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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六年九月，和北京来的一位同行一起坐火车从长沙到大庸开会。在车上闲谈，他谈到，准备编一本书，纪念〃反右〃的三十周年，拟请各式各样的当年〃右派〃，写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述说当年遭遇，发表种种感慨，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场悲剧，以后如何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听他一讲，觉得这确是好主意。〃三十大庆〃，不可无文，此其一。其二，当年最年轻的〃右派〃，如今也都是五十岁上下了，韶华似水，人生易老，不趁此时为后人留下信史，确是憾事。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从兴旺到式微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发生的事，应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对这个转折点的主要情况，如果具体记载太少，告诫后人不再去干这种蠢事、坏事，也就少了具体教材。同时，没有〃具体〃，就无法〃抽象〃，要做理论上的探讨和概括，也就难得深刻。当时就想，对这个好主意，应该竭尽绵薄之力，助其实现。
那位同行问我：有没有什么好题材可写？我推荐了一九五七年新湖南报事件。现在的《湖南日报》，当年叫《新湖南报》，那时编辑部全体人员共约一百四十余人。一九五七年，编辑部共划了两个〃右派集团〃。一个是以原社长邓钧洪同志、副总编辑苏辛涛同志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了十二名编委中的八名，〃成员〃大都是报社中、上层的业务领导，且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划他们为〃右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办报的〃路线问题〃上与以省委副书记周惠同志为后台的总编辑官健平、副秘书长孟树德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另一个是民主同盟成员唐荫荪等同志主张办〃同人报〃的〃小集团〃。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提过，可以由党外人士办报，和党报唱〃对台戏〃。毛的这个主张并经过各种渠道往下传达。唐荫荪等同志想办〃同人报〃，正是想响应毛的这个号召。但这也不过谈谈而已。因为，他们办报的物质基础，诸如，报社开张的经费、纸张供应、印刷和发行条件、报社社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且都无法落实。但，反右运动一开始，他们的这个想法，却成为他们〃划右派〃的主要依据，并被加上了〃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充当邓苏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等罪名。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单干户〃，这些〃单干户〃多发表些与主要当权者官健平、孟树德等人不尽相同的意见，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而仅仅由于〃同情邓苏右派集团〃而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些被划为右派的同志加起来共五十四人，约占全编辑部总人数三分之一强。这些在一夜之间成为〃人民敌人〃的人，几乎全是多年来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业务骨干。
那位同行觉得这是一九五七年全国少见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应该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写这个事件。当时他就约我来写。我答应试试看，但因为年代已久，资料不全，这里记述的仅限于〃党内右派集团〃的部分主要情况，而且记述也只是粗线条的，详细的叙述有待其他同志一起动笔。办〃同人报〃的〃右派集团〃的情况，因未掌握足够的材料，在本文中，只好付之阙如。当年的五十四位同志，其中已有数位作古。但幸存的四十余人，如果每人都写一篇记述当年情况和自己遭遇的文章，当也可以单独汇辑成书，公之于世，好留一个历史的真实记载，把对历史的戏弄者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且悼念死者，激励生者。当年报社中一位极受人尊敬的老领导，在七、八年前就倡议做这件事，因各种原因，未果。现在大家动手做这件事，似乎还有意义。不知当年报社的〃右派〃诸公，有意于此乎？
（二）
在叙述新湖南报一九五七年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前，有必要对这家报社在一九五七年前的历史和社内状况，作一个十分简明的介绍：
新湖南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创刊时期，报社工作人员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南下的同志。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原冀察热辽解放区群众日报社的干部和工人，离冀察热辽进城后，分别在北平和天津做了几个月城市报纸工作。这支队伍中，有延安时期的老报人，有解放战争中从蒋管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以及在热河本地参加工作的学生和工人。南下途中，在开封和武汉又加入了一部分同志。南下时，由李锐同志和朱九思同志带队。二、到长沙后，加入了一部分地下党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到新湖南报后，和南下的同志很好地进行合作。李锐同志曾回忆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下的与本地的两部分同志一开始合作共事，就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①能够做到这样，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三、长沙解放后，办起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是地下党介绍去的进步青年学生，学习几个月毕业后，一部分分到报社。以上三部分的同志，籍贯、年龄、出身、经历都不尽相同，是标准的〃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在反右时，孟树德等人却诬蔑他们是〃宗派集团〃。
李锐同志以后曾经这样评价这个工作班子的特点：〃这个班子的成员，从领导到干部到工人，对工作都能得心应手，有条不紊。即不论从方针政策，版式内容，编辑采访，到印刷发行；也不论从全党办报，群众路线，到读者服务等等方面，都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总之，这是一个战斗的、齐心合力的班子，尤其事业心比较强，党性比较强，懂得如何实事求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服务。〃
由于报社班子状况较好，所以，当时工作相当出色。在政策宣传、时事宣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读者密切联系、反对假报道、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群众思想问题等方面，在当时全国的省报中，都可说是首屈一指，多次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有关部门的表扬。
