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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公开污蔑反右派斗争。那是我在一份〃交心〃材料中，大胆地谈了对反右派斗争的不同看法。我说：党的干部政策，历来都是强调团结教育多数、孤立打击少数。为什么这次反右派斗争，对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争取团结教育，而是加以无情打击呢？〃羊〃要进来，为什么要把〃羊〃赶出去，受到狼的威胁呢？我这是不理解反右派斗争为什么要搞扩大化，无意对整个反右派斗争加以污蔑。
说我骂〃共产党越来越独裁、不民主〃。那是段汝雯在公园向我发牢骚的话，我当时还批评他不要言词过激。可不知为什么，这话却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说是我对党的恶毒攻击。经过查证，段汝雯承认是他说的，但仍然列为我的罪行，说我对段的话有〃共鸣思想〃。这样强加于我的罪名，能叫我口服心服吗？
说〃共产党没有起码的人道主义〃。是我在劳动时，突然大吐血，我请病假未获批准，感到委屈。我就此事写〃交心〃材料时，说报社没有给我〃起码的人道主义照顾〃。
至于说我煽动段汝雯反党，更是荒谬之至。那是暑热天气一个夜晚，我在一次大型批斗会上挨批斗，只穿一件汗衫、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连小便也来不及解。刚进会场，就听到高呼口号声：〃把反革命分子蓝岗斗倒斗臭！〃斗争开始，主持人就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要我老老实实交代反革命罪行。我就讲了些对划右派不服之类的话，口号声是：〃不老实交代，只有死路一条。〃突然，段汝雯出现在我眼前，他指着我高声叫喊：〃他是个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煽动我反党，记得吗？〃我摇摇头。他继续提醒我：〃我们一同看了一场戏，你同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还是摇摇头。于是，〃愤怒的群众〃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遍体是伤。有人说我的头脑是花岗岩做的，所以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头上；说我的腿是〃狗腿子〃，于是你一脚，他一脚踢我的腿子。我是憋住尿参加批斗会的，挨打时忍不住屁滚尿流。我痛苦地躺倒在地上，昏昏沉沉，爬不起来了。反正我就像条狗一样，连人的起码尊严也丧失了。
〃专案小组〃人员把我搀扶起来，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出面阻拦，你肯定会当场被打死。〃言下之意，是他们有恻隐之心，救了我一命。可我知道，明明是他们把一批〃打手〃召集来，要他们狠狠地揍我，我怎么会相信他们对我会发慈悲？所以我无论如何不愿向他们道声〃谢谢〃。
段汝雯揭发检举我〃煽动反党〃的那件事，是指的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和段汝雯曾一起到〃文华湘剧院〃。看过一场湘剧《林冲》，剧中描写的是《水浒传》中一段故事，说林冲被押解过野猪林，两个差人存心要害死林冲，幸好鲁智深和尚跳出来救了他的命。可鲁智深好心劝他上梁山，他却执意要去守法。我在看过戏后，确实同段汝雯谈了观感。我说：〃林冲不该对存心陷害他的封建统治集团存幻想。〃我这是从《水浒传》的反封建教育意义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段汝雯理解为我〃以古喻今〃，借机煽动他不要对〃统治阶级〃存幻想。再经过〃专案小组〃整材料人之手，把我原话中〃封建统治集团〃几个字删掉，改为段汝雯讲的〃统治阶级〃，后面再加上一个括弧，内添上〃指共产党〃四字，于是我原话的反封建意义荡然无存，而曲解为〃对共产党不要存幻想〃。这样变来变去，不是单纯地玩文字游戏，而是要一棍子把我打死。整材料人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刀笔〃，难道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吗？
说我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恶毒攻击和污蔑。那是〃专案小组〃C某某，要我就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写个〃交心〃材料，把深藏在内心深处阴暗观点暴露出来。他以党的部门负责人身份对我说：〃你相信党吗？你如果相信党，就要听我的话。你交心材料写得好的话，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不会升级，而且有可能争取立即恢复自由。〃我很难听到像他那样如此坦然，不存恶意的谈话。因此对他有意帮助我早日恢复自由表示感激之情。随即我就借了两本《新湖南报》合订本，一页页翻看，把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记下来，然后搜肠刮肚去挖阴暗面。 我说了〃西风正盛，帝国主义实力相当强大〃的话，我作自我批判时说：这是我对〃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点，心存疑虑。我还就美苏两大阵容军备竞赛问题，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三面红旗〃问题，谈了我的一些看法，并在自我批判时，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我的这个〃交心〃材料交给〃专案小组〃后，破例得到夸奖，说我写得好，肯挖痛处，批判比较深刻。但得到的回报，不是兑现〃立即恢自由〃的诺言，而是罪加一等。
关于〃反革命行动〃的具体内容，是〃判决书〃中所说的〃拉拢人、联络人，组织3_0_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从所列〃罪行〃事实看，就是我在养猪场一年多里，与报社少数右派、〃落后工人〃及住处邻居、亲友的来往接触，不分青红皂白，所有这些人都成为我拉拢、联络的对象，都是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当时虽然是右派，但毕竟是人，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我不是生活在真空地带，怎么可能不与周围一些人保持接触呢？为什么我与这些人的正常接触也算犯罪？
〃罪状〃说：〃被告纠合右派分子段汝雯、反革命家属黄健等人形成小集团，并企图以南县、衡山及报社校对室、报社养猪场为反党据点。〃〃被告等采用借钱、请客、看戏、送粮票和关心人等手段物色对象，以公园、戏院、书店为联络之点，已被拉拢和企图拉拢作为集团骨干和一般成员的，即达30人之多。〃照〃罪状〃中所说，我和右派段汝雯约会的地点，即公园、戏院、书店，是我〃反革命集团〃的联络点，我劳动的养猪场，段汝雯上班的校对室及报社右派下放南县、衡山两个点都是我的〃反党据点〃。
