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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新湖南报人-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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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记得赵复志同志对我这三个孩子的怜悯之心,多亏了这七十块钱,才救了这三个小孩的命。而那个同样有孩子,同样是做母亲的人,对我这三个瘦小多病的孩子,就有那么狠心!这件事我想忘记,但总是忘记不了。    
1960年春天以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就去找报社人事科长彭××,我说:和我一起摘帽子的那八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只有我还没有安排。我要求安排工作。彭××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还想要工作呀?你还没有改造好!你私下里讲孟树德的坏话(注:孟因反右有功,已被提升为副总编辑),有人反映给我了!你的帽子我可以重新给你带上。你还不赶快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我说我家里这么多的小孩子都需要我照看。她说:〃那你就退职吧。〃我一听见退职,心就凉了。    
第二天我就找到省委组织部,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我通过在农村改造,县委批准第一批摘了帽,县委现要我回来等待原单位安排,可是原单位要我退职。省委组织部的人告诉我:〃没有这个政策。你放心吧,会有安排的,你暂时回去吧。〃因为是组织部的干部说的,所以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又回到衡山,找到县人事科,我说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是肝炎还没有完全好。县人事科的人讲:〃按照政策,摘了帽子应该由原单位安排工作。你们单位不安排,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你不要去生产队劳动了,有一个公社红砖厂,那里的劳动有轻有重。帮你安排一个较轻的活,你就去那里吧。〃于是,我就到了公社红砖厂。    
红砖厂有三四十个右派,都还没有摘帽子,有省新华书店的,有师范学院的,也有报社的,安排我的工作是做煤砖。    
我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候,收到邓钧洪的一封信,说我妈妈病得起不了床了,要我赶快回家。急得我马上向厂里请了假,回到长沙。    
我是晚上到的家,老母亲躺在床,全身水肿,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了。我赶快煮了一点稀饭,喂老人吃了小半碗,看看家中,除了一小块腌肉、几两麦麸(这是居委会送来慰问严重水肿病人的),再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做给她吃的了。母亲这时也吃不进东西了,只是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讲,当晚我就睡在母亲旁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诉苦。    
我母亲完全是饿成这样、气成这样的。当时居民小组长经常把我妈妈叫去训话,她在会上说:〃这个人是右派分子的母亲,她的女婿也是右派,这样的人,一天不做一点事,还吃那么多的粮食。〃然后把她的口粮由每月26斤减到17斤。    
我那六十多岁的娘,每天做的事几乎相当于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要搞七八个人的饭菜,因为家里没钱买煤、买菜,她就每天带着三个还未读书的小外孙,上岳麓山捡柴,在山边开荒种菜。然后是五个小孩的衣服要洗、要补,鞋子要做。每天都是累到很晚还不得休息。她在外面还要遭别人的白眼,骂她〃右派分子的家属〃。口粮被克扣以后,她怕小孩子们吃不饱,每餐都克制自己只吃一点点,又没有油,菜就是一点干苋菜梗子,就这样半饥半饱的撑着,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起不了床。    
她边诉边从衣袋里拿出两元钱,说这是你从农村托人搭给我的,现在还给你。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东西吃呢。她说我走不得了,买东西买不到,还要许多什么票呀、证呀什么的。    
她诉了一晚的苦。第二天,她就不行了,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就去世了。    
邓钧洪的父母也是这一年去世的,他们生活在农村,以前一直由我们赡养,每月寄30元给他俩老做生活费用。自从我们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每月寄给他们十元钱。他们不晓得我们出了什么事,听别人讲他的儿子犯了错误,心里特别着急。1960年时又急又饿,俩老相继悲愤去世了。    
我娘死了以后,家里就像散了架,三个最小的孩子才四、五、六岁,没有人看管。但是我又想不出办法,只好狠着心又回到了公社红砖厂。人在厂里劳动,心里总是放不下。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见小孩子没人管,在山里玩耍,不是掉下塘里,就是被蛇咬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拖到1960年冬天,我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找到县里的干部商量说,我虽然摘了帽,但原单位不给安排。现在老娘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没有人管,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这些小孩子跟我到农村里来?他们说那是不行的,你那么多的小孩带到这里来,你要照看小孩子,哪里还能工作呢?这个问题应该由你的单位解决。我们可以与你们的单位联系。我说假如我们单位不给我解决,那又怎么办呢?他们说有政策的,总会要安排的。但我再不能等了,我就自己离开红砖厂回家了。    
回到家一看,小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人样,几个大的在读书,三个小的没人看管,天天到山上摘野果子吃,个个都是很大的眼睛,黄皮寡瘦,挺起个大肚子,头发老长,身上脏得吓人,臭得要命。我回来后先给他们洗澡,理发,搞卫生。然后给他们吃药打虫,打出一卷卷面条一样的蛔虫。想起这种狼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哟。我决心再也不离开小孩子,死也要死在一起。    
这样到了1961年9月份,一次彭××看见了我说:〃没有调令,你怎么又回来啦?〃我说:〃我不回来怎么办?我的孩子没有人管,死了没人晓得。县里面同意我回来的,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报社解决。〃她说:〃那你去把关系转过来吧。〃这样我才回了报社。    
调回报社以后,彭××安排我做食堂的会计。她晓得我没有学过会计,有意为难我。我搞了一个月后又调到总务科管房租、水电、家具等杂务。工作虽然繁杂,但我认真仔细地查对、统计,从没出过什么差错。夏天由我负责熏蚊子,把报纸用滴滴畏浸透,再分发给各家。因为那东西毒性很重,每搞一次,我就吃不进饭,全身肿起。每个星期要搞一次,都是归我去搞。    
