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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和邓钧洪在家里等待处理。他每天坐在家里看《资本论》。在三大本《资本论》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哼哼叽叽，吟几句诗。我就带着几个孩子在外屋里玩。有时候，把一些老歌翻出来唱，一些过去在抗日青年先锋队和解放区学的革命歌曲，只有这时，心里才得到一些解脱，觉得自己还没老。邓钧洪每天照样吃那么多的饭，吃那么多菜。除此之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边看书，一动也不动。
有一天实在闲得无聊，晚上我们出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回来，被传达室的人拦住了，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晚上出去，一不请假，二不报告。我们这才晓得，我们行动已经受到了管制。这样一来就再也不能够出去了，每天呆在家里，等候处理。
过了一段日子，大概是1958年的4月，孟树德把邓钧洪叫去宣布对他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干籍，下到师范学院图书馆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他还对邓钧洪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拉过来的，不一定划右派。但是由于你的态度恶劣，死不承认你的罪恶，所以划了你的右派，还加重处分，就是监督劳动。
然后，人事科长彭××通知我去，宣布对我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干籍，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当时我就提出疑问：邓钧洪是一个大头目，我只是一个走卒，为什么处分是一样的呢？彭××讲：〃主要是你坚持反党立场，死不改悔，态度顽固，所以加重处分。等你摘了帽子回来以后，再给你恢复干部籍。你现在下去好好地改造吧。〃
处分过后，总支书记李世晞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现在一败涂地了！知道吗？〃我说：〃不一定，我还年青。几十年以后，谁知道是什么样子！〃他很生气地看着我，再也不作声了。
我被打成右派，确实是没有意料到的事，邓钧洪曾说：〃你哪里够得上右派的'资格'？你看他们凭什么材料来打你的右派！〃
事实证明，我们是太天真了。省委书记周惠曾说：〃你说你不是右派？只要把你往群众中一站，材料就来了，你就是右派。〃我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新湖南报社编辑部半数以上的记者编辑也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后来他们编造的一些我的右派材料，什么反对工人阶级、反对解放军、支持反革命翻案，都是这样来的。
所谓反对工人阶级，我那时在幼儿园当园长，园里的一个老师正与报社一位工人谈恋爱。当时，女师毕业的叶××觉得当工人的刘×文化低了点。我就对叶××说，〃刘×这个人很好，今天文化可能比你低，明天不一定比你低，这主要是学习问题，他现在正在业余夜校发狠地学习。〃有一天，刘×在大门口大声地唱歌，我就对叶××讲：〃刘×就是勇敢，虽然他唱得不太好，粗喉咙大嗓子，但是他胆子大，敢唱，而且敢大声地唱。你们唱得好，但不敢在大门口这样大声地唱吧？〃结果就这样的一句话，被说成我污蔑工人阶级〃唱歌都唱不好，大喉大嗓〃，成了一条反对工人阶级的罪状。
所谓反对解放军，更是无稽之谈。当时报社对面有个兵役局的年轻干部，举止比较轻佻，经常与女孩子们调笑，我说了一句：〃这人，一天吃了饭没事做。〃就被人检举成反对解放军。
所谓支持反革命翻案，是指1955年肃反时，官健平他们把钟叔河、朱正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1956年，我在人事科负责搞肃反复查工作，当时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指示，凡是本人坚决不同意的材料，不能进档案。根据这个精神，我拿了钟叔河的结论材料与他本人见面。当时他正在改稿，手里拿着红笔，把材料上面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划掉了。他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反革命小集团〃。