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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副秘书长孟树德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_争论的情况，在199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中有所反映：苏辛涛等多数编委针对官健平的做法，提出了四条主张：一、从报纸的特点出发，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音；三、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意思就是不要只看着领导机关，也要注意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四、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也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这些意见，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湖南省志》中还记述了当年争论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1956年3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九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一百六十九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繁琐的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湖南出版社版，第232…233页）。
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经编印在新湖南报社的业务学习材料里，其中〃大地主〃不过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在争论中，孟树德就加以曲解，说是把省委交来发表的文章看做应该打倒的恶霸地主。这就已经是反右派斗争中大批判的先声了。
这场斗争持续了半年，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苏辛涛等人一方，多是老报人，有办报经验，又有《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等等文件作依据，以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论他们怎么说得头头是道，可就是无法说服官健平。原来，官健平也是身不由己，他不过是分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派驻报社的代理人罢了。周惠就是因为原来报纸没有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去办，十分不满，才调开邓钧洪，派官健平来。官健平的任务就是来改造报纸，就是要把报纸办得符合周惠的要求。他对办报业务一窍不通，才更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在争论中，多数编委不是提出了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吗，作为回答，官健平说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图就是报纸的特点。〃假如官健平向多数编委的意见让步，同意从报纸的特点出发，那他就是个不称职的代理人，也就不会让他留在总编辑的座位上了。有人天真地认为，是省委偏听偏信，受了官健平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报的情况，希望省委能下来听取争论双方的意见。不过也有人感觉到了，说：〃省委实际上是报社争论中的一方。〃
多年之后，邓钧洪在《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一文中说：
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指周惠）大发雷霆，在与周小舟同车时，发牢骚说：〃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而是主张把争论继续下去，并一再鼓励我们：〃真理越辩越明。〃
邓钧洪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周惠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是个温和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对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实际是不以为然的，《周小舟传》中对此有一点含蓄的反映：
此时，湖南的反右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辉煌，捷报频传〃，〃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新湖南报》编辑部，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制造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网打尽了勇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和中央及省委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全体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主席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难道说，一夜之间，这些多年共事的战友就变成了蒋介石或纳吉么？他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拥戴为总理，事件平息后被处死。这里为什么提到纳吉呢？因为周惠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一码事。〃
3月，苏辛涛到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还听了毛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录音。在座谈会上，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它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他也爱看。邓拓在会上作了发言，苏辛涛觉得，其中对经验技术的宣传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厌恶得多。所有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8月19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今年3月，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自以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
苏辛涛的兴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他和那些主张改进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都调回报社批斗，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编辑，胡开駉、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四
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谌震、邹今铎、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1955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在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馀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九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章转为右派的。记得大约是9月14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朱正大翻肃反案》。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不必细说。12月9日《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
＇本报讯＇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态，在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许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他曾经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干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它〃。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员钟叔河等密谋，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风简报上全文登出〃。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说，要把这份〃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己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极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的一天起就诅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1_9_5_0_年，他先后调到郴州群众报和原湖南工人报工作，就对两报负责人进行造谣攻击；8_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拢一些人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后，他很快地就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_9_5_5_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号。他还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忘形起来了，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国内外作家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来看，他只是一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拼拼凑凑的百衲衣。然而，朱正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便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来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个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作，而要说得如此含糊。还有含糊的哩，文章里还有〃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像的馀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像，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像。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