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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他调湖南人民出版社后，一直在译文编辑室工作，先任编辑，后任译文一室主任、副编审。那些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出了许多名著、许多好书，在广大知识分子读者中声名卓著，这和他以及编辑室内一些同志艰苦的努力，密切相关。一九八九年他离休后，仍在勤奋地从事翻译工作。一九九四年，我在整理、注释《梁遇春致石民的四十一封信》的过程中，曾请他翻译信中摘引的一些外国诗和若干外文，并请他帮我校正注释。有一次，我们在闲谈中，他曾无限感慨地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十多年了。我生命中，只有这十多年算是真正扎扎实实地做了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不算浪费。梁遇春是二十多岁就去世了，不过，他做的事，可能比我现在做的事还多得多呢！〃这当然有些自谦。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现实状况。
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室，他曾主编过《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四年三年间，就出过三十六种。他曾参加过著名的《诗苑译林》的选题规划和编辑等工作，编过这套诗丛中《梁宗岱译诗选》等好几部重要的书。此外，他在职的十年间，还编辑出版过十几部文学名著。一九九四年八月，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填表时，提到他自己翻译的作品如下：
乔·艾略特著《磨坊风波》，笛福著《鲁宾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还有与人合译的六部书：＇_英＇_简·奥斯丁著《理智与情感》，＇_英＇_毛姆著《克雷杜克夫人》，＇_美＇_布·达温著《亚瑟王的故事》，＇_美＇_西·谢尔顿著《四修女》，＇_挪威＇_克·汉姆生著《大地硕果·畜牧神》，《爱伦·坡短篇小说选》。这六部书，他多半翻译了主要部分。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译诗和翻译的诗论，散见一些著名的文学杂志上。如，拜伦著《与友人谈诗》、＇_英＇_安·利文斯顿著《帕斯捷尔纳克的晚期诗》、＇_美＇_L_·帕林著《谈诗的意象》、＇_英＇_格·霍夫著《论现代派抒情诗》以及《佩恩·沃伦诗抄》、《加里·斯奈德诗选》、《亨利·泰勒诗选》、《布罗茨基诗抄》、《戴·赫·劳伦斯诗抄》、《王尔德散文诗》……等等。他还准备翻译以色列现代诗选和希伯莱文学史的资料。由于他患癌症并随后过早地辞世，这计划没能完成。
________________在这张入会申请表上，原湖南省作协主席、诗人未央同志对他在文学翻译工作方面的评价是：〃唐荫荪同志是很有成就的外国文学专家。编辑和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译笔准确、传神，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该同志对介绍外国文学作出了很出色的贡献，建议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未央同志这一段评语，等于对他生命中最后这十几年的工作，作出了中肯的总结。
荫荪兄，你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永远离开你心爱的妻子、儿女，离开你心爱的事业，离开了这个充满缺陷的、不公平的世界，而走向另一个冥冥世界的。到明年一月十三日，你逝世就满五周年了。在你去世的这四年多来，我多次想写一篇文章悼念你，记述你坎坷的一生，也记述你的成就，你的为人，同时也纪念我们之间的友情，可惜都没能动笔。因为我没有想清楚一些问题：你坎坷的一生，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除了个人的一些偶然因素外，有没有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如果有，这个社会体制要不要加以改革？像你这样一个人格完善、才华出众、工作勤奋且精研专业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为什么却只有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才能较大限度地发挥你的作用？这到底是为什么？形成了这种状况，到底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有你这样类似遭遇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只你一个，甚至也不是以千或以万计，或者还不止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中国如果不去总结造成他们不幸遭遇的教训，对国家、民族，对我们的后代，可能不可能产生颇大的消极影响？在历史的大道上，中国可能不可能重蹈覆辙？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这悼文写起来，当然就不会有太大的意味。这一次，新湖南报的老同事们，要编一本丁酉年纪事文集，并提出对已逝世的同志，最好要有纪念他们的文字。我主动提出要写一写你，虽然我还是没有想清楚我在上面讲的那些问题。我只是在我所知道、所理解的范围内，如实地、重点地记录了你坎坷的一生以及你的事业和成就，你的人格和性格，作为留给后人的一份研究资料。荫荪兄，我就以这么一篇思路还不完善的悼文，作为你的五周年祭。你在另一个世界里，如其有知，看了这文章，该会作什么感想呢？依你宽厚、善良的性格，我想，你可能会说：〃我的遭遇嘛，这不算什么。只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不要再出现像我所经历的那种坎坷，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些真正有益的事，使中国在历史大道上，不再掉队，不再落后，那就好了！〃
2000年6月1日下午写毕，于长沙
罗印文极乐世界－悼蔡克诚
1999年8月15日，坐落在长沙市芙蓉中路的湖南日报社，大门内外，红灯高挂，彩旗飘扬，装饰一新的办公大楼，分外鲜亮：好一派喜庆吉祥！湖南日报职工，曾经在湖南日报工作过的同志，以及各方面的客人，聚集在三楼礼堂，欢庆湖南日报创刊50周年。
在送给每一个与会者的礼品中有一个玻璃板座，玻璃板的一面印制了50年前的湖南日报（当时叫新湖南报）创刊号整个一版版面，虽然由对开缩小为16开，但金黄底色上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照片，以及大大小小的宋体字，清晰可见。头条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发的与全体人民约法八章布告，头条前为发刊词《庆祝新湖南的诞生》。读着这编排得体、印制精美的创刊号，不禁使人回想起那给人以不尽遐想的胜利的岁月。
