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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正式发表。”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不赞成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的人道主义。他建议文章修改后作为学术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展开讨论。
关于异化，乔木回来以后，又专门查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前期和后期的提法，并打电话给郁文，又打电话给周扬，指出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关于异化问题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4 《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讲话全文
3月15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谈周扬讲话的问题。通知周扬参加这个会，可是他不来。所以会议中间，我打电话给他，说：周扬同志，你的那篇讲话，乔木同志提了意见，希望你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你改好了没有？周扬当时口气很硬，说：讲都讲了，我就不准备改了。我说：这样一来，就不是我们两个之间商量的问题了，这就需要集体讨论。你是我们宣传部的顾问，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要开个会，讨论你的文章发表与否，在哪里发表。他的口气还很硬：你们开会，我不来。态度很傲慢。我感觉他有点欺负人，就说：周扬同志，你是老同志啊，长期做领导工作，对这样的事情，你处理过很多。需要讨论，你又不来。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到哪里我都要讲对你的不同意见。这么一说，周扬不得不表示明天来参加会议。没想到。在我们通电话时，秦川就在他旁边（这是后来知道的）。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把周扬的讲话全文发表了。对此，不好说一定是周扬让秦川发的，但是秦川知道了要讨论此事，就抢先发表，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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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二 处理《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讲话全文的经过
1 我要王若水、秦川写检查
3月16日，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3月7日讲话的全文。
我打电话给秦川：你和我说要全文发表周扬的讲活，要我表态，我说让你请示胡乔木，你请示了没：秦川说：没有。我说：现在就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见的问题，而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必须写出检查。
电话中，秦川把责任推给王若水，说这件事是王若水管的，讲话全文也是他让发的。接着我就给王若水打电话，王若水采取推诿的办法，说：胡乔木讲的意见中没有表示对周扬的讲话有根本的不同意见啊，只是讲了这个要补充、那个要补充，我也没有听他说过要修改以后才能发表啊。我说：这样一来，学术问题就变成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了。王若水承认那个消息和摘要都是他让发的。秦川没参加乔木那次谈话，但王若水是参加的。王若水对秦川讲，乔木没有说不让发表。我同样向他指出，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必须写出检查。他们两人很快都把检查送来了。
2 胡乔木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
3月16日，乔木打电话给我说，对《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样，找了贺敬之、李彦、卢之超三人，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题目是《中宣部关于不听招呼全文发衷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写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有关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秦川也有错误，应做一次检讨；周扬是中顾委委员，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在中顾委会上表示一下态度。草稿写好后，经过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3月20日把报告和秦川、王若水的检查，以及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是郁文、贺敬之、黎虹三人核对整理的），一同报送中央书记处。
在书记处会议上，我把那天和周扬通电话的情况（他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也讲了。习仲勋出来打圆场，说：要周扬在什么会上表示一点态度，没必要吧。胡耀邦讲，你们写的报告，涉及具体事，要与本人核对。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先把报告给本人看，该改的、该更正的搞好。
3月26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内容是核对事实。参加者有胡乔木、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会上胡乔木对周扬说：我本来跟你说过，作为学术文章，修改好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志同你谈话的。周扬说，你说你代表耀邦这个话，我没有听你讲过。周还说，你这个人讲话，从来都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是另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究竟信哪个。在这之前，周扬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讲我们的报告中哪些他认为不是事实，并强调他没有听到胡乔木说代表耀邦同志与他谈话的这句话。王若水说：我只听胡乔木对人道主义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没说修改以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这时郁文出来说话：我的记录上这些话都是有的。3月10日在周扬家的谈话，郁文有记录，可以证明乔木确实讲了这句话。
我问王若水：你在理论务虚会上批评毛主席的文章和讲话，怎么一下子就传到香港去了。王若水说，不是他而是别人送出去的，还有送到台湾去的，都不全。我就对他说：共产党员在党内、国内发表意见，按照组织程序，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拿到香港去发表，性质就不同了。他就推托，是别人送的，还把他的东西歪曲了。
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并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究竟胡耀邦发了这个报告没有，把这个报告送给常委看了没有，我都不知道。后来，根据在邓小平那里谈到的问题来看，好像这个报告送给邓看过。报纸上发表的周扬的讲话，我也没有特意送给邓、陈去看。
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到7月份，我就外出调查考察文物工作去了。
3 编七种研究材料
但这方面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没有做。在核对送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和材料之前，因为乔木说要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我就把与中宣部有关的单位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等部门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在中宣部开了一次会议。要求分工编七种材料，每种一本或两本，把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尽量编进去。材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异化问题讨论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已经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文章；等等，作为进一步讨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参考材料。
当时，我确实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应该讨论的。王若水后来说，邓力群1983年3月下旬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讨论研究，现在变了。邓力群是变了，在听了邓小平关于异化问题的谈话后，我的认识提高了，对王若水的错误思想的认识也清楚了。
在4月20日中宣部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写给我一封信，说周扬托他给邓小平送了18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薄一波在信中没有说他给邓小平送语录的时间。但可以确定，是在4月20日中宣部的报告送上去以后。这在下面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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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三 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前面说过，7月初，我去外地考察。先去了华北地区的承德、张家口、包头、大同，后来又去了西北，到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主要是做关于文物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到了1983年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
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乔木从邓那儿回来后，就找了几个同志谈，说有这么个事，并且谈了他对如何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想法。
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我就把帮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
邓小平问：让乔木准备一个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稿，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刚从外地回来，不知道情况。他们几个人刚从杭州乔木那里来，由他们汇报。
龚育之等就把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听了之后说：这样讲，问题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讲这么多问题。他赞成由书记处起草一个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来讲这些内容，他这个讲话的范围要小一些。内容太多了，对当前主要问题的针对性就不够，就很平淡了。这些内容都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得这么细。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
他说，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
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然后他讲，我们记录。从小平同志的谈话看，他是胸有成竹的。假如周扬是5月给他送马克思的18条语录，到这次谈话时已有四个多月了，他准备、思考得很成熟了。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他看得很认真，还在清样稿上改了两个字。清样稿上这么写：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步骤，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把记录稿上的“步骤”改为〃补充”。这在档案中有记录。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我把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问题的谈话。
因为胡乔木仍在外地，我就在北京组织人，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搞了一个邓小平讲话的整理稿。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还把稿子送给在杭州的胡乔木看。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对稿子修改后，传到北京。我们又在北京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王鹤寿提意见说，现在造成思想战线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党内自由主义思想太厉害。后来，我们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加上了这个意见。9月20日，邓小平特地找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和组织部几个人谈话，着重讲的是整党不要走过场，附带提了一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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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四 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的高明见解
9月30日，我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他看过以后，当天就把我们找去，谈了两点意见：第一，整理稿子看了，太长，砍掉三分之一；第二，自由主义这个问题话太多，有一两句就可以了。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讲了一篇话。他说：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