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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来了解，当时的湖南省委特别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认为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严重，不听他的话，不好领导。为此，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报社原领导邓钧洪等调走，把自己的亲信官健平以及孟树德调入报社担任领导；二是从基层抽调一批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报社掺沙子。由于我在县里喜欢写点稿子，一九五五年就被调到报社衡阳记者站当负责记者，大约半年后调回了编辑部。没有想到的是：掺沙子的左派没有把〃右派〃们改造过来，反而被〃右派〃们拉了过去。当时建立的七个记者站的负责记者，就有三个当上了右派（除我以外，还有黔阳记者站的刘华山，自治州记者站的宋梧刚。宋先调至报社文教部任副主任，后又调至《新苗》杂志任副主编，是在《新苗》打的右派）。
调到报社工作以后，无论是在记者站，还是在编辑部，我都写了大量肯定粮食统购统销、肯定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就、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闻、通讯。记得有一条新闻的题目就叫〃千颗心、万颗心，心心向着合作化〃。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我未参与什么鸣放，当然更谈不上鸣放什么〃右派〃言论了。那末，我又怎么成了右派分子了呢？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报社编委会围绕一九五六年三月份的农村报道，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九五六年年初，官健平、孟树德（主管农村报道）认为：这年春天的农村报道，只要抓住农业社的定额包工和双季稻的栽培技术这两条，就是成功的。这年三月份的农村报道，整版整版的都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重复枯燥，令人生厌。在整个社会，在编辑部，以致在编委会内部，都引发了不同的意见。以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加上其他编委，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认为三月份的农村报道是不成功的。两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随着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的展开，编委争论集铅印下发，又引起了整个编辑部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则是以省委特别是周惠为后盾，官健平、孟树德两人和整个编辑部多数同志的争论。反右派一开始，就把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以及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几乎是通通的打成了反党宗派右派集团。我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
我的罪状之一：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争论开始时，我刚调编辑部不久，对如何办报可谓一窍不能。一方面，我在农村搞过多年实际工作，觉得下面也还需要一些经验技术；另一方面，又觉得苏辛涛等人的意见也颇有道理。因此，我发言时重复了其他一些同志的论点：经验技术，不可不登，不可多登。这样几句折中的话，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的罪状之二：猖狂反对省委。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中，以读者来信部为主，举办了一个大展览会，农村部的同志则主办了一个小展览会。在这个小展览会中，把长达一万多字的《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加了一条按语，其中有一句是：〃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的提法是胡乔木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只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而官健平、孟树德则加以歪曲，说：合心农业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把它当作大地主，就是要把省委当作大地主加以打倒！我当时是农村部的党员副主任，按语是我看过并同意的，当然就罪责难逃了。
我的罪状之三：反对报社党的领导。报社编委争论集印发以后，我看了官健平、孟树德的发言，觉得他们讲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就写了一个千多字的重要说明，刊登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意见（第二辑）中。报社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官健平、孟树德就成了报社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报社党的领导的化身，对他们两个提出批评，当然就是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了。这条罪状我把它列为第三条，其实，我之所以成为右派，这条〃重要说明〃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现在，就把这一说明全文刊登如下：
重要说明
《新湖南报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议意见》第一辑编委的发言中，很多涉及到小展览会问题，其中有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特作如下说明：