人们注意到：在这个版面上十三篇文稿中，除约法八章由毛泽东、朱德签署，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布告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人签署外，十一篇地方报道中署名的就只有一篇，那就是蔡克诚写的通讯：《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长沙粤汉铁路员工护车护路护桥斗争》；这真是一种殊荣！
他是一名老新闻工作者，虽然此时还不到25岁，他1942年就进入衡阳大刚报，还先后在衡阳力报，长沙国民日报、新潮日报、晚晚报任过记者、编辑。
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十天前的8月5日，才从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由他来撰写这篇文章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正是那场血与火的斗争的英勇的参加者与见证人。
在创刊号上发表署名文章这种殊荣他是当之无愧的！
环顾会场，从台上到台下，从前排到后排，怎么没有见到蔡克诚呢？他完全应当来参加这个盛会的呀！
〃蔡克诚同志，你到哪儿去了呀？〃
〃老蔡呀，等着你哩，马上就要开会了呀！〃
由远而近传来了汽车马达声音，在月黑风高的夜色中，一辆吉普车急速驶进了湖南日报社大门，向左拐在一所四层楼房前停住，有四个人下车：前面一个矮个子，后面中等个儿的一男一女，中间的那个稍高，戴着近视眼镜，瘦削而又憔悴，他显然是被押解着：呵，那不是蔡克诚吗？他怎么落到这种地步呢？他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呢？
这时是1968年2月3日夜11时许。
从这个时候起，蔡克诚就失去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自由！因为他是个摘帽右派……
他被安排在二楼一间房子里。
一个小时后，吉普车再次在这个楼房下响起。这是原班人马在蔡克诚家抄家回来，他们在蔡克诚家里翻箱倒柜，抄走了大批所谓黑材料。
紧接着，这时已是2月4日凌晨了；蔡克诚被从二楼带到一旁的澡堂，勒令他跪在潮湿的地上，一个头目宣布：老实交待罪行，不许乱说乱动。在一旁的打手顿时拳脚交加算是小小的见面礼了。
在湖南日报，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贡献青春，也同时承受打击，但也怀抱着希冀的地方，怎么是这样暗无天日？！
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他不知道是怎样度过2_月4_日凌晨余下的几个小时的。
他开始写那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了。
他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中。
半年多来 _，可以说；是以他为首的一批人，在三湘大地上作出了惊人之举。那时节，他简直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他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终于一炮打响。
请看来自北京的〃联字（67）第0029706号〃文件吧：
湖南省革筹小组：
严伯嘉等三同志于9月13日来中央反映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问题，现介绍去你处，请接谈处理，并请调查处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秘书厅1967年9月13日（盖章）文件中说的〃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是指前中共湖南省委中个别负责人，乘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机会，把抵制其错误，在两种办报方针争论中坚持正确观点的一大批编辑记者打成右派分子的问题。
蔡克诚作为新湖南报的编辑委员，与包括前社长和副总编辑在内的其他七位编辑委员，都被打成反党右派集团的成员。蔡克诚受到对右派六项处理意见中最严厉的一项处理，即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1962年6月，他被解除劳动教养，并同时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9月，被安排在长沙市真知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直到被抓之时。
在1967年5月间，所谓〃革命大批判运动〃蓬勃开展时，蜗居在真知中学一间斗室里冥思苦想的蔡克诚，拍案而起：我们也应当进行大批判，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立即串连前社长邓钧洪，以及严伯嘉、何新明、陈望岳、宗柏生、刘皓宇等人，共同回顾当年两种办报方针争论情况，并分头搜集当年那位省委负责人在新湖南报的亲信总编辑官键平和副秘书长孟树德的历史情况。他们获知这位稍后还当过省委统战部长的官键平，竟是打杀过共产党人的反动分子。他的履历表上只有姓〃官〃与性别〃男〃是真实的，其余都是伪造的。他们在湖南省图书馆查阅长沙解放前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发现孟树德在19461947年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充当中央日报特派员和采访部主任，写作了大量反共文章，他在文章中竟称蒋介石为〃明灯〃，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共匪〃。他们把有关材料写成大字报，交给已经摘去右派帽子仍然留在湖南日报社的同志，以他们的名义一批又一批地在湖南日报院内张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到了8月下旬，蔡克诚观察各方面情况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上访中央。他找来两个年轻人严伯嘉和何新明，由他口述上访报告，由严、何等人携报告立即进京。这样就有了上述写给湖南省革筹的那封信。
湖南省革筹接信后，其负责人于9月下旬两次接见前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支持他们进行革命大批判。
省革筹斗批改小组还批下一笔经费，供受迫害同志出版报纸之用。
严伯嘉、何新明两人在京期间，由中央文化革命接待室介绍，还去中央监委进行了申诉。中央监委接待室同志在谈到受迫害同志恢复党籍问题时说，一待各地党组织恢复活动，湖南省监委恢复工作，就立即将你们的申诉批发下去。这不仅给了当年曾是共产党员的蔡克诚等一大批人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使他们萌发了不尽的企望。
从10月10日出版第一期报纸后，接着又在11月10日和1968年1月20日出版了两期报纸。
第一期对开六个版的报纸，除刊登中央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给省革筹信和省会群众组织成立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