所谓采用关心人手段物色人，是指我曾在一次拖板车上街时，由于天气闷热，我放下板车买了支冰棒吃，我问食堂为我推板车的袁师傅要不要冰棒，他点点头，我就花几分钱请他吃了一支冰棒。我参加街道食堂时，何新明的妈妈向我借了二两粮票。我住处隔壁排字工人龙沛霖师傅有两张电影票，邀我陪他看了一场电影。这实在是正常的来往，却说成是我借关心人来物色联络反革命对象。反右倾时期，报社〃右派〃原编委中部分人包括邓钧洪、苏辛涛、傅白芦、张式军等人，曾集中在报社一间房子里开会，整材料，他们开会处正设在养猪场附近，所以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打招呼，报社〃专案小组〃整材料人，竟然把报社原编委这些我所尊敬的人，说成是我拉拢、联络的对象，还列为以我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真叫人啼笑皆非。
报社〃专案小组〃说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有30人之多。这30人名单是从哪里来的？报社〃专案小组〃说是我自己交出的〃纸写笔载〃无法否认的〃铁证〃。实际上是报社〃专案小组〃欺骗我开这个名单的。〃专案小组〃整材料人对我说：你写的交代材料太零碎，今天写一个人，明天再写一个人，我们觉得遗漏太多，你何不把你在养猪场一年多里，与那些右派、〃落后工人〃及邻居、亲友见过面，谈过话，有过来往的问题，列个名单，标明何人、何时、何地与你见面几次，谈过些什么，有何活动等等，一一列出来，目的是便于组织上进行调查了解，看你交代的是否老实。我想，我正需要你们实事求是地了解，免得把一些不实之词强加在我头上。可想不到，我这个名单一交，就成为我自己交出的〃反革命集团〃名单。试问这30人中，包括报社划为右派的编委、编辑、记者共10来人，与我同在一起劳动的工人10多人，还有邻居五、六人及我的爱人、亲友。名单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这〃反革命集团〃怎么能成立？我又怎么会成为〃反革命集团〃司令？为什么我们之间无任何非法活动，也说成是反党、反人民罪行？
在法官面前，我斗胆说了个〃不〃字
就凭报社〃专案小组〃提供〃定案材料〃，报社领导会认定我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于1960年6月13日在报社礼堂召开近百人的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将我逮捕〃法办〃，给我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我的同案人段汝雯，宣布送劳动教养。黄健则遣送回长沙县农村老家，监督劳动（黄健因贫病交加，不久就死了）。
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整整一年，只有预审员预审过一次。到1961年6月21日才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开庭审讯。按程序，应先由检察院提起公诉，可我一直未见到〃起诉书〃，也没有见到检察院官员。法院第一次审理时，把检察院的〃起诉书〃交给我补看。我边看边发抖。因为〃起诉书〃是按报社提供的〃定案材料〃一字不改地照抄的，指控我〃拉拢人、联络人，组成30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我下意识地摸摸后脑壳，知道这种〃情节极其恶劣〃的罪行如果成立，最重可判处死刑。我非常后悔在报社〃反省〃期间胡乱认罪，现在到了法院，再不反驳，说不定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我试探地向法官提出：可否提出我的意见？法官点头表示同意，我这才斗胆向法官说了个〃不〃字。我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指控我组织30人之多的的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这回事，请法院派人认真调查核实。〃
到第二次开庭，报社派两个人当〃人民陪审员〃（其中一个就是〃专案小组〃的Z某某），坐在法官身旁。这次是正式宣判。从法官宣判中，我听出〃罪行〃部分略有修改，如〃反革命集团〃多处只说是〃形成小集团〃，原先肯定我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后改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我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5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笼统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徒刑5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伸缩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现行〃反革命〃犯，判刑5年，我不敢再有异议了。
刑满后，为何还把我当敌人跟踪追击？
判刑后，我被正式投入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农场和建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正是过〃苦日子〃时期，我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所受创伤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8_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我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其实我这是〃休克〃现象，没有死成。犯人每天的劳动，都是按规划布置的，包干到组，责任到人，劳动强度大。我幸好是搞〃自由劳作〃，先在果木组搞果木修剪，后到畜牧组搞放牛的事，否则我是无法度过劳改这一关的。
到1965年年底，刑满释放，我拒绝留场就业，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种人的管制。开批斗会时，只要我陪斗，没有给我挂牌子游街。全家大大小小八个人的生活，全靠爱人在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每月63。5元的低工资收入维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经长沙市北区劳动服务站的介绍，到新河为长沙机制砖瓦厂挑土，做〃土伕子〃，或是到建筑公司当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车，搞运输。我还在长沙火车北站做过临时押运工，押运生猪到广州或福建龙岩销售，合起来每月工资不到50元，家里除了四个未成年子女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妈和一个患神经病并断了左腿的堂妹。后来，堂妹进了神经病院，婶妈就到医学院帮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爱人下放到湘西大山区桑植县人潮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我和四个未成年孩子，放弃长沙市户口，陪同前往。并在这个公社的塔坪大队邓家台生产队插队落户。
我在高山区坚持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