根据他的材料来看，我也认为确实没有一点反革命事实，没有任何一条可以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我心里很虚，钟叔河划掉的时候，我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我把钟叔河的材料交给肃反小组时我说：〃这个材料本人坚决不同意，你看怎么处理？〃××回说：〃连'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都没有了，那么这几个月来，我们不是白搞了一场吗？〃后来钟叔河他们的材料被改成为〃落后小集团〃。就是因为这事，说我是支持反革命翻案，向党进攻。
五、劳动改造
1958年5月初，我下放到衡山县大浦乡谭坳上村劳动改造。生产队离大浦车站有五里多路，我是自己挑着行李，走到生产队去的。当时的生产队长，看见我挑了六十多斤行李，走得满头大汗，觉得这个人虽然是右派，能够这样吃苦，还算不错的。
一星期后，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大浦乡政府〃地富反坏右集训班〃集训，地富反坏里面有些是贼、是强奸犯、是土匪，有些是杀人犯、伪保长、地主等，都在一起报到。我与四个女右派，加上三个地主婆分在一间屋里住，都是睡的地铺。
第二天去背树，有一个伪保长当我们的小组长，他专门选大的给我们背，我们有意见，他就骂我们说，右派分子还不听指挥。我说：〃你是反革命！〃他说：〃我反革命是历史问题，你懂吗？你们是现行问题，你们右派就是现在的反革命，所以我比你们要好一点。〃
后来乡政府就把我们这些人在大浦街亮相游街，我站在那里，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怎么与这些人成为一类人了呢？这些事不能去想。想多了真想马上去死就好。集训一个星期后，要我们写总结交待，回去后要老老实实改造。
有了这一次下马威，以后我们一上街，人家就指指点点，晓得你是右派，以前农民还称呼我老李，后来就喊李茵、李右派、老右，连小孩子都这么喊。
回到生产队后，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如果想尽快摘掉这个帽子，只有拼命的劳动。我当时所做的事是农村里很多妇女都不做的事，比如送粮谷、在田里撒粪、车水等。我是拼了命在干。觉得累死就算了，也就解脱了，但要是自杀就实在不甘心，心想总有一天我的冤枉会要搞清的。
我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要通过他们的房间才能到我那间房子里去，中间没有门。我的东西，他们可以随便翻，随便看，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随便拿走。中秋节，家里寄来几个月饼，被他家的小孩全部搜走了。我的隔壁是一间牛栏，这头牛每天晚上回来，总是对着窗子看着我叹一口气，好像很可怜我一样。
在队长家吃饭也是个大问题。队长老婆斤斤计较，生怕你吃多了。早餐是吃捞米稀饭，清清的，吃两碗就去出工，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够回来吃中饭，做好午饭时已经一点多了，吃饭的时候，队长娘子拿着一碗饭说：这一碗饭不止半斤米，街上饭店里的半斤米饭，还没有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吃一碗，所以也不敢多吃。下午只要出去劳动。晚上不吃饭的，只吃点心，这是衡山的习惯。所谓点心就是中午的剩饭，每人只有一小它，点一下就行了。因为晚上不要做事了，还要吃什么饭。所以每天晚上肚子特别饿，实在饿得不行就只能喝点开水。
1958年是个丰收年，谷子打了很多，但吃饭还是比较紧张。秋天，成立了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公共食堂刚成立时，还蛮好的，一餐有四两米饭，有一些菜，还经常杀猪、磨豆腐。我心里想这比在农民家里吃好多了，又自由。
秋收完，派我们去修湖南最大的一个水库，叫德圳大水库。在三座山中，要挖掉中间那座，填成一个水库。原计划是三年修成，现在搞大跃进了，提出三个月就要修好。劳力上了成千上万，全凭锄头、扁担、箢箕这样一些简单工具，白天黑夜地干。工地上人山人海，你挤我，我撞你，这就是大跃进的大兵团作战。一上水库就号召我们大战七天七晚，除了吃喝拉撒以外，一刻也不得休息，累得人们一个个精疲力竭，担着担子时东歪西倒，吃饭时边吃边睡着了。就这样在水库苦干了三个月，人人都脱了一层皮，那座山还没有挖掉十分之一。又调我们回到生产队劳动。
