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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白布严严密密包裹起来的尸体。
苏辛涛在抓人之前逃跑了，他跑到湖北刘春圃那里，但后来也被造反派揪了回来，打得要死，他只好在厕所里吃自己的尿来治伤。报社里的一位女将，她原来的爱人也是一个右派，已离了婚。她为了表现积极，也去打苏辛涛。苏辛涛不光挨拳打脚踢，还被用铁棍打。
苏辛涛在被拷打之后，被迫交待说他的外逃是李茵通知他的，说李茵还要他出去多带点衣服。于是造反派就把我也关了起来了，说我是〃内奸〃。把我和杨澍关在小学校的一间小房内，以后就天天轮流在报社内各个部门挨斗、挨打。
1969年夏天，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送到省五七总校（当时在省委党校）去接受审查。一进去首先就是〃拉练〃，步行三百里到沅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月以后又走回总校。回来以后就每天开会，各人交待自己的问题。总校派人去全国各地调查，什么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右派翻案等等问题，全部要在总校搞清楚。一直到1969年的冬天才搞完，然后我们到零陵福田省五七干校去劳动，去走一辈子〃五七〃道路。
八、五七干校
十一月份我们到了福田五七干校，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劳改农场，干校成立后就把劳改犯转移到深山里去了，接收了他们的房子、田地。
我到干校后被分配在蔬菜班劳动。每天都离不开扁担，担水浇菜，担肥料，担菜，背上压出一个大硬包来。
有一次，收获了许多青菜，要做成腌菜，我就站在水塘里洗了一天菜。第二天脸上肿得眼睛看不见了，我的肾盂肾炎又犯了。连队里的医生给我吃了利尿片，当天晚上就屙了一盆子的尿，把身上的水分，什么钾钠都屙掉了。第二天人虽然不肿了，但是心里非常难受，又想吐，就像要死了一样。我们班上有一个姓雷的老太太，原是搞幼教工作的，已经办了退休，但因出身不好，也下到五七干校。这个人非常善良，她陪我去校部卫生院，在路上我晕倒在地上，口里喷黄水，汗水把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有两个拖板车的劳改人员看见了，赶快给我掐人中，又把我抬上车，拖到校部卫生院，打针，吃药，终于缓过来了。在校部住了三天医院，都是老雷在招扶我。
回到连部后，他们讨论，说我这样严重的病人不能再搞重体力劳动了，只能搞轻微的劳动。所谓轻微劳动就是在菜地里扯草，规定只能跪着扯，不能坐凳子。说坐凳子不像改造的，不能脱胎换骨。十几亩地的草，一个人跪着扯，扯了几天以后我就站不起来了。我想这样还不如站起来做重点的事，我就与班长讲了。班长同意我和老雷去摘菜，打农药。
在蔬菜班搞了三年后，又调到饲养班。饲养班比蔬菜班还要累些。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煮潲。晚上将红薯藤和其它猪菜，用机子打成浆。饲养班最多的时候饲养了两百多头猪。在饲养班三年里，吃得比较好一点。我们那个排长，江西人，经常想办法打点牙祭。我们喂了一条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小狗长到半大时，就打了吃。吃了狗肉后，人就一个个的身体好些了。不过我的肾盂肾炎并没好，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总是浮肿，肿得脸都变了形。
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六年，看到好多人都在这里丢了性命，有病死的、摔死的，有被雷打死的，有上吊的，有一个自杀的用刀子把肚子剖开，肠子都切断了，拉到县里缝好后，他自己又再一次剖开。我们经常看到、听到这些事，提心吊胆的，不知哪一天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1974年，干校分配了我的工作，到邵阳公路局去。我就向上面反映说我已五十多岁了，我的老头子身体又不好，有心脏病。我不想去那么远，要求回到长沙。校部一个副连长对我吼起来说：〃你晓得你是什么人？一个右派分子，今天有工作分配给你，这就是对你的宽大了。你不感谢党，还要在这里讲价钱。你还想回到长沙去过你那资产阶级生活吧？〃
他们给我开了去邵阳公路局报到的工作关系和转户口的证明。这时，我想起报社的一位右派，被分配到涟源矿务局的，去报到后被分到煤井里挖煤。我想：我如果到了邵阳公路局还不是分配到养路班捶石头？我不能去！我把这两个证明收起来，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长沙，住在家里（邓钧洪因为严重的心脏没有下放，所以好歹我们在长沙还有个窝）。就这样，干校和邵阳两头都不管我。我在家里呆着，天天看小说，等了半年。
九、落实政策
1_9_7_5_年初，听说中央有个政策，说是五七干校的学员，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我马上到省委宣传部去问，他们说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你是湖南日报的，可以回湖南日报社。不过湖南日报现在还不能去，因为是造反派掌权，正在搞派性斗争。你在家里等一等，等平息以后再说。
我回去等了几个月。有一天听人讲，报社现在是蔡海清当人事处处长了。我又跑到宣传部去，宣传部给我写了一个介绍信，介绍我回报社。我走到报社里一看，蔡海清还没有掌权。人事处处长的位子上坐的还是那位工人造反派，叫龚司令的。他看了省委宣传部开的介绍信后，打着官腔说：〃你这个问题嘛，我们还要研究研究。你把这个调令拿回去吧。〃我说：〃调令是命令，我必须服从，我不能拿回去！〃说罢，我就坐在那里不作声，看他怎样处理，另外我想等一等蔡海清。龚司令也不理我，嘻嘻哈哈地跟别人开玩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坐了半个小时后，龚司令走出了办公室。另一个秘书一样的人对我说：〃你还坐在这里搞什么？龚司令已经说了，你的事还要研究研究。〃我说，省委宣传部要我来找蔡海清，现在蔡海清又不在。他说，蔡海清在家里写检查。你到他家里去找他吧！
于是，我找到蔡海清的家里，一直等到中午吃饭时他才回来。听了我的情况后他说，你回去再等等吧，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说，我已经八个月没有拿工资了。不光生活费成问题，我今天回去连过河钱都没有了。当时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了出来，给了我。
第二天，我又去了宣传部。在楼上看到一张大标语：〃省委宣传部把李茵分到报社工作是支持右派翻案！〃落款是〃湖南日报革命造反派〃。
我找到宣传部干部分配科严科长，他对我说：〃现在造反派还在掌权，你的工作问题还要等一等。至于生活费问题，你可以到省委行政处财会科借点钱用。〃就这样我在省委行政处财会科先后共借了八个月的生活费用。1975年9月底，当我再次找到严科长借钱时，他说：〃不用借了，蔡海清上台了，你带着这个调令回报社吧。〃
