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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1）
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征途，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从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多少人为之心碎、为之恸哭。当周总理的灵车驶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旁聚满了告别的人们，人如潮，哀如潮，泪如潮。真可谓“清明时节尚未到，举国皆是断魂人”。到了清明时节，为了纪念周恩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以反对当时“四人帮”对人民悼念活动的压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山诗海，构成了壮丽的历史画卷。当时人民怀念他的诗文，后来曾被编成《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等出版。
有的诗写道：
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还虑身后名。愿将骨灰还中华，明朝故国花更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平民爱，唯独总理第一人。
有一首题为《总理和人民》的诗被广为传抄，并谱成歌曲：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还有一首题为《永远矗立的纪念碑》写道：
周总理啊周总理
地上，没有专门为您老人家砌下的坟墓；
陵园，也没有保存您老人家的骨灰；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没有为您树立一块纪念的石碑。
但是，
全国的黄土都是您的坟墓，
江江河河都有您的骨灰，
全国人民子孙万代的心中
都将为您铭刻一块
永不磨灭的纪念碑！
这块碑，永远不会风化剥落，
这块碑，永远不会被人摧毁！
这块碑，胜过钢浇铁铸，
这块碑，犹如泰山的青松常翠！
这无形的碑上有无形的文，
这无形的文比任何词汇都更美！
……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也震动了全世界。世界各国的报刊纷纷以显著版面刊登这悲痛的消息，电视台、电台也不断播送消息、哀乐；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无数唁电、唁函飞向北京；许多地方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认为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联合国获悉噩耗，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位魅力征服了世界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
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周恩来去世后，各界友好人士约三千人举行了“周恩来总理国民追悼会”。据说只有为那些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声望，对日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会召开这么大规模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除各友好团体、友好人士外，还有政府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和各县知事。
周恩来离开这个世界越久，这个世界就愈加怀念他。人民对他的赞誉历久而弥深、弥新、弥真。1991年3月5日，日本“纪念周恩来出版发行委员会”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三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隆重推出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日本电气检定所理事长、原备忘录贸易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安田佳三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心醉》的纪念文章，典型地反映中外人士的心境。
他写道：
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的令人尊敬的人物可以列举出许多。通过史书、传记、言行录等等文字记载，通过影视媒介的传播，或是听别人介绍，使我们了解到某些人的优秀业绩、高尚思想以及崇高的品格并肃然起敬。但是，如果说这种尊敬就是“心醉”或是“倾倒”，恐怕还是不恰当的。从尊敬进而达到令人“心醉”的心境，如果在对方与自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无机物质的或是间接性的媒介物时，所谓“心醉”就肯定不是很充分很彻底的。
我认为，所谓心醉，就是要用自己人的眼睛、耳朵和手等感官，亲身直接感知和体验所尊敬的人的业绩和品格，并且经过第六感官的升华之后才能达到的境地。因此，令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比较多，但能令人达到“心醉”地步的人物却很有限。如果要举出最令人心醉的人物，而且只允许举出一个人的话，我会毫不踌躇地答道：那个人就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2）
斯芬克斯之谜
对于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西方人士来说，周恩来曾经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
现在人们开始接受公共关系学概念，专心于政治的国人也认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在敬仰周恩来之余，他们也想学习周恩来的艺术，但他们似乎只把公共艺术视为是一种技艺，一种塑造良好形象从而可以名利双收的技巧，而不是天然本色的流露。
“公共关系”一词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怎么现在谈起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了呢？或者把“公共关系艺术”同人民总理周恩来联系起来，合适吗？“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一种思想与活动方式，是源远流长的。所谓公共关系，就是公众关系，是组织与其内外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构成公共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作为客体的内外公众，作为过程的信息传播。追溯历史，人类从事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早已有之。西方一些公共关系学者把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视为最早的公共关系著作，把古罗马统治者凯撒的《高卢战记》视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在中国，人们历来相信这样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追求和谐一致的公共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公共关系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诸侯招揽了大批以宣传游说、唇枪舌剑为己任的“士”，这些“士”的主要职责是树立本国君主诸侯的形象，谋求本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苏秦的“合纵”主张，张仪的“连横”建议，都曾经改变了当时“国际间”的力量对比。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对公共关系存在许多误解，试举三种典型的论调：
第一，关系庸俗论。
许多人认为关系是庸俗的。“这个人专门靠拉关系”，这类话表达的蔑视之情，常常溢于许多人的言表，而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许多他们，往往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拉关系”。其实，“关系”本身是严肃的，关键在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庸俗地对待它。公共关系作为理论，是科学；作为实践，应该是艺术，与庸俗无缘。
第二，关系万能论
也有许多人认为关系是万能的，“有关系”的人“吃得开、玩得转”。常常有人说：“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有关系便有一切，一切以关系为上。其实，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法纪、规范，是靠不住的。公共关系学的任务之一，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关系，正确对待关系。
第三，关系模糊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关系问题太复杂，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是一个模糊概念，既不清楚也不必去弄清楚，随波逐波、随遇而安便是。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是一种客观存在。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作为公关艺术大师的周恩来和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非常自然协调地合二为一。
斯芬克斯终究难不倒俄狄浦斯，世界没有解不开的谜。与其说周恩来的伟大一生及其化腐朽为神奇的公关艺术是个谜，不如说这个谜可以通过向他学习并不断完善自身而向他的境界迈进。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家庭环境的熏陶，生活的多方磨炼，革命实践的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自我修养，使他的公关艺术形成并发展，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周恩来在后来政治生涯中所形成的公关艺术，与这个家庭的孕育不无联系。他幸运地有两个性格不同的母亲。嗣母陈氏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由于年轻守寡，陈氏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教育上，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是个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的人，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她调解。而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生母，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到了十岁时，两个母亲均已故去，父亲、伯父又出外谋生，童年的周恩来便挑起了“当家人”的生活重担。到周家来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回来尚可应急，借贷无门时，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但是，素来好面子的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一点也不能少。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完成这些事情，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磨炼出“当家人”的性格、素质。熟悉中国民俗风情，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维系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生存、应酬，与今天主持国务活动其实并无性质上的差异。可以说，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当家”、“管家”，周恩来的公关素质和艺术在童年时便开始养成了。
十二岁后，周恩来辗转漂泊东北、天津、日本等地，上学、求索、立志。在东北，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他立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念书的宏愿；而南方人的客居身分，迫使他进一步学会了交朋友。到了天津南开学校，他参加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还先后担任过《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部干事和班中干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1917年9月，周恩来写下了那首抒发他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东渡日本，探索救国的方案。在日本，他痛苦过，彷徨过。“人间的万象真理”仿佛是“愈求愈模糊”。但就在这种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使他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3）
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返回中国。从“五四运动”起，他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他主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革心”、“革新”的主张，并说：“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他倡议成立了有二十名成员的觉悟社，并同时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0年1月，天津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在狱中，他带头主办读书团，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经过近半年的羁押，他获释出狱。同年11月赴欧洲勤工俭学。在英国和法国，他考察工人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事了许多公共关系性质的活动，如为天津《益世报》撰写大量通讯，致力于团结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积极投入反对中法借款和占领里昂中华大学的斗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组织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在活动中，他注意策略，讲究方法，有勇有谋，显示了很强的公关能力。1924年7月下旬，他从法国回国时，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