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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一直提倡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艺术格局，建构一个“以国营为主导，以民营为主体”的演出市场格局，这种新的演出市场格局意味着整个演出市场必须比现在大得多，也只有在这样的格局里，优秀的当然也必须是经过体制改革而重新焕发了活力的国营剧团在里面才能起到积极健康的主导作用。只有整个市场充分发育了，充分成长了，艺术的创作与演出才能充分活跃起来，才能有它好的前景。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强调，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它的文化责任，因为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同时还关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表演艺术尤其如此，因为任何基于技能的艺术表演能力都需要一代一代人用身体作为媒介才能得以传递下去，这样的传递绝不能中断。在民族文化的传承遭遇困难的时候，在民族艺术的传承遭遇危机的时候，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这是国家在文艺体制改革方面绝不能无所作为的更深层的历史要求。当然，不仅仅国家与政府，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也应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正因为这样，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是政府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这些艺术理论家与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市场的发育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只是为了占领与抢夺文化市场，同时还是这个时代的政府和全民共同的责任，对民族历史应承担的责任。
我的奥运观
■ 郑也夫
2005年6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体育文化导刊》杂志社主办、召开了旨在推动与体育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研究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人文奥运”内涵的“人文体育论坛”。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副主席杨树安先生出席并在论坛的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概述”的报告。知名体育评论家、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先生受邀参加论坛并做了报告。以下是郑也夫先生的发言。
一、人文学者与现代奥运的诞生
首先想谈谈现代奥运会的产生。我认为现代奥运有两大支点。第一个支点是十九世纪的地区性奥运会，也就是那时候活跃于欧洲各国的体育实践。大家都知道中世纪晚期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对整个欧洲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欧洲人又发现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深受震动；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历史走到那一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其实是这些新的想法、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在“托古”，就是说借古代以建立新的东西。因为那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跟今天有很大差异。今天人们都崇尚新的东西，而那时候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崇尚过去的东西。
最早是1450年的时候，意大利的一个国务活动家叫马泰奥，提倡奥运精神。此后英国人弥尔顿在1667年出版的《失乐园》中也提到奥林匹克精神。正是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吹拂之下，在中世纪晚期贵族教育中开始了体育的复兴。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就成立了很多郡，在郡一级开展起地方奥运会。在1865年，英国人布鲁克斯创立了国家奥林匹克协会。与此同时，在欧洲其他国家，很多地方性的奥运会也开展起来。在1859年的时候希腊决定召开了其国内的第一届奥运会。布鲁克斯这个人不仅倡导成立了英国的国家奥运会，而且还是第一个倡导国际性奥运会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奥运的先驱者。实际上这位先驱者的祖国——英国，应该是近现代史上体育的摇篮。顾拜旦自己青年时代就到英国去学习，因为那时候英国体育很发达，顾拜旦不但听说了布鲁克斯这个人和他的思想，1890年还去拜访了布鲁克斯。那时顾拜旦27岁，布鲁克斯82岁。顾拜旦深受布鲁克斯的影响，开始鼓吹召开全世界的奥运会。那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1894年在法国索邦召开。本来，这个思想是布鲁克斯最早提出。但是那时候布鲁克斯已经卧床不起了。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开幕那一年，布鲁克斯去世。
现代奥运的第二个支点是学者们的贡献。当文艺复兴这个大潮推动着人们开始仔细检点古希腊文化遗产的时候，发现了奥林匹亚。以后考古学家们开始了更细致的寻找和挖掘。1764年英国人钱得勒到希腊去做实地考察。1799年法国人福威尔再次考察。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德国人库尔提乌斯，他在1852年的时候访问伯罗奔尼撒发表演讲，这个演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德国和希腊签定了《联合发掘古代体育遗址》这样一个协议。在1875年到1881年这6年当中，德国考古学家和希腊人一起工作，对古代体育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场、宙斯大祭坛、赫斯神庙，使这些古代遗址重见天日。1936年又搞了一次大发掘，并复原了那些场所。经过现代学者不疲倦的工作，使人们对古代希腊体育有了深入的了解，了解之后是极大的惊讶。古代的奥运应该是在公元前776年就开始了，一直到公元后 393年才终止，持续了1169年。在漫长的岁月中运动会一直持续着，并且覆盖面非常广阔，不限于奥林匹亚。希腊是个城邦，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之所以叫希腊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以及为宗教服务的体育活动，这样才将众多松散的城镇搞成了一个共同体。那个时候流行的竟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当时在古希腊定期召开的有四项大的运动会，奥林匹亚是四年一次，其他三个有两年一次的，有三年一次的，各项运动会进行了一千多年，实在是叹为观止。
