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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春秋-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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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在北平的一个表哥,引导我看左翼小说,阅读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还看一些浅显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些救国救民的主张。

    1933年,发生了长城事变,同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同盟军向日军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败。

    在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我们的学校是个美国教会学校,听说校方为了保护美国的财产,在教学楼的楼顶上铺了美国的旗帜。在中国读书,竟然要顶着美国的旗帜上课。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门不远的地方,有个日本随营妓院,外国兵经常酗酒闹事,辱骂殴打中国人。再往前走,就是东单广场,不准中国人入内。经常见到外国兵在那里武装操练,向中国人示威。紧接着的是东交民巷,有外国的使领馆,各国的驻军,享有治外法权,完全是“国中之国”。外国驻军不仅在这里面耀武扬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区实弹演习。国土被践踏,民族受凌辱,令人无法忍受。这些东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铁扫帚扫除干净,可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心情很难平静。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倾向和救国热情,正式跟我说,准备让我参加一个组织。不几天,他在东单市场撒革命传单,被捕了。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取表哥留下的东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他说,你还年轻,不必忙于参加组织。没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过他坐牢认识的一个狱卒带来一封信,告诉我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我去探监,走到很高的围墙底下,就听到里面当啷当啷的声音,简直叫人心碎。见面时看到他带着脚镣手铐,情不自禁,大哭一场。每探一次监,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蒋介石国民党自己不救国,不抵抗,还对爱国救亡分子抓的抓,杀的杀。卖国有功,爱国被杀,这是一种什么世道?无数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参加革命组织的决心。找不到革命组织的线索,只好在同学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个读书小组,阅读中外革命文艺作品,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体会就记在日记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过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记,发现我的思想倾向,非常严肃地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信仰共产主义,不反对,但是绝对不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他说,红军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离开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灭已为期不远。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坐牢,就是被杀。他还说,五四时期他也是满腔热情,参加了救国救亡运动,也曾经相信共产主义,甚至曾想加入共产党,有些共产党的朋友同他的关系也很好。为什么没参加?因为想到他曾经向父亲承诺一个责任。父亲用全副力量供他读到大学毕业。他有责任使他的弟弟们接受教育。也由于这个关系,他不得不转入政治活动。应该公正地说,他确实对我们这几个弟弟尽了他允诺的责任。他还深情地说,他本来也想做学问,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不能不从政,直到现在。不能做学问,是最大的遗憾,希望我能专心做学问,弥补他这个遗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学,还准备供我留洋。黄河有百害无一利,如果能学好知识,能够致力于治理黄河的事业,而且做出成绩,不但国民党需要这样的人才,就是共产党当政了,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我没有怀疑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可是,种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国土被践踏的事实,使我对他的话,再也听不下去了。让我个人成为水利专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没法打动我的心了。

    1935年春节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灭亡满蒙之后,加紧了准备灭亡华北的步伐,指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区,可以说是第二个满洲国,紧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下,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继续不抵抗,同日本人达成〃何梅协定〃,拱手让出大批主权。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经成为现实的危险。确实像〃一二·九〃宣言所说的那样,华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稳地摆下一张书桌了。读书难以救国,救亡图存,才是一切先进分子的历史选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救国救亡的先进分子,展开活动。这时传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愈来愈多人民的响应。长征红军没被消灭、胜利到达陕北会师。这些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拥护抗日救亡的青年。在1935年12月9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学生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这天的游行示威我没参加。中午吃饭的时候听说学生上街了,被水龙冲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学生受了伤,有些学生被捕。到了11、12号,我们正上物理课,听到紧迫的钟声,随着呼喊同学们都到体育馆集合。这时候,有燕京大学的几位同学,介绍爱国游行被镇压的事实,讲到抗日救亡的愿望,号召同学们参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奋,汇文同学一致决定参加救亡行列。大会上我们读书小组有位同学,提名我做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委员。从即日起,宣布罢课。到12月16日,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曲折、迷悟、探索、追求,从此我执著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