孟树德同志的发言中说：〃最露骨是把合心社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并在一条小稿子旁边加上按语说：'让早就应该打倒的恶霸大地主横行到几时呢？'……就是被编辑部许多人认为'早就应该打倒的恶霸大地主'长沙县合心社定额三包经验，当时省委书记和农村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我们如果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还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开始展览时，我们考虑到合心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并未加按语，后来秘书处要我们把小展览会搬到原开编前会的房子内展出供省委领导参观时，为了说明我们的意见，又在若干稿子上加了一些按语，其中在合心社经验一文上加的按语是：〃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运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一篇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另外，在〃到底还是高级社好〃的一稿上原来早已加了一个按语，内容是：〃如果写上人物思想不更好么？为什么仍让早该打倒的大地主横行霸道呢？〃前一个按语是后加的，后一个按语是早写的，虽然都有'大地主'的字眼，但并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后者所说〃早该打倒的'大地主'，并不是指合心社经验而言的。同时，就是所谓'大地主'〃，我们的意思也只是指它占的地盘大，并不是要把它作为敌人加以打倒（乔木同志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也曾把长文章比喻为〃大地主〃）。至于〃恶霸〃等字眼，小展览会上则是根本没有的。
官健平同志的发言中说：〃特别是农村部的展览会就严重的缺乏自我批评……如展览会展览了省委在55年的一个指示标上'裹脚'的标题……把省委负责同志从湘乡寄回来的一条新闻，标上'这不是新闻，是汇报指示'等等谩骂、讽刺语，55年1月一篇关于处理入社各项具体问题的社论，说是照抄指示，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农村部把自己同意发表的经验，都认为是好的，不拿出来展览，不同意的都贴出来当作坏稿，难道农村部同志所同意的都是好的稿子都不是纯经验、技术吗？〃其实上面所说的那些稿子，小展览会上根本就没有，至于说农村部认为自己发的东西都是好的，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展览会上展出的28篇稿子中，就有15篇稿子不是省委、农业厅、老官、苏、孟交来坚持要发的，而是编辑自己选择发表或自写的。例如〃新民农业社是怎样制订劳动规划的〃经验文章和林业方面的〃评论员〃等等就是。
孟树德同志的发言中说：〃小展览会原来想叫劣稿展览会，后经提意见，才改用了'积极改进我们的报纸'的标题。〃事实是这样的：开始，有人提议要搞个〃党八股〃或〃劣稿〃展览会，后来我们考虑到当时农村报道的主要问题是经验技术所占分量太多，这些经验技术稿有些是应当在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是我们或我们中间的部分人觉得是可以不必在报上发表或全文发表的，因此，把后者展览出了一部分。虽然，我们或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些稿子不适于或不完全适于在报上发表，但这些经验还是宝贵的，对指导实际工作有好处，统称之为〃劣稿〃或〃党八股〃是不恰当的，故一开始就采用了〃积极改进我们的报纸〃的标题。并不是领导上或别人提出意见后，才改用现在这个标题的。
毫无疑问，小展览会是有缺点的，我们需要严肃的进一步检查，提高自己。而我是负有更多的责任的。但是，看了编委的发言后，我和当时在农村部工作的龙国屏、梁山、王秉乾同志，都感到有些事实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作如上的说明。现在，小展览会的材料仍在，欢迎大家再去资料室看看。
杨德嘉
1967年5月30日（注）
有了上面三条，当个右派分子也就足足有余了。可叹的是：稍早两个月，我还在撰写省委扩大会议的报道，采访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迟两个月，就在农村参加地、富、反、坏、右的集训会议，听取治保员的训话：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敌人〃成堆的家庭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果真如此。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 〃阶级敌人〃比例就极大。如新湖南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就只一百四、五十号人，就打了五十四个右派，中右还不在其内。在知识分子家庭中，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我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而遭到歧视；在知识分子逐渐吃香、而自己又在多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这个高中一年肄业的人又不配当知识分子了），但确实出身于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 ）_，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字语言学家，写有《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大量著作，真可谓〃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陈寅恪语）。解放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的母亲张家祓，曾在朱剑凡、徐特立等任教的长沙周南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小学科主事、教员，向警予、蔡畅、李铁铮（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都是她的学生。
我家共有六个兄弟，其中就有三个右派，一个〃特嫌〃。大哥杨德洪，留学美国后留在美国银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也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却捞了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的待遇。二哥杨德骧，一九三九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我国水泥工业作出过重要贡献，还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一九五六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一九五七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一九五七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五十一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周最后成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