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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为人正派正直，敢于坚持真理，不平则鸣，不畏风险。听到我这个她亲眼看着长大的小弟蒙冤入狱，她百思不得其解。她不顾学院工宣队、军宣队的反对（当时军宣队曾警告她：为反革命罪犯弟弟鸣冤叫屈是政治立场问题，别为此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也婉言拒绝了好心人的劝阻，毅然决然来到长沙调查了解我的有关情况，在我妻子和亲戚的支持下，走上了为我申冤这条充满风险之路。1971年春节后，她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说要到监狱里来看我。我考虑到她年届花甲，劳碌奔波，太辛苦了，又怕她见到我这个惨兮兮的罪犯样子心里难受，徒增伤悲，便立即回信请她不要来。然而她却执意冒着严寒只身来到位于湖中孤岛的监狱，在监狱管教干部的监视下会见了半小时，看到穿着前后都印有〃劳改〃两个大字的破棉衣、面黄肌瘦的我，她禁不住痛苦失声。趁着监视人临时有事离开的瞬间，她悄悄告诉我：〃姐知道你是冤枉的，正准备为你申诉，姐怕你想不通，急坏身子，特意来看你，你要有信心，放乐观些……你自己也可以申诉。〃二姐还谈到母亲、已离婚的妻子、子女及其他亲人的情况，说亲人们都等着我回家。二姐的探监，不仅给我带来了温暖的亲情，而且给我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之后，二姐写好了长达十多页的申诉书，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南县、益阳地区之间，向当地的公检法军管小组申诉我的冤情，最后还在长沙找到当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向他当面呈递申诉书，华答应批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二姐回到北京后，又多次通过信函促请省、地、县三级公检法军管小组抓紧处理。一直到1973年底，他还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恳求他在百忙中关注此事，督促湖南有关方面处理。由于恰逢我此时改判出狱，此信才未发出。二姐现已作古，她对我的骨肉亲情，她为我所承担的风险，以及她为我改判出狱重获自由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将刻骨铭心，永誌不忘。
通过二姐和我自己一年多的申诉，我的问题终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1973年12月17日，南县人民法院通过复查，发出了刑事改判判决书。判决书说：〃李均参与右派翻案集团，积极进行翻案活动，性质严重，但视其不系为首者，且态度较好。为此，根据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政策精神，撤销原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尽管被颠倒了的是非还没颠倒过来，尽管留下了〃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的大尾巴，但毕竟恢复了自由之身，可以告别近四年的铁窗生活回家了。记得我离开监狱时，全身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衣物都印有〃劳改〃字样，无法出监狱大门，是监狱里的青年技术干部罗政湘（湖南日报老编辑陈茵墀的儿子）给我找了一套没有印字的蓝布新囚服套在外面，才解了难。回到华阁公社，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裁缝师傅缝制衣被，全身内外衣着及床上用品全部换了新的，然后才赶回长沙过春节。此时，我的儿子海波已六岁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记得我妻子的姐姐陪我去幼儿园接孩子时，孩子不认识我，瞪着眼睛看着我。妻姐对孩子说：〃阳阳（孩子乳名），你不是老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爸爸而你没有吗？现在你爸爸来接你了，快叫爸爸！〃孩子扑上前来，抱着我的腿喊爸爸。我一把抱住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这是辛酸之泪，也是幸福之泪。
出狱之后，我被公社革委会分派到基层生产队工作。这时我虽名为国家干部，但头上仍顶着〃摘帽右派〃和〃免予刑事处分的罪犯〃两顶帽子，加之我入狱后南县曾把我的〃翻案罪行〃作为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在全县公开展览、宣传，已经是〃臭〃名远扬，家喻户晓了。我感到无法再在南县呆下去了。妻子出面找关系，请好心人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长沙市21中学为我找了份工作。1976年4月底，我回到长沙，5月正式上班。开始时学校不敢让我上讲台，叫我在教务处打杂，直到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开始，学校才让我上高中语文课，并担任高中毕业班文科班主任。
恶梦醒来是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带来了春天的阳光，也给一直在苦难和屈辱中苦熬的我带来了春天的希望和生机，二十多年的恶梦终于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湖南日报社党委对错划为右派的54个同志逐一进行了复查，全部予以改正。1979年1月23日，报社党委发出了〃湘报发＇1979＇027号〃文件：《关于改正李均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说：〃……这次根据中共中央 ＇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李均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6级……在错划右派期间，应予连续计算党龄。〃当年3月上旬，我回到离开了21年的湖南日报社，重新走上了我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同年8月25日南县人民法院发出刑事再审判决书，决定撤销该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刑事改判判决书，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至此，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才彻底洗清，我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之身和做人的尊严。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这二十多年中，除了杀头外，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关牛棚、受批斗、坐牢、离婚，我都经历过了，可谓历尽坎坷，九死一生。不是〃四人帮〃垮台，不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将永无恢复自由之日。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为之献身的青年党员，竟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打击和非人道的待遇达二十多年之久，差点葬送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左倾路线、极左思潮的牺牲品。其中的惨痛、沉重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永远记取么？