我的工资恢复以后是三十四元五角。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到二十七元。邓钧洪直到1961年才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他恢复干籍后工资由十一级降到十八级,每个月有八十元钱。他交五十元给我,自己留三十元在师范学院吃饭。    
我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晚边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    
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我就用工分券买些洗澡的罗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成衣服、裤子。五个小孩的衣服,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的,都是我一手给他们缝的。孩子们的袜子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我又没有时间衲袜底,后来就用工分券买点棉线,请别人打几双袜底,缝上旧袜面子,给他们穿上。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星期天也没有休息,除了做针线,还要给他们洗澡,搞卫生。  
由于身体不好,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一下子肿起来了,像一个鱼泡,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吃不起,只好拖着,让它左边肿完右边肿,右边肿完再肿左边。因为缺营养,肾盂肾炎也一直没好。    
经过几年的磨难,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了,虽然还经常有人提起我们的〃右派〃身份,经常有人〃警告〃我们,小孩在报社子弟小学校里也受到歧视,成绩很好却入不了队。但不管怎样,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孩子们也长大一些了,以后会好起来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七、〃文革〃翻案      
1966年的夏天,搞〃文化大革命〃了。外面到处是大字报,揭发了一些冤假错案。我当时想,新湖南报的案子就是最大的冤假错案,我们的事毛主席一定不晓得。像我这样的人,像邓钧洪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这个案非翻不可。我就开始在家里写材料,心想翻案就从我这里开头吧。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材料,邓钧洪帮我参考了一些意见,我还把材料给另外一些右派看了,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个案子在全国都是骇人听闻的,一定要翻。于是,我又发动儿女,把这些材料全抄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内部。    
我的大字报在报社内部贴出来后,有很多人来看,都表示同情。像左开一同志,看着我一个人贴那么多的大字报,他也来帮我贴。后来又有很多右派来报社翻案,有些在外地也到长沙来了,他们都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屈辱,许多人受迫害后的生活相当凄惨。当时在五一路招待所还成立了一个翻案联络站,搜集了很多材料,也都写成大字报,由我在报社内部张贴(因为他们都住在外面)。后来我成了贴大字报的〃专干〃了,每次我贴过之后,就围了很多的人来看。因为我们写的材料真实、生动,案情确实冤枉,所以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报社内部当时是〃红色新闻兵〃掌权,头头是梁裕吉。有一次他找我说话,他说:〃老李,你和老邓的事,我很清楚,你们确实是冤枉的。我们造反派,不像那些走资派,我们要给你们平反。〃我听了心里很高兴。  
翻案联络站后来出了三期报纸(〃韶山〃、〃挖黑线〃、〃新湖南报反右专案特刊〃),在社会上扩大了影响。当时省革委会头头章伯森、梁春阳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联络站还派严伯嘉等人到北京中央文革上访。当时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人,也支持我们。    
忽然,报社里的〃红色新闻兵〃转了方向,不支持我们了。一是形势变化,二是害怕这些右派翻案以后会夺他们的权。所以他们对这些右派,捉的捉,赶的赶。    
报社也不准我贴大字报了,我还是照样贴。就有人扯掉我贴的大字报的报纸。扯了后,我又贴。最后就有人围攻我,说是右派翻天,以后不准贴,否则对你不客气。梁裕吉也不是以前那个口气了,说以后再不给我们笔墨纸张了。    
接着就开始抓人了。首先抓了蔡克诚,接着就把柏原、邓钧洪、李冰封抓进去了。邓钧洪和柏原关在传达室的一个小房子里面,他们俩挤在一个小床上睡。    
我和杨澍也被管制起来了,天天在报社里打扫卫生。每次打扫礼堂的时候,看见那些椅子都是东倒西歪的,才晓得这里是批斗、打人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挨斗挨打。    
有一天出了一个通知,说晚上要开大批斗会,要在礼堂里斗争走资派、右派和牛鬼蛇神,但是又不准我们进去看。我心里很着急,就要我最小的儿子混进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打爸爸。我的小儿子看了回来哭着说,爸爸一直跪在那里,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因为爸爸跪着没有举手,造反司令龚××拔出枪来,用力在爸爸的头上敲了一下,头打破了,鲜血都流到衣服上来了。我听了以后急得一晚没睡,但急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我就去找当时驻报社的军代表李哲诚。我对他说,邓钧洪有严重的心脏病,抓进来已经有三天三晚了,他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听说昨天还挨了打,还流了血,再这样下去,他就会死。他死了,我一个人带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办?军代表说那你就把他领回去吧。就这样我搀扶着邓钧洪,孩子们提的提桶子,背的背被子把爸爸接了回来。邓钧洪回来后,在家里还没有住两天,又被师范学院的造反派抓去批斗了,关在牛棚里。    
当时报社里,造反派天天在斗人、打人。李冰封的脚被打跛了。蔡克诚也是每天晚上挨斗、挨打。柏原因为曾在新华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教过书,他的学生有几个是造反派。柏原的妻子找他们帮忙,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就来到报社,他们说这人是在我们单位教过书的,要揪到我们那里去批斗,就这样把柏原接出去保护起来了。李冰封也被南县来的人要了去。  
只有蔡克诚一直关在报社,每次开会都被打得要死。有一天早上,我们去打扫卫生时,听说蔡克诚自杀了,说他拿了谁家里的一把烂柴刀,在自己身上一连砍了八刀。造反派说这是畏罪自杀,马上把尸体拉出去火化。半路上,他的儿子拦住车要求看一看,但是看到的只是用白布严严密密包裹起来的尸体。    
苏辛涛在抓人之前逃跑了,他跑到湖北刘春圃那里,但后来也被造反派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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