回到报社，蔡海清对我说：〃考虑你的健康情况，我们与社长张时杰同志研究了，分配你到资料室去剪报。〃我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就到报社上班了。又发给我一个工作证，上面写着〃编辑部干部李茵〃。
在报社资料室工作了一个月后，听说又有一个政策，可以退休顶职。我心里一阵高兴。因为我自己的工作问题解决后，儿女的问题又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因为家庭问题的连累，几个儿女都在乡下，大的都去了十多年了。男的还好一点，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女儿下乡也八年了。我想总不能让她老在乡下吧。在生产队靠劳动工分吃饭，每个劳动日只有二三角钱，一年下来，要买鞋、穿衣的钱都没有。一个大姑娘二十五六岁了，穿着补丁迭补丁的衣裤，每次她回来，我都要心痛一阵。现在我可以退休，让她顶职回来了。但是，因为我退休还不到年龄，退休工资只能按60％计算，每月只有24。60元，这点钱，以后怎么帮助乡下的那些男孩子呢？想来想去，我还是下狠心办了退休。只要女儿回来了，就了却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
女儿顶职回来后，先安排在食堂里烧锅炉。每月工资29。50元，她在食堂干了五年，直到1979年我的右派得到改正，她又凭着自己自学的外语，帮图书室做了一些工作，最后被调到图书室工作（当时还有人对这事很有意见，说右派的子女受到重视）。
后来我儿子晓芒也病退回到了长沙。回城后，他先在土方队挑土，后来安排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他利用空余时间自己看书，学习，1978年报考研究生，当时因为我们的右派问题还没改正，所以政审过不了关。直到第二年改正后，他才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最小的儿子这年也从农村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小女儿高小毕业后就失学了，在一个街道工厂里干了十来年，后来又做个体裁缝，最后走上写作的道路。
受苦最多的是我的大儿子，1957年他14岁时从湖南师院附中初中毕业，考取了武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在学校读了几个月书后，校方发觉其父母已经打成右派（据说报社给学校去了函），便以〃色弱〃的理由将他退出学校。回长沙后，同样也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他在长沙呆不下去，只好回到老家零陵。
1958年中考时，他考取了零陵师范专科学校。在学校读了几个月书后，学校发觉其父母均是省城的大右派。他本人又比较自由散漫，因此将他作为典型，发动同学揭发、批判他，还在学校大操场向全校师生宣布，将只有15岁的他打成小右派。此后，三年的学习生活，都是在侮辱和监督下度过的。
直到1979_年，我的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他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一年他因血吸虫病由农村病退回长沙，一家三口人靠他挑土搞搬运为生。1981年时，他要求零陵师专为他落实政策，但下面拖着不办。我为这事找了当时任省教育厅长的李世唏（他就是当年报社的党总支书记），希望他看在当年曾亲自错打右派的份上，为我那受牵连的儿子落实政策。没想到，李世晞根本不予理睬，他大概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打错了吧。
直到1982年，省政协落实政策办调查组的杨树业同志，到零陵地区调查时发现此问题，才督促零陵地委给我儿子落实了政策，恢复教师籍，安排在长沙市井湾子中学教美术。
我的这些儿女，因为受父母问题的牵连，从小在艰难中生活，长大后又处处受压制，幸亏时代及时发生了变化，才让他们有了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住了足。
杨德嘉遭 遇 革 命我和我的家人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任《新湖南报》（现改名为《湖南日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二十五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我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工资级别却未动。时隔半年，我正在衡山县岭茶乡（现划归衡东县）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十六级降为十九级。和我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等人。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我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我们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戴上半年就摘掉帽子，又还留在党内，据说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对我说：〃你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
〃左派〃一下子变成了右派
说我本是个〃左派〃，一点也不算夸张。解放前我在长沙市清华中学（解放后和省立一中合并）读高中一年级时，班上的语文、生物、音乐老师刘云雁、魏泽颖、宋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我们举办夜校，以读书识字为名，对附近农民及其子弟讲解〃谁养活谁〃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之间进行串联，组织和参加省会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主席著作，阅读《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解放区的小说，一心盼望解放，盼望民主，盼望光明。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来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受组织上的派遣，到省团校第一期学习了三个月，分配到湘南的零陵（即永州）县工作。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零陵县委会任干事、部长，后来入了党，又提前转正，担任过团县委副书记及中国共产党零陵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是经县党代会选举出来的、为数很少的县委委员之一（当时没有县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