库尔提乌斯这个考古学家的贡献实在是巨大的，他和布鲁克斯在同一年去世。恰恰在这一年（1896年），现代奥运会开张了。他两人虽然走了，但火种不会再熄灭了。他们已经为现代奥运提供了坚实的支点。刚才说到，当时的人们愿意托古改制，把当下的制度和很久远的制度结合起来。回首现代奥运之所以能够兴起，我觉得这里面有人文学者的巨大贡献。历史学科应该是人文学科中资格最老的，为之奠基的几个学科之一，而其中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应该说为现代奥运的产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发现，如果不是这些遗址激励着现代人，把他们正从事的那些规模不大的运动与那个伟大的称号挂起钩来，那么能否有后来的奥运形式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人文学者做出的是什么贡献呢？是他们发掘、继承、传播着人类文化。一位哲学家说过：文明是一张薄纸，野蛮随时可以闯入。奥林匹克流传到了今天正印证着这句话，文明是非常脆弱的。古希腊那么灿烂的文明几乎覆灭和消亡。在公元393年有一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他信奉基督教，认为祭祀宙斯是异教徒的聚会，是很危险的事情，他取缔了这些聚会，而希腊人的很多聚会正是运动会。文明可以被一个人的粗暴的举动摧毁，从此终止，就这么简单。我们现代奥运仪式中的一个项目是火炬传递，它有非常大的象征性，象征着我们在传递前人的文化基因。为什么要传递？因为火种是非常容易丢失的，再燃起是非常费力的。而人文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
今天的人们爱说人文，说中国目前在人文方面落后，说我们多年重视工程不重视人文。搞一个工程，盖一座楼房，立竿见影。而人文学科有什么贡献呢？我觉得奥林匹克复兴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人文学者影响历史的一个的例证。
顾拜旦本人也是一个人文学者，一个教育家。我们现在谈论奥林匹克思想，经常说顾拜旦怎么怎么说，很多话其实不是他说的。“参与比获胜更重要”，不是他说的，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主教说的。“更快、更高、更强”也不是他说的，是法国一个修道院的院长说的。顾拜旦是在重复别人的话。这些说法现在都归他一个人了，说明了俗人们愿意造神，神化的人更有感召力，更有故事可说，更富戏剧性。顾拜旦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不要把他神化了，不是所有的思想都是他的。现代奥运思想的兴起，是一个大的思潮，大的运动，相当多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需要体育，他们愿意在这里看到人类的伟大，现代奥运是这样兴起的。当然是顾拜旦们推动了奥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很多理想在与现实的结合过程当中变形，不能忠实的实现。
二、政治对奥运的影响
这些所谓的奥运缔造者，不是说体育独立于政治吗？这毫无疑问是他们最大的理想。但体育可以独立于政治吗？体育一天也不会独立于政治。支持我这一看法的一个小的观点就是政治家实际上是奥运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政治家，奥运是办不成的。从第一届说起？在法国开索邦大会，十几个国家酝酿着说要开国际性的奥运的时候，希腊人有很大的热情，第一届就决定在希腊开了，发源地嘛，法国就放弃了第一届的主办权，交给了希腊人。希腊人回去一算账拿不出这个钱来，首相就说不办了，其他国家很失望，就去游说希腊的王子，王子把父亲说通了，国王同意后就把首相的看法推翻了，首相辞职，奥运重新筹备。没有权势的支持，奥运是开不成的。第二届轮到法国，法国的政要不支持这件事情。顾拜旦经过惨淡经营，最后将奥运附属于法国正要召开的万国博览会，在万国博览会上搞了一些项目的竞赛，很多参赛的人和观众不知道这是第二届奥运，以为这是万国博览会上的小把戏。第二届奥运开的很不像样子了，顾拜旦自己也极其失望。其原因就是没有得到掌权者的支持。在以后的奥运历史当中都可以看到，凡是奥运开的场面大、隆重、组织好、硬件好，统统都是得到掌权者鼎力支持的，其中有几届格外可以看到掌权者的支持：1936年的柏林奥运，1963年的东京奥运、汉城奥运。柏林奥运被人们说成声名狼藉。其实是一丑遮百俊了，柏林奥运的种族歧视太严重了，臭名昭著。但是柏林奥运的创建很大，火炬传递就是从此开始的。柏林奥运的硬件非常好。好多电子设施是第一次出台，柏林奥运的场面是辉煌的，其开幕式提供了一个典范。柏林奥运的种族歧视使很多德国人——包括艺术家、体育家，组织者——付出的辛勤努力荡然无存。史学家在最后的议论当中认定这届奥运是臭不可闻。我要说的是权力者对奥运的支持是奥运得以推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从这方面说体育离不开政治。现在世界各国办奥运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洛杉矶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可以靠个人办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外。但这个案例要在其他国家复制是难乎其难的。所以现在要申办重要的一条是要得到政府的支持。这实际上和顾拜旦们当初的理想是不相符合的。理想是脱离政治。可以脱离政治吗？大概不太可能。
第二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政治对奥运的影响，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主办国常常排斥他国参加，其他国家则屡有抵制奥运的行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整个一百多年的奥运会历史中可以说从始至今相伴，如影随形。也就是说奥运一直受到政治的极大干扰与破坏。奥运还没开始，在筹备召开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里程碑式的索邦会议的时候，顾拜旦作为召集人发信，请各国派人来参加会议，法国的体育联盟领导人就说话了，不要邀请德国人来，要是德国人来我们就不出席。就是说，从一开张起就是不宽容的、民族主义的，顾拜旦并不愿意这样，还是希望开成一个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