当时报社内部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民主空气较浓厚。在冀察热辽办报时，即有这个传统。如，发动大家每天评报。报纸出来后，每个人都对当天报纸提意见，哪里好，哪里不好，什么问题提得深刻，什么报道肤浅，有没有差错，等等，大家写出来，公之于众。这些意见都是善意的。每天大家都注意看看，〃择其善者而从之〃。到湖南后，仍然保持并发扬了这个传统。不论下面对上面，或上面对下面，经常互相提意见。意见多是表现同志间的互相关心和对工作的负责。群众对领导有意见也直率批评。提的意见即使不十分准确，领导也从不介意。所以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得到较好的发挥。因为民主得到充分发扬，工作人员觉悟又较高，纪律状况很好。
二、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都尽力为办好报纸献计献策。当时还形成这么一种风气：哪一个做了不利于团结的事，人们都有一种义愤，群起而制止之。我参加工作四十年，在许多单位做过事，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四十年中经历过的团结状况最好的单位之一。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李锐同志和朱九思同志先后调离后，这种传统和作风大体上还保持着。
（三）
或许是因为报社的这些同志爱提意见，被周惠等人认为：〃发扬民主过了头〃，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或许是因为树大招风，引来了一些诽谤或非议；或许还有其他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总之，一九五五年，上面派来了一位总编辑和副秘书长。他们在公开场合都说：〃我们是来贯彻省委的意图的〃。好像原先在报社的那些人，个个都是不贯彻省委意图的、调皮捣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运作方式：大老粗管臭老九，从那时起，实已萌芽。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官健平和孟树德。
官健平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混入地下党的。入党时，隐瞒了他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以后查明，他的档案中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大部分经历，都是假的，只有性别这一项是真的。他曾当过土匪，还追随〃反共救国团〃抓过农民领袖，杀过共产党员，以后，又担任过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的工作队分队长。四十年代初，在广西一所中学任训导主任时，又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此时，由于他结交了这所中学的湘籍地下党员何某，开始与湖南地下党某些同志有了些交往。抗战胜利后，他到长沙，骗取湖南地下党领导的信任，当上了长沙地下党工委书记。由于他善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解放后，很快就当上了省委的统战部副部长。在报社，他经常说：〃我是靠党性吃饭的。〃他所谓的〃党性〃，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的表现，而是紧跟个别领导，听话，曲意逢迎。凡关系到他官运能否亨通的顶头上司，要他说一，他绝对不会说二。
此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已如上述。到新湖南报社后的两三年中，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充分表现出了他是地道的〃两面派〃，并有一种〃媚上压下〃的本性。且举两例：
一例：有一年（大概就是一九五五年），湖南省委提倡各部门过春节只搞搞团拜就行了，不要向领导去拜年，更不要请客送礼。官健平在头一天向编委会传达了省委的这个意见，并说：〃要坚决执行省委指示，大家今年都不要去拜年了。〃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在小汽车后面放上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作为拜年的礼品，向一些领导拜年去了。
二例：有一年冬天，他晚上乘车外去，回来时已经夜深，守大门的老头睡着了。小轿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未见老头开门。司机下车一喊，老头醒了，大概开门的动作也慢了一些。官健平立刻威风凛凛地下了车，〃妈的×，你干什么去了！〃啪，啪，一上去就掴了老头两个大耳光。
〃事上谄者，临下必骄〃，就是这么回事。
此人的文化水平最多也不到初中程度。因为他弄不清巴金写了什么最主要的作品，鸦片战争或戊戍变法是怎么回事，发生在哪一年。这是我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从高级党校新闻班毕业回报社仍轮值晚班时，耳闻目睹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孟树德是老报人，解放前在国统区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揭露性报道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此人往上爬心切，急切地想攀龙附凤，依附上某种势力，使自己飞黄腾达；且心境阴暗，器量狭窄，善于翻云覆雨。这性格就决定了他在反右中一系列的行动，在反右开始前的整风中，有人只在会上说他有些阴阳怪气，像个〃鼹鼠〃，这位同志后来就被打成右派。有人引胡乔木〃短些，再短些〃的文章中的比喻，提到报上有些枯燥无味的大文章，像大地主霸占了土地一样霸占了版面，他就抓住了这句话，说某人某人污蔑省委领导是大地主，因而这就成为一些同志被划为右派的一条主要罪状。在反右中，他把五十四位同志打成〃人民的敌人〃，弄得一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却得意洋洋地说：〃抓出了这么多右派，是我生平一大快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同志全部平反了，他对他们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
这样两个人到了新湖南报，再加上他们的背后有了周惠这样的人作后台，从此天下多事矣！
（四）
官健平、孟树德来到报社后，他们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报社多年来形成的民主风气和团结战斗的传统，自然格格不入。编辑部许多同志对他们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并按历来的传统，当面提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孟树德很不习惯于这种做法，认为有人有意搞他的鬼，是〃宗派情绪〃的反应。
这样，官、孟两人和编辑部绝大多数同志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省委个别领导如周惠，却支持他们。有一次，周惠当面问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这就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如何评价一九五六年三月份的报道，成为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线。
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新湖南报连续发了九篇都是好几千字乃至一万字以上有关农业社包工定额的长篇经验介绍，其中有一些是并不成熟的经验，罗列了许多枯燥的数目字。有一篇《长沙县合心乡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长达一万字，文中定额就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六十。连要发表这文章的单位，也认为这经验〃并不成熟〃。报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