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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4 书记处研究室内部的矛盾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发生争论、发生分歧。表现出来的是：梅行管的经济组，有林当组长；林涧青管的理论组，组长是林子力。开始时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慢慢地争论得越来越厉害，其中尖锐化的就是雇工问题。突然有一天，理论组有一个书面的发言（支部书记朱述先），我收到这个发言后，就问朱述先，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支部的意见？他说：这是代表我们支部的。后来又问林子力，他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这个书面发言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深圳特区问题，二是雇工问题，三是精神污染问题，四是对于张云声的个人问题。总的结论是：书记处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理论组的一些人就在陆陆续续向习仲勋反映研究室内部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的意见。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对这四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了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发言。事先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再讲，讲完后又整理成一个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这个时候，林涧青有时候说有病，有时候说他参与中指委工作脱不开身，因此不来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写了封信，公开出面支持那个书面意见，其中说：你（邓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对你的歌功颂德和当面吹捧。另外一个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组里面针对我发言，他说：耀邦同志在与各个部委的谈话中间多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室领导的业务指导思想不端正，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实际上这是胡耀邦把整党的主题换了，整党是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纯洁组织、加强纪律。统一思想是要在四项原则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来统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倾向，这是统一思想的含义。胡耀邦开始还讲这个，到后来讲着讲着，统一思想就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这又和赵紫阳发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决策权归了财经领导小组。整党一来，胡耀邦用整党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谈、听汇报，实际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来搞整党。实际上，上述活动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认。王愈明还要他所在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小组的名义往上报，其他人说：你个人有意见，你个人讲，你要以我们党小组的名义往上报，我们不同意。
这样一来，林涧青、林子力、吴象和理论组的同志经常嘀咕这个、那个。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习仲勋召集会议，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涧青和其他室务委员、顾问林子力、吴象、张云声等人找去开会。在开会之前，习专门和我讲：在这以前，只听了林子力他们的意见，只听了这一方的意见，这次会是要听听另一方的意见，他们没讲，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张云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了吧？我说：好啊。结果一开会，习就讲了一通，根本没让王玉清和梅行他们发言，这个讲话记录还留着。然后，胡启立也讲了，讲完以后，问：你们有什么意见？王玉清讲了几句，林涧青就和他吵了起来。王说，让我讲，三个钟头也不够。林说，让我讲，五个钟头也不够。这样，习只好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其中决定的一条是，整党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问题、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一概不动。这就剥夺了邓力群整改的权力。
这事有点什么因由呢？原来理论组办了个《调查研究》，经济组办了个《经济研究资料》。在整党过程中，吵着吵着，理论组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批评梅行他们的意见。我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决定梅行他们办的刊物停办，理论组的刊物不归他们办，由室里来办。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意，就反映到习这些人那里去了。这样，内部的调整_和内部的工作分工变动都一概冻结了。，这里要顺便讲到宣传部。本来部里的司局干部是由部门任命的，报组织部只是备案。这个期间；组织部特别给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你们的司局级干部不要变动，要变动就得得到组织部的同意。这个时候大概是乔石当组织部长。
后来，习等人召开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现在一看到这些话，我说：你们讲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下发？如果往下发，我就有话可讲啊。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们的这种讲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们的话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话也得让大家都知道。这时，胡启立只好说，这个东西不往下发。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许。
5 胡耀邦三次批评书记处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报告，说书记处研究室用书记处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大米，这件事情不能允许。他这段批语印在中办系统的整党通报里。这个事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说明：我们是用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向军队里有关单位采购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们的价钱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没有用书记处的名义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办通报上登出来，结果胡对此置之不理。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个检举信，说书记处研究室到湖南什么地方压低价格采购桔子。这些事都是梅行他们管。后来，梅行说：采购桔子确有其事，但我们是按当地出售的价格付的钱，没有有意去压低价格。有人告诉我，那个写信的人是奉命检举。这些事说明，胡耀邦对书记处研究室的活动盯得可紧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东北一个省和中南一个省的简报，上面说苏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绍书记处研究室的经验，张德成也和哪个省介绍类似经验。胡耀邦看到这两个简报后，又来了一个批示，大意是：这样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这个、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要捅出乱子。这时，我不在机关，梅行他们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苏、张两人谈，让两人写材料，两人都写了。他们说：他们自己当时讲的和简报上说的有些出入，其中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书记处研究室参与的、帮助搞的、多少有点关系的分成几类，合起来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书记处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举一动都在耀邦同志的监视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紧张，感到无所措手足。
所以，实际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问题，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总起来说，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关系，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后，就出现这个事、那个事，磕磕碰碰，特别是进入整党以后，在胡的印象里，书记处研究室成了他的一个麻烦和心病。
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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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一 党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转手
1 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两个文件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耀邦同志组织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远的意见，当然也做过调查。自始至终，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