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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在北平的一个表哥，引导我看左翼小说，阅读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还看一些浅显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些救国救民的主张。
1933年，发生了长城事变，同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同盟军向日军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败。
在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我们的学校是个美国教会学校，听说校方为了保护美国的财产，在教学楼的楼顶上铺了美国的旗帜。在中国读书，竟然要顶着美国的旗帜上课。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门不远的地方，有个日本随营妓院，外国兵经常酗酒闹事，辱骂殴打中国人。再往前走，就是东单广场，不准中国人入内。经常见到外国兵在那里武装操练，向中国人示威。紧接着的是东交民巷，有外国的使领馆，各国的驻军，享有治外法权，完全是“国中之国”。外国驻军不仅在这里面耀武扬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区实弹演习。国土被践踏，民族受凌辱，令人无法忍受。这些东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铁扫帚扫除干净，可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心情很难平静。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倾向和救国热情，正式跟我说，准备让我参加一个组织。不几天，他在东单市场撒革命传单，被捕了。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取表哥留下的东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他说，你还年轻，不必忙于参加组织。没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过他坐牢认识的一个狱卒带来一封信，告诉我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我去探监，走到很高的围墙底下，就听到里面当啷当啷的声音，简直叫人心碎。见面时看到他带着脚镣手铐，情不自禁，大哭一场。每探一次监，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蒋介石国民党自己不救国，不抵抗，还对爱国救亡分子抓的抓，杀的杀。卖国有功，爱国被杀，这是一种什么世道？无数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参加革命组织的决心。找不到革命组织的线索，只好在同学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个读书小组，阅读中外革命文艺作品，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体会就记在日记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过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记，发现我的思想倾向，非常严肃地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信仰共产主义，不反对，但是绝对不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他说，红军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离开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灭已为期不远。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坐牢，就是被杀。他还说，五四时期他也是满腔热情，参加了救国救亡运动，也曾经相信共产主义，甚至曾想加入共产党，有些共产党的朋友同他的关系也很好。为什么没参加？因为想到他曾经向父亲承诺一个责任。父亲用全副力量供他读到大学毕业。他有责任使他的弟弟们接受教育。也由于这个关系，他不得不转入政治活动。应该公正地说，他确实对我们这几个弟弟尽了他允诺的责任。他还深情地说，他本来也想做学问，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不能不从政，直到现在。不能做学问，是最大的遗憾，希望我能专心做学问，弥补他这个遗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学，还准备供我留洋。黄河有百害无一利，如果能学好知识，能够致力于治理黄河的事业，而且做出成绩，不但国民党需要这样的人才，就是共产党当政了，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我没有怀疑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可是，种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国土被践踏的事实，使我对他的话，再也听不下去了。让我个人成为水利专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没法打动我的心了。
1935年春节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灭亡满蒙之后，加紧了准备灭亡华北的步伐，指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区，可以说是第二个满洲国，紧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下，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继续不抵抗，同日本人达成〃何梅协定〃，拱手让出大批主权。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经成为现实的危险。确实像〃一二·九〃宣言所说的那样，华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稳地摆下一张书桌了。读书难以救国，救亡图存，才是一切先进分子的历史选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救国救亡的先进分子，展开活动。这时传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愈来愈多人民的响应。长征红军没被消灭、胜利到达陕北会师。这些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拥护抗日救亡的青年。在1935年12月9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学生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这天的游行示威我没参加。中午吃饭的时候听说学生上街了，被水龙冲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学生受了伤，有些学生被捕。到了11、12号，我们正上物理课，听到紧迫的钟声，随着呼喊同学们都到体育馆集合。这时候，有燕京大学的几位同学，介绍爱国游行被镇压的事实，讲到抗日救亡的愿望，号召同学们参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奋，汇文同学一致决定参加救亡行列。大会上我们读书小组有位同学，提名我做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委员。从即日起，宣布罢课。到12月16日，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曲折、迷悟、探索、追求，从此我执著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