回到报社，我已是年过半百、疾病缠身的半老头了。我为自己过去的遭遇而难过，也为我终于能等到平反改正的一天而庆幸。我深感二十多年最宝贵的年华在磨难中浪费了。我只想在有生之年为自己心爱的新闻事业多做些事情，以弥补过去白白浪费了的光阴。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余生〃，意即劫后余生，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努力工作。尽管我的身体因遭受长期折磨而瘦弱不堪，经常闹病，仅80年代就住院治疗十四次，以致1990年不得不动腹部手术，但我总是尽可能地坚持工作。我回报社后开始在工商部任编辑，1980_年任副主任，1983年6月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分工抓经济报道和二版战线的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反复探索，不断改进，经济宣传和二版报道质量显著提高，获得各方好评。在这期间，我抛开个人得失，不畏风险，挺身而出，先后组织和参与了揭露邵阳王安义帮派集团、中华百货店事件（非法打击个体经济和对抗舆论正确批评的事件）、益阳白酒掺水事件以及颜跃明等改革者受诬陷打击事件等典型报道，在排除阻力、拨乱反正、扶正祛邪、推进改革、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93年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离休后我继续发挥余热，笔耕不倦，被报社返聘到编辑部中班工作，协助编委为稿件把关。同时自己还一手创办、主办了一个群言堂式的小言论专栏《七嘴八舌话当前》，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反映群众呼声，为老百姓讲话，替政府分忧。这个专栏不定期刊登在湖南日报二版，从1992年底一直办到2000年初，持续七年多，收到群众来稿三万余件，发稿867期，二千三百余篇，近一百万字，获得广大读者、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新闻出版报》、《中国记者》等媒体的推介，成为全省有影响的名优专栏，1994年被评为全省报纸系统优秀专栏，1998年获湖南新闻奖。离休后我还写了一些新闻学术论文，其中有的曾获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优稿奖，有的在报社内部获奖。从1989年届满花甲到2000年初离开中班完全休息为止，我继续无怨无悔地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了十年有余，总算如愿以偿地弥补了过去白白浪费的光阴的一半。为此，报社曾给我老有所为先进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荒唐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愿可爱的祖国在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轨道上阔步前进，走向繁荣富强。这是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古稀党员发自肺腑的声音。
蓝 岗逼、供、信制造的冤案 我怎样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
我是1958年初在新湖南报社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后补划的一个右派。两年多后，还是在新湖南报社，我又从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并将我正式逮捕〃法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把我先打成右派，再打成反革命，并不是我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因而惹下大祸；而是我命运多舛，〃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当时，新湖南报社某些领导，听任〃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无缘无故地把反革命罪名强加在我头上，致使我这个无罪之人，冤枉受罪达20年之久。这〃少数几个人〃就是报社某些人事干部。他们为了执行极左路线，竟然在省委机关报内部，对自己的干部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冤案。他们明知我当时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罪行，仍说我是思想上的反革命，属〃思想犯罪〃。所谓〃思想犯罪〃，就是〃罪状〃中所概括的一句话：〃一贯思想反动，对我（指共产党）仇视与不满〃。具体罪行是指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我一直认为我解放前始终在追求革命。在桂林，曾积极投身抗敌救亡运动。在衡阳，因写了骂驻军军长杨干才的文章，遭秘密逮捕，险些丧命。以后，时常有特务在我背后盯梢。可以说，我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怎么可能在革命胜利、全国解放后，倒成为〃一贯思想反动〃的反革命呢？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在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各种折磨，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平反，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这才有机会，把久久积压在心底的话倾吐出来……
从起义右派到补划右派
我的问题是在划右派以后发生的。
我是当时编辑部的一个成员，我不仅支持改进报纸，反对过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作风，还骂过官健平对我这个早在1944年在桂林相识的老朋友〃六亲不认〃。单是这几条，我就无法摆脱划为右派的厄运。也许由于我反右初期是积极分子，悔改表现较好，竟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只作〃起义右派〃处理。但在一两个月后，仍然被补划为右派。为什么〃起义〃了仍要划右派呢？据说省委某负责人开了口。他指示：〃起义右派〃在性质上属右派，所以没有划的必须补划。只是在右派处理时，可考虑〃起义〃的表现，给予较轻的处分。
到1958年4月，报社对右派作出处分决定，有送劳教的，有监督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对我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开除团籍（超龄）、撤职、降级、降薪（即从原行政17级降为21级，月薪从91元降至50多元）。应该说，我是报社右派中受处分比较轻的一个。
报社对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别下放到南县、衡山两个点参加劳动。留报社的右派，只有在资料室搞剪报的苏辛涛和在校对室搞校对的段汝雯两个人。报社原安排我去南县劳动，因动身前检查身体，发现所患肺结核未愈，医生认为，不宜从事重体力劳动，建议给予人道主义照顾。经临时决定，留报社印刷工厂劳动。我先在印刷工厂的排字房、铸字房、裁纸房打杂，后转到职工食堂养猪场喂猪。在喂猪的一年多里，我没有走出报社大门，有时拖板车上街，也要有人陪同。并且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我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可说完全中断。在每天的劳动中，我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树上落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脑壳。在喂猪期间，我还在母猪下崽的几天里，把被窝、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在煮潲及刴猪草等方面，我也想了些改进办法。我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
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期间不仅没有摘掉右派帽子，还给我加扣了一顶更加沉重的〃反革命〃帽子。
我实在不懂，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没有搞什么新的政治运动，我也没犯任何过错，为什么报社某些人事干部，要拿我开刀，非把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