    以上,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家庭在北大当过学生的几个人的情况。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从“一二·九”算起,到现在已经54年了。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实,说明爱国要爱得正确,是不容易的;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想法、爱国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这些还很不够。有了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错误。小错误必不可免,大错误则应力求避免。问题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的人犯了错误,就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动的道路,甚至于卖国的道路。问题在哪里呢?犯了错误,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人说,爱国有心,报国无门。门在哪里?就在于你诚恳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这样,错误甚至于失败,确实可以成为宝贵的财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诚。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接受错误的教训,正是进步的新起点。爱国爱得正确尤其重要。我家里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战友也好,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一个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爱国爱得正确的,都是跟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一个关键时刻,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转向了。就拿前面我说过的表哥来说,他引导我走上了救国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狱,整整三年,一直很坚强,一直表现很好。出狱以后,他见到我,说想回家看看,他家里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没想到一回家,就不出来了。抗日战争爆发,他重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但是不是来找党,而是找到蒋经国,在赣南公署干了好几年,下场很不好。

    还有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毕业以后分配到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后,叛变了。还有,一个在马列学院院长领导下的党总支五个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乡做工作,被国民党抓住以后,也叛变了。

    相反,有些人原来走错了路,经过历史的教训,最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其中包括当了战犯的,后来成了爱国的将领。另外我还可以说到陶峙岳将军,他曾经当过新疆绥靖区总司令。到1949年,响应党的召唤,并受到张治中将军的影响,在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包尔汉领导了新疆的和平起义。从此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爱国事业,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一直到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最高的愿望。

    我们北大的同学,有些人在今年那几个月里,也可能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讲,只要认识了,接受了教训,都没有什么不好。党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会谅解。怕就怕固执错误,坚持错误,不愿意改正错误。

    至于爱国要爱得执著,爱得坚定,爱得彻底,坚持到死那天为止,确实是个艰难的过程,要随时准备接受考验。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以说是难以爱国爱得执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的位置摆得不妥当,就不可能爱国爱得执著。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以个人为中心,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坚持这样的观点,坚持这样的立场,他口头上也说是爱国,实际上很难说是真爱国,即使一时一事爱国,也不可能坚持到底。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把个人利益、自我完善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点,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践踏民族尊严,还不知悔改,就难免不走到卖国的道路上。这已经为很多的事实所证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常遇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矛盾。遇到这种矛盾,特别是在这种矛盾尖锐的时候,必须自觉自愿地把国家利益、国家命运、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愿地、真心实意地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于牺牲个人利益。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不正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吗?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关键的一点,是把个人的利益、命运、前途,放在什么位置上。据说曹操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话是否真的说过,需要历史家去考证。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执著的爱国者来说,无论如何不能负国家、负人民,绝对不能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负我什么,没给我什么,而应该时时刻刻想着我为国家少做了什么,少贡献了什么。对我们这样一些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解放后四十年,和旧中国相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走到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像过去那样污辱、欺凌我们的事情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前途来讲,还是需要我们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进步。为此也就需要我们年青一代,不止一代,还要下几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继续做出贡献,继续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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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份自述,最初由我讲述,请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记录。这当然只是一份初稿。叙述的逻辑,文字的详略,以及篇章结构,都还需要调整。对事件、人物的回忆和评论,更需要精心推敲,以使严格符合史实。

    从2000年起,我约请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李建斌、夏杏珍、刘志男等四位同志协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他们按我的讲述、指点和要求,查找、补充档案材料,调整篇章结构,改善文字表述。对他们整理加工的文稿,我都仔细阅改,补充重要史实,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他们又认真进行修改。经过三四次反复,又由程中原同志负责统改一道,稿子才基本成形。我又请有关同志进行编辑加工,再由程统一处理,然后由我逐篇审阅定稿。我虽目力不济,但不敢有丝毫懈怠,勉力披览,将所有增补修改之处,一一斟酌敲定。我这样具体地说明成稿经过,一则是要表示我对上述帮助我的诸位同志的谢忱,再则是要说明我对叙述这段历史认真严肃的态度。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我要对历史负责。我要求我的自述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

    此稿主旨是写我1975至1987年在中央工作十二年的经历,也历史地涉及其后的两年。

    “八九风波”以后,中央交给我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包括创办专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其间我的活动和言行,已经记录在内部印行的《国史讲谈录》(七卷本)中。1975年之前我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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