以上，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家庭在北大当过学生的几个人的情况。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从“一二·九”算起，到现在已经54年了。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实，说明爱国要爱得正确，是不容易的；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想法、爱国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这些还很不够。有了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错误。小错误必不可免，大错误则应力求避免。问题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的人犯了错误，就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动的道路，甚至于卖国的道路。问题在哪里呢？犯了错误，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人说，爱国有心，报国无门。门在哪里？就在于你诚恳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这样，错误甚至于失败，确实可以成为宝贵的财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诚。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接受错误的教训，正是进步的新起点。爱国爱得正确尤其重要。我家里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战友也好，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一个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爱国爱得正确的，都是跟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一个关键时刻，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转向了。就拿前面我说过的表哥来说，他引导我走上了救国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狱，整整三年，一直很坚强，一直表现很好。出狱以后，他见到我，说想回家看看，他家里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没想到一回家，就不出来了。抗日战争爆发，他重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但是不是来找党，而是找到蒋经国，在赣南公署干了好几年，下场很不好。
还有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毕业以后分配到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后，叛变了。还有，一个在马列学院院长领导下的党总支五个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乡做工作，被国民党抓住以后，也叛变了。
相反，有些人原来走错了路，经过历史的教训，最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其中包括当了战犯的，后来成了爱国的将领。另外我还可以说到陶峙岳将军，他曾经当过新疆绥靖区总司令。到1949年，响应党的召唤，并受到张治中将军的影响，在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包尔汉领导了新疆的和平起义。从此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爱国事业，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一直到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最高的愿望。
我们北大的同学，有些人在今年那几个月里，也可能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讲，只要认识了，接受了教训，都没有什么不好。党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会谅解。怕就怕固执错误，坚持错误，不愿意改正错误。
至于爱国要爱得执著，爱得坚定，爱得彻底，坚持到死那天为止，确实是个艰难的过程，要随时准备接受考验。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以说是难以爱国爱得执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的位置摆得不妥当，就不可能爱国爱得执著。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以个人为中心，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坚持这样的观点，坚持这样的立场，他口头上也说是爱国，实际上很难说是真爱国，即使一时一事爱国，也不可能坚持到底。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把个人利益、自我完善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点，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践踏民族尊严，还不知悔改，就难免不走到卖国的道路上。这已经为很多的事实所证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常遇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矛盾。遇到这种矛盾，特别是在这种矛盾尖锐的时候，必须自觉自愿地把国家利益、国家命运、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愿地、真心实意地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于牺牲个人利益。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不正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吗？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关键的一点，是把个人的利益、命运、前途，放在什么位置上。据说曹操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话是否真的说过，需要历史家去考证。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执著的爱国者来说，无论如何不能负国家、负人民，绝对不能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负我什么，没给我什么，而应该时时刻刻想着我为国家少做了什么，少贡献了什么。对我们这样一些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解放后四十年，和旧中国相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走到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像过去那样污辱、欺凌我们的事情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前途来讲，还是需要我们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进步。为此也就需要我们年青一代，不止一代，还要下几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继续做出贡献，继续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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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份自述，最初由我讲述，请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记录。这当然只是一份初稿。叙述的逻辑，文字的详略，以及篇章结构，都还需要调整。对事件、人物的回忆和评论，更需要精心推敲，以使严格符合史实。
从2000年起，我约请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李建斌、夏杏珍、刘志男等四位同志协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他们按我的讲述、指点和要求，查找、补充档案材料，调整篇章结构，改善文字表述。对他们整理加工的文稿，我都仔细阅改，补充重要史实，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他们又认真进行修改。经过三四次反复，又由程中原同志负责统改一道，稿子才基本成形。我又请有关同志进行编辑加工，再由程统一处理，然后由我逐篇审阅定稿。我虽目力不济，但不敢有丝毫懈怠，勉力披览，将所有增补修改之处，一一斟酌敲定。我这样具体地说明成稿经过，一则是要表示我对上述帮助我的诸位同志的谢忱，再则是要说明我对叙述这段历史认真严肃的态度。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我要对历史负责。我要求我的自述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
此稿主旨是写我1975至1987年在中央工作十二年的经历，也历史地涉及其后的两年。
“八九风波”以后，中央交给我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包括创办专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其间我的活动和言行，已经记录在内部印行的《国史讲谈录》（七卷本）中。1975年之前我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