纲，发给有关单位，主要是宣传部门、文教卫生部门来进行研究。这是一月会上的事。
（4） 我对《邓选》的评价
1983年7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研究上次会上发的提纲，经过讨论、修改，作为一个研究提纲，在这次会上定稿、正式通过，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研究。我记得好像在报纸上也发表了。后来，我们宣传部分别约了一些水平高一点的人，分头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书，约三十多万字。二是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这时《邓选》已正式出版）。
我在这个会上做了一篇发言。当时，《邓选》出来以后，中央发了个通知，要全党学习；而且通知里讲，学《邓选》作为全国整党的思想准备。我这篇讲话把中外和党内外对《邓选》出版后的反映，概括成四句话：一，《邓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这是日本人的语言；二，《邓选》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是党内的话；三，《邓选》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指针，这是我去西北，他们那里在学《邓选》时提出来的；四，《邓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我自己加的。不论是别人讲的还是外国人讲的，我觉得这四句话归在一起，表明了我对《邓选》的评价。这是当时的评价。这四句话实际上是说，邓小平是新时期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文选》是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我的评价是否站得住？总之，这四句话表明了我对他的一个态度吧。应该讲，这是出自我的真心，讲这个话时，我心里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今天来看，究竟是否讲对了，我看，应该说基本站得住。
现在不都在讲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吗，究竟是以第二卷作为代表，还是把第三卷都包括在内。当时《邓选》出来之后，由我经手还搞了一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收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提出反对精神污染的那篇讲话，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那篇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这本书1987年又出了增订本，增加了1984年12月以来的论述22篇，全书共44篇。我对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作了两次传达，传达的内容收入了我的文集第二卷。《邓选》第二卷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本书的编辑是我经手的。后来的第三卷，我和乔木都没有经手。
（5）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是我在宣传部讲话的重要部分，后来正式收进《邓力群文集》第二卷，用的题目是《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面一开头讲了上述那四句话，然后接着讲：〃《邓小平文选》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1975～1982年这关键性的八年中走过的道路，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非常丰富。总结起来说，《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邓选》和学习的通知发下去以后，部委和地方纷纷进行学习、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提法和发挥。四川省委搞了一个宣传学习的提纲，从理论上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琦介绍他们在学习《邓选》时，列举了《邓选》中的十个内容。我这次讲话和四川、李琦的都不同。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所制定的政策，和实际生活里存在的问题。我最近又看了这篇文章，感觉还有点意思。讲主要内容或主要特点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得比较密切，对实际生活里发生、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显得生动活泼。可以说，比较浅显地作出了理论说明，夹叙夹议，用家常话、日常用语来浅说理论，不是那么干巴、枯燥，在当时生活里头和理论原则里头的问题，都谈到了。这就使我想起，江泽民在“八九风波”以后，好像是建国40周年纪念会上，讲了一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也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与我的讲话相隔好几年了，是大家集体创作的，讲得比较规范。我讲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广泛的统一战线，他那里是讲多党合作，互相监督；文化方面他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这里没讲到。
（6） 第一次区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在讲话中提出区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包含国有为主导，公有为主体，非公有制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讲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而包含进来。可以说，在这里我结合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进展，第一次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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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开完这个会后，就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文物会议做准备。为接触一下一些省级文物工作的情况，看看存在些什么问题，我出去考察、调查了四十几天。这四十几天实际也不单是看了文物工作情况。
7月27日我离开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外八庙；又到围场去了一下。接着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矿，又看了云岗石窟。然后到雁北，了解农村情况和生产责任制在那里的实施情况。记得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延安出发，在晋西北转了好几个县，那时尽管是解放区，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贫困。这次去看了，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后又到呼和浩特，参观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区情况。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华北6省市在这儿开新闻工作会议。我在这次会上讲了一篇话，讲的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评了胡绩伟的所谓人民性。他认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中央就要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就应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就要服从全国人民。这样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处理一切重大问题的唯一原则，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就要求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全民投票表决。另一个王若水，与他的观点相仿，认为党性来自于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在讲话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评。
离开呼和浩特后到包头，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还看了包头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工厂。然后到河套，又到银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几个墓、遗迹（几个塔），看了一个山。又到中卫县，看治沙。又到刘家峡水电站去看了。然后去甘肃，在兰州碰上他们正在开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讲了话、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在新时期的光荣职责》（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后又从兰州去青海，参观了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经日月山，去炳灵寺、塔尔寺，到龙羊峡，这时水电站已截流了。然后又回到甘肃，经天水后，看了麦积山石窟；然后去陕西西周遗址岐山，到咸阳，在西安参观了一些文物点，其中包括玄奘译经的大雁塔，然后去延安，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回延安。然后又回到西安，去三门峡，到临汾、运城、平遥、太原，看了晋祠。一路上看了这些文物点，对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识，为后来的文物工作会议做了点准备。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么状况。
这次共花四十来天，有些收获。第一，接触了文物工作中的问题；第二，了解各地区学《邓选》情况；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视艰苦奋斗，后来彭真讲延安精神主要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艰苦奋斗。我觉得把实事求是加进来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触了不少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很重要的贡献的知识分子，表扬并提倡发扬他们这种精神，这集中表现在我在敦煌吐鲁番学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后来在《红旗》发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这样条件下，要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第六，提出要重视师范教育，那时是搞好小学6年义务教育（后来是9年义务教育），全国三个指标：入学率90％，巩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况很差，合格率只有20％，这里的关键是师资水平太低，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这当然对，但重点应把师资搞好。现有师资要培训，新的师资要正规培养，有了合格的师资，普及才能合格。没有师资，勉强上学，但毕业以后不合格，也没有用，这就等于硬性推广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干，长期下去也坚持不住。后来就这个问题以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认真抓好师范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关键》。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合乎实际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二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一篇话。要我们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准备，提出了一个讲话要点：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组织上的巩固要力求纯洁，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干部，清除出党。这在后面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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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三 两件突发的事情
1 经济决策程序的变化
按时间顺序，先讲第一件，经济工作里的问题和经济决策程序的重大变化。
（1） 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
在1983年3月问，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专门谈经济工作的问题。我列席了会议。会上发言的主要是赵紫阳和陈云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讲了话。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批评胡耀邦的。
在这个会议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十二大以后，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国务院的计划做了向下的调整，要“保四争五”。胡对这个速度不满意。那时，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普遍地推行了，确实农业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