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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回国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军委书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事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所作的最早尝试，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工作中，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后来毛泽东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武汉分共的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周恩来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军事部部长等职。1931年底，他离开上海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时，他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对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览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全部活动，应该说这是他的公关艺术在实践中受到磨炼、日臻成熟的时期。
第一，经历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磨炼了他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的公关艺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党领导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奋斗，很快建立了红军和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新的革命局面。但是，这个时候的党还不够成熟。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对敌斗争外，党内也出现了因意见分歧或处理不当的多次激烈斗争：如托派与反托斗争，“左”倾错误者的派别活动与反派别斗争等，党内发生了许多事件。在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面前，周恩来没有躲避，也不是卷入，而是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党内团结，一有可能便正确处理，或先调和待后处理，使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始终没有颠翻中国革命的航船。
第二，经历了时局由国共敌对到合作的风云变幻，磨炼了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处理党外关系的公关艺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与此相适应，国内时局逐渐出现变化。周恩来敏锐地把握局势，1933年他曾建议中央配合、支援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但未被理睬。在长征前夕，他和朱德派出代表，同广东陈济棠部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和必须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长征到陕北后，他主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与张学良谈判，在西北建立了共产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赶赴西安，完满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此后，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月。谈判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成熟。全民抗战的到来，使党摆脱了在少数根据地孤军奋战的局面，为广泛团结全国各爱国民主阶层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创造了条件，也为周恩来施展公关艺术才华提供了舞台。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的最高职务，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即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力量的工作。可以说，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民党统治区，面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风貌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炉火纯青、外圆内方的公关艺术表现在提出了一整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公关活动的方法、守则；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巧妙处理好国共关系；通过广泛结交，团结了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等。这个时期，由于周恩来能充分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对公众作出清醒、透辟、有系统而又多层次的分析，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对策，尽管各种斗争波涛汹涌，高潮迭起，中国共产党还是赢得了民心，还广泛结交各界朋友，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许多人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团结、争取军界特别是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山西王阎锡山，湘军程潜，滇军将领龙云等，他都亲自做过工作。他还同各方国际友人、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朋友。比如，美驻华使馆官员、美国总统的代表，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甚至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他都常有往来、时有过从或有所交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造成了导致蒋介石在国统区大失民心、军心的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是周恩来的公关艺术继续发展的时期。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在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的。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了高峰。建国以后，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带来了新的考验。面对新的考验，周恩来的公关艺术更加成熟，更加光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执政的条件下更加重视公关艺术的作用，并能运用自如，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的在野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大的强制性影响力。周恩来也成了具有最高强制性影响力和崇高威望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在执政的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逐渐骄傲和自满起来，摆架子，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愿或不善于同各方搞好关系，不愿或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地位变了，作风不变。他一再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要主动和各方面搞好关系，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这使人们对他愈加心悦诚服。他的公关艺术感人、动人。
第二，他的公关活动面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他在国际公关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艺术水平，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伟大的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他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他实事求是，说话算数，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他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赢得了广泛的敬重。他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这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和尊敬。
第三，在党屡犯“左”倾错误的情况下，他仍然维系了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良好合作关系，成为凝聚、团结广大党外朋友的一面旗帜。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共产党搞了一些“左”的运动，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伤害了不少党外朋友。尽管他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总的来看，周恩来是“左”倾错误的反对者和抵制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维系党与各方人士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造成民族劫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劫难中再次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真正形象，许多党外朋友在受到伤害时，出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和衷心敬仰，仍然对党给予谅解，继续与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不变初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党外朋友中，特别是在中间阶层的朋友中，能够这样深得人心，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和威望，无论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史，能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是今天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学习公关艺术的最好教材。
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
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
执掌国家权力，必须面对整个社会公众，必须发生广泛的公共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不能争取广大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不能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执政者就不可能执政下去。可以说，公共关系是执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者沟通和协调内外关系的强有力手段。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在执政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执政过程中，始终认为执政者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执政的过程就是人民支持和信任的过程，是政府与人民沟通共识、相互理解的过程。他所倾心追求的是政府目标与人心所向的一致性，是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全国人民的亲密团结与和谐共处，是政府所有人员的齐心协力和诚恳合作。他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敌的。依靠群众，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不足怕。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对周恩来说，执政者的权威乃是立足于“人和”的基础，维系于人心之背向。周恩来在执政过程中所运用的公关艺术，至今仍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