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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阜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周恩来在信中指明：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敌寇所以难渡黄河，“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扼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周恩来最后写道：“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现在日寇正欲“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还“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因此，他提出一个《大公报》难以拒绝的要求：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大公报》在5月23日全文刊登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信与文（指《论目前战局》——引者注）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
后来，国民党中央社仍然造谣，周恩来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列举事实，加以驳斥。
一封公开信、一个声明，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词以对。这两期《新华日报》增刊，前一期销售一万七千多份，后一期达到两万份，均打破了以往的发行记录。
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
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佚名外国评论家对周恩来的评价
突发事件是指那些事先没有预料，突然发生的事情。因突发事件而形成的公众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称之为临时公众。每个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都难以预测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产生；有时即使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阻止或处置不当，还是会产生突发事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需要赶紧应付。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共关系的问题。处理不当，会使组织蒙受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由于没有正视社会公众对事件热切希望了解真相的要求和情绪，失去了引导公众舆论的时机，使自己越来越被动，最后只好辞职下台。事后，尼克松在总结水门事件的教训时认为，这完全是“公共关系的失策”。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搏击风浪，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过无数意外事件，有个人遇险、组织危机、党内变故、敌人突袭，还有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除个人遇险外，当组织发生危机、党内出现叛徒、敌人发动突袭和社会出现动荡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周恩来都必须面对十分复杂的公众，有同志、朋友，也有旁观者、敌人，即顺意公众、逆意公众、边缘公众，他们都是因突发事件发生而形成的临时公众。怎样应付突发事件，实质上就是，为使情况恢复正常而避免进一步恶化，围绕已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怎样处理与方方面面的关系的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办法，首先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其次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么人因什么事而发生的，分清公众中的敌、我、友；再其次果断采取行动，用制止、回击、解释、疏导等方法，处理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和人事；最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我们之所以称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方法为艺术，是因为周恩来在采取这些方法时，无不闪耀着他独到的富有创造性的智慧，所谓公关艺术，便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公关方式与方法。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1）
当意外事件突然降临时，当事者首要做到的是保持镇静，否则就会慌中出错，忙中添乱，更不说从容应付了。但不是任何人面对“祸从天降”都能泰然自若的。周恩来就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胆识过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领导人，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既是他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表现，也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练就的作风。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这样的事例在周恩来身上太多了。1937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和三十多个警卫人员乘一辆卡车，由延安赶赴西安，途中突然遭近两百多名土匪的袭击，完全被敌人包围了，周恩来一边指挥警卫员还击，一边指挥大家安全撤退，看准机会冲出伏击圈。经过紧张的战斗，周恩来等四人突围，其余同志全部牺牲了。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周恩来得知廖仲恺被无理扣押了，立即驱车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论理，刚到门口，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打死了司机，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立即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不再开枪。处变不惊、急中生智使周恩来闯过了一次次死亡大关。
如果说个人历险的经历表现出周恩来超人的英勇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背景复杂的突发事件面前，周恩来则充分地展示了他超人的谋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比个人脱险也许更为艰难，因为它牵涉到复杂的人和事，周恩来的谋略就表现在他能冷静分析形势，理清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找到化险为夷的对策，这种公关艺术不是常人都具有的。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云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云龙派中山舰到黄埔时，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云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此即“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突发事变，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最后，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一、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二、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
面对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这些反共排共事件，周恩来和聂荣臻、陈延年等曾在一起讨论。周恩来认真分析了与事情相关的彼我力量对比，指出：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牢固，国民革命军中只有第一军直属蒋，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即使第一军的三个师，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有七个共产党员，团长中也有两个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黄埔军校内一部分革命师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在广州及其附近，共产党直接掌握着叶挺独立团，还有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行动，仍带有试探性质。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打掉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应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等人也主张给予反击。
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等人面对突发事件，冷静分析所面对的临时公众——蒋介石方面、国民党左派、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之后，所作出的明智判断。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暴露身份的两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为此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等的分析和主张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让步使蒋介石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彭湃被捕后
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多钟，在沪西经远里一家小楼，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等人，正在开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也要来参加会议，只是临时有事未能前来。正在等待周恩来之际，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敌人围了上来，如狼似虎的法国巡捕和上海警察局的中国警探冲了进来，把彭湃等五人抓了起来。
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三、立即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理清了与之相关的四类公众——叛徒、被捕同志、其他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营救人员的关系，并落实到了行动中。很快，中央特科查清了叛徒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场营救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方面，他派人与狱中的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部署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化装成过路人，红队队员则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并安排了装好大米用于拦住囚车的卡车，准备在路上营救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彭湃等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疏忽，装在一个皮箱里的武器送迟了，加上准备工作不够周到细致，枪支内的润滑脂没有清洗，在营救现场临时没有攻击武器，结果营救没有成功。彭湃等人两天后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2）
彭湃牺牲后，周恩来悲痛之余，采取了三条措施善后：一是部署中央特科击毙了叛徒；二是提出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建议每周开会一次，变更开会时间，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个保留在外，以防万一；三是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面对众怒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周恩来着眼于民族利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主张。一天，主张杀蒋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向周恩来发出请柬，邀请他到王曲军官学校去。
面对这张请柬，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前往。有的同志说，训练团净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要杀蒋介石，而咱们主张不杀，他们心存不满，鲁莽草率，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最好不要去赴这个鸿门宴。杨虎城知道后，也劝周恩来别去。
周恩来知道这张请柬的来意，但他对突然冒出来的“临时公众”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周恩来认为，王曲青年军官们是爱国的，他们痛恨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恨不能乘机杀了他。咱们主张不杀蒋，他们思想上一时拐不过弯。既然他们来请，我们正好做做他们的工作嘛。
这样，周恩来单刀赴会，驱车到了王曲。一下车，见王曲军官学校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摆出了吵架寻事的架势。周恩来从容自若，面带微笑，穿过这愤怒的通道，其风度震住了大家。进到礼堂，周恩来在台子中间站住，礼貌地问候过了，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各位的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蒋介石丧权辱国，为什么不杀？”
“不杀他，捉他干什么？”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军官们愤怒地你一言、我一句追回。
“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周恩来的回答一出口，全场人都怔住了，因为出乎他们的意料。但周恩来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完后又自然地回到原来的主题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逼蒋抗日。前一阵，何应钦不是还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蒋介石多少还有用处，所以还是不杀的好！”
青年军官们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疑团慢慢散开了。但还是有人不明白共产党与蒋介石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置蒋于死地。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抑制住激动的感情，深深地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说起来，你们都很熟悉，他叫徐海东。他全家三十六口人呐，除了他，三十五人全叫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