1959年更是〃特大跃进年〃。公社把很多房子都拆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跃进到共产主义大家庭了，小家庭的房子没用了。旧土砖拆了可以肥田，旧木材要拿去当炼钢燃料。队长的房子也拆了，我们就搬到了垅那边的易姓大屋场，那边有十几户人家，牛栏、猪栏、杂屋、堂屋里都住满了人。我跟监察主任的老母亲住在一起，这个老人有八十多岁了，她眼睛是瞎的，很可怜。这老人家对我很同情，经常说我太辛苦了。我每天都帮她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尿桶倒了，把桶子洗了。
有一天县里来了一个姓陈的干部，他是来抓公共食堂的。这个干部来了以后，要我们修路，说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说到了共产主义后，牛奶、面包、水果都可以直接运到食堂里来。
一天晚上，这个干部说要送一个通知到公社去，要女右派李茵去。监察主任就讲：〃这么黑的晚上，要翻山过坳太危险。要一个女的去，不大合适吧？〃那个干部就讲：〃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就是对她的改造嘛。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然后，这个干部走到我房里来说：〃李茵，这里有个通知，今晚要你送到公社去，这是对你的考验。〃监察主任说：〃带着这根杂木棍子，路上可以赶走豺狗子，壮壮胆。〃
开始，我心里很胆怯。后来一想，要摘掉帽子，就要经过这些锻炼改造。我就拿着监察主任给我的那根杂木棍，背着一个手电，麻着胆子，走出了村，爬上长岭，翻过一座大山。漆黑的夜里，没有一丝月光。手电照着路边茂密的杂草丛和树影，像无数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吓得我一路小跑，到了公社门口，吓出一身冷汗。把通知交给公社秘书后，打转回来，又是一路小跑，满头大汗。回到队上，陈干部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睡觉罢。〃
到了1959年秋天，食堂里就没有什么吃的了，所有地里种的东西，栏里喂的猪，都吃光了。人们每天都在炼钢、修水库、修路，菜也种不出来了。食堂里煮一大锅水，放点盐和干辣椒，就是菜。饭只有三两了，有时三两都没有，这样一直到冬天。
冬天，有一天监察主任通知我去公社开会。是衡山县大浦公社第一批右派摘帽大会。有九个人摘帽，其中有我一个，当时在宣布会上，我心情特别激动，想起我已不是右派了，可以恢复干籍了，可以回到单位了，又可以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当时县里一个干部对我说，现在你的帽子摘掉了。你回去后，首先要把病治好。将来你们组织上会有工作安排的，（当时我已得了水肿病、肾盂肾炎和黄疸肝炎，肝肿大二指。医生早就要我休病假，农民们也劝我回家治病，但我认为，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不能回去。）
六、艰难岁月
1959年冬天，医生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病假，我回到家里（岳麓山）养病。一进门，就看见屋子中间挂着几个大字〃欢迎妈妈回来！〃是孩子们用彩色腊笔写的，他们一年多没看见我了，高兴得不得了，围着我一步也不肯离开，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是脸尖尖的，黄黄的，心里直发痛。
邓钧洪和我老母亲都得了水肿病。邓由师范学院监督劳动，每天在图书馆干体力活，老母亲操持着家务。
过了几天，我发觉三个最小的孩子，总是咳嗽，带去一检查，医生说他们三个都患有肺结核，我听了吓坏了，孩子们要治病，要营养，没有钱，怎么办？我赶紧过河到报社，想找单位借点钱，但人事科长彭××说：〃你有什么资格借钱？借了你把什么还？不可能！〃
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到家里想办法。家里都是一些破破烂烂，找来找去，发现床上还有一床毛毯。我就把它拿到八角亭拍卖行，七十元标价。第二天就卖掉了，但是拍卖行的人说，要我的单位在拍卖单上盖个公章，才能拿到钱。
我又硬着头皮来到报社，找人事科请求盖一个公章。彭××说：〃你卖毛毯，怎么事先不拿过来给我看看？我晓得是不是你的！〃我当时气得眼泪直流，顶了她一句：〃你也是有儿女的，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她说：〃我是坚持原则！你激动什么？〃
我退了出来，在楼梯间那里急得直哭。这时赵复志同志跟着出来了，把我叫到他的经理办公室，在拍卖行的单子上盖了一个经理处的公章，这就样我才领到卖掉毛毯的七十元钱。
我用这笔钱，首先买了三大瓶鱼肝油，再给三个孩子各订了一份牛奶，又把计划面粉买回来。回家后给孩子们做南瓜粑粑，做酸菜面糊糊，还上山找野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