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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邓力群。说真话，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之间有各种接触，不能因为党内斗争尖锐，就把自己说的话推给别人，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前面说过，1976年2月，华国锋召集了两次〃打招呼〃会议：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大军区的负责同志，一共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华国锋讲话打招呼。此后，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个省、区和几个大军区，3月2日来京。江青自作主张，召集第三批来京的十二省区负责同志开座谈会。会上，江青就〃风庆轮〃问题④大做文章，批邓小平。就在这次会上，江青说，研究室的材料证明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经理。这不是要搞另一个中心吗？对这件事情，江青他们受到毛主席指责。3月10日，毛主席对风庆轮问题请示报告批示：〃（材料）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在组织上，“四人帮”也想搞第二个指挥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当时，舆论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说明是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激起群众义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当天晚上就收起来烧了。4月5日群众就起来，〃还我花圈！〃这边就组织镇压。当天晚上，吴德讲话，限定时间离开。过时，就清场，抓人。运动遍及全国，起到了〃四人帮〃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压越是激起群众的不满，越是暴露〃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四五运动〃确实是全民性的。各种观点的人这时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
1977年11月我们到了社会科学院，经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门去过，目的都一样。在这个运动中，干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干部没有去，但更多的是他们的子女代表了他们的老子的意见，一方面对〃四人帮〃不满意，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受那种对待表示不理解。这样的革命运动，经过〃四人帮〃的歪曲，经过毛远新的汇报，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里，确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江青想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职，运动跟着升级。经过报纸，大造舆论，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说《论总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何其相似乃尔。
大约3月初，华国锋主持第三批打招呼会后，要国务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贾鲁峰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还有《论总纲》的底稿吗？我说有。他要我把底稿给他，并写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口述，罗立韵同志笔录的。《论总纲》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给了他。我把经过情况说得清清楚楚，邓小平并没有授意。可〃四人帮〃硬说《论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的，是复辟总纲。可见他们是怎样不顾事实，诬陷小平。
当时我的心态是，华国锋当了总理，邓小平撤销了职务，对邓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感到还是宽大。感到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样，对老干部还有所谅解。因此，对主席没有什么埋怨。觉得毛主席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帮”搞的不完全一样。对华国锋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反感。这时已传出“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愿把国家交给“四人帮”，对华国锋感到放心。交给华国锋以后怎么样？看看吧。
6 问题升级和我的态度
我的问题，从运动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上升。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农伟雄就说，邓力群的问题已升级了。作为我来讲，不交代不行。在党内，他们还是代表组织，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当时没有想这些东西交代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会招来什么横祸。作为一个党员，很坦然，做的事没有需要隐瞒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顾虑。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写信，每交代一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讲每一件事，我都没有坏心，没有算计过谁，没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实地讲，对自己有什么后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条，不能因为我的揭发而使别的同志受到牵连。凡是遇到这样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说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我在红旗时，遇到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责，我都承担起来，说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乔木交给我的，如《海霞》问题，那时，胡乔木说，你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写信了。在交代时，我没有交代是他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经过了锻炼，谁也不说谁，各人只讲各人的。农伟雄就说，你们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来好像有分工似的，实际上没有。我们几个人很默契。在交代时，中央没有点名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都不说，这也是一种默契。中央点了邓小平的名，我们也就只讲邓小平，而且按事实来讲，最多讲完以后，跟着中央的口径加上一顶帽子。我们一般不跟报刊的调子。
后来，我们搞了运动总结。我们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总的说还是合格的。总结有几条，现在看来比较平淡，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况下面，做到这一些已经很不容易了。总结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对于“四人帮”在运动中的另搞一套和农伟雄、赵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着“四人帮”与农伟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四人帮”和农伟雄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七位负责同志抵制了这个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江、张、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议论的有关“四人帮”的事情，都没有互相揭发。
六、六位负责同志对胡乔木作了揭发批判，但是，胡乔木同志对他们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
这些情况说明，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坚持了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帮”的另搞一套；在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7 最后一次检查
10月6日，这时〃四人帮〃印的批〃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七八千万册已发全国，政研室开我的批判会，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批邓力群的会。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听了以后颇为感动，说，听了邓力群的交代，感觉邓力群在控诉，不是在揭发交代。
我回忆一下，那次检查交代，是这个意思。我说，“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一个大错误，帮助刘少奇重新出版《论修养》。虽然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如果那时我消极一点，就可能出不成。我当时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积极。为什么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就是“大跃进”时期，看到听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实行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惊心动魄。没有想到，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经过共产党员的手，使我们人民受到危害。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开始不知道，后来揭发信阳事件，青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非常震惊。由此产生强烈的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真正按党员标准办事。纠正各种旧社会带来的东西，很需要我们的党员从沉痛的事实中得到教训，应该学习《论修养》。有这种强烈的愿望。
“文革”快结束了，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写了《论总纲》。为什么会写这么个《论总纲》呢？我很积极，很认真，我接受任务以后，恰好看了邓小平的大寨讲话，看到邓小平同江青的争论，针锋相对，面对面的作斗争，前面一段讲了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大好，即近半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严重的任务，估计国际形势，有五年或更多的时间不会打仗，我们就要在这几年里努力。由此我讲到，在60年代，我们科技同外国差距不大（现在看来对我国估计高了），经济发展，差距还在缩小，〃文化大革命〃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惊，那个时候，台湾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我们大陆的贸易总额。后来我又讲到，我青年时来北京上学，遇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东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负，中华民族如果经济上老落后，非挨打不可。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把实现四化的任务搞好。那天检查交代，无非讲了这些意思。
8 读史感想
当时不过是一种悲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样，除了交代，我读点书吧。我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在北京又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接着又读《明史》。还没有读完，“四人帮”垮台了。
在读书时，划了不少杠杠，做了不少记号，现在翻一下，还有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历朝皇帝，要主动让出自己的皇位是不简单的。汉武帝征和元年发生掘太子宫的巫蛊事件，引发长安大战，死几万人。唐太宗，几次废立太子。特别是宋太宗，他好长时间不立太子。在开封，人家劝他立太子，就是不想立。后来立了新太子。让新太子同群众见见面吧，结果太子在开封公开露面，受到热烈欢迎。这一下对宋太宗刺激太大了，他叫贞明太子，我叫什么？把我放到什么位子上。那个宰相不错，说皇上有这样好的一个太子，不是证明你的英明吗！太宗听了，宽慰许多，但内心还是久久不能平复。诸如此类。读到历史上的这些事情，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天安门事件后，还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
天安门事件以后，公安部要搞个纪要，讲对走资派实行专政。当时在北京对走资派进行侦察。有一些公安人员来我这里，说没有房子住，要借我的房子住一阵。不知是不是对我侦察。
另一件是，7月全国开计划会议，上海的黄涛，辽宁的杨春甫⑤，一南一北，在会上发难，指名攻击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指名攻击《工业20条》。说党中央各部门实行条条专政，涉及的范围很宽，涉及到过去买船租船，涉及到进口化肥设备，出口石油，说外贸部卖国，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买办资产阶级。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表现活跃的几个部门都成为攻击对象。有几个人开始转向。
唐山大地震以后，政治气氛缓和，当时没有感到危险，确实老人家接受了过去的教训。
“四五”运动中，我的女儿罗小韵当时经常到天安门去拍照，我也从中得到一点实际材料，后来销毁了一些东西，拍照的底片转移出去了。儿子邓英陶从插队的河南回到北京，我不让他回去，就在北京读《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他在河南期间没受批判，但是，教育部下去对他调查了一番。
注释：
①11月2日晚，毛远新按毛泽东的指示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会，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