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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由前言与序论统摄，正文七章分别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政党运行等几个领域进行展开，每个领域又都从非阶级对立因素加以分析，为国民党丧失政权寻找体制内党权渗透何以不够的各种技巧性解释话语。
前言及第一章序论。作者把考察目光下延，纵向对比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认为，新中国的政府运作与其说是靠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靠占绝对多数的党员，以及像网络一样遍布全国的党组织，虽有执行政策不彻底、部分官僚腐败等民众不满的问题，但只要能给党员提供社会资源，这种体制今后还会继续。受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启发，作者得出了该书主要设问：“在于分析领导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为何容许其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并最终失败”的答案，即“其基本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国民党的权力渗透不够”。
作者得出国民党失败原因的结论，明显摒弃了革命史观话语体系，即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定性考察法，转而从技术性环节——国民党党权扩散的技巧入手，会诊南京国民政府丧失政权的根由。作者认为党权渗透的技巧性，同党掌握的社会资源紧密牵连，而与阶级属性关联淡薄。对社会资源范畴的特别关注，正是现代化解释模式采取的一种理论策略，其目标是消隐革命史观对阶级矛盾的过分张扬，以塑造现代化解释范式的唯一有效性。
在第二章“孙文北京之死及其政治效果”、第三章“蒋介石的反共构造与四·一二政变”、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正统性的确立”以及第五章“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变迁与蒋介石”中，作者认为：孙文之死成为三民主义解释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从自身利益出发，自我诠释三民主义，阻挠国民党中央组织在华北等地的延伸，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方统治力度虚弱的根源。作者探究了蒋选择12日发动政变的个中情由，其得出的市民团体认可蒋介石“反共”的结论，与大陆主流学界对政变的解释话语明显背离。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时代的潮流中，在国内国际上获得了来自政权外部的一定的支持及承认，得以确立作为政权的正当性。除此以外，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直至在大陆统治终结，蒋介石都未能完全实现从制度领域保障自己的独裁权力，而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的频繁变迁，导致中央权力的不稳定，阻碍了党权向地方的渗透，最终造成地方权力及整个政权体系的不稳定。
作者采行现代化史观，认可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故而特意重新诠释革命史观所竭力否定的“四·一二政变”，并将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消蚀的因素，反复归结为地方实力派和党内反蒋势力持续不断的抵制，为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寻找体制内根由。
在第六章“蒋介石‘安内攘外’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及外交战略”中，作者以现代化史观为依托，选择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与外交战略为重新评估的关节点，将“安内攘外”定义为多个历史事件荟集的时间段，即“安内攘外”时期，脱离了革命史观研究的窠臼。作者特意指出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负面历史评价的根源：把这一政策归结为面对日本侵略的不攘外和镇压“代表大众意志”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
作者试图通过肯定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来否定革命史观对国民政府倒台原因的解释范式，为全书的核心观点——国民政府最终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的权力渗透不够，进行充分、合理的铺垫。
在第七章“关于中国国民党党员与党费问题的考察”和第八章“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渗透的一个侧面——从党的基层组织来看”中，作者将政党分为列宁型、孟什维克型、孙文型三种，把既强迫党员承受财政负担，又要牺牲个人一切的国民党定为孙文型政党，并指出孙文型政党的运行模式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在党的组织化过程中，国民党几乎没能动员民众，组织工作以游离于大众的形式进行。尤其在抗战后，党员过分沉重的工作和资金援助方面的负担，引起大量党员脱党，使其基层组织遭受破坏，并成为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的重要因素。
与革命史观者对大众动员的分析不同，作者没有以民众为考察对象，而是从党员与党的组织工作人手，重构国民党丢失民众的非阶级因素，揭示了革命史观的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另一侧面。在这里，作者虽不排斥对革命性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讨论，但实际上并不打算为革命的动因提供体制外的解释，这是因为作者采行现代化史观的阐释方式所致。
第九章结论，对全书主要观点进行总括。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一书，与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有相似的行文内驱力，即不采取大陆学界对相关研究课题的革命史观分析法，转而借助比较手法，通过与前后时间段在这一问题上的类似历史事件的比较，得出统领全书的核心观点。稍微相异的是，彭慕兰的关注眼光投向了传统，家近亮子则把考察目光下延，受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启发，重新诠释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失败根由。
全书虽然由作者公开发表的6篇论文汇集而成，但却看不出丝毫拼凑的痕迹。相反，每章都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结语三个部分构成，都围绕国民党党权渗透大做文章，既反映了作者对该问题的娴熟把握，更体现出作者宏观架构的过人能力。
不过，作者撇开革命史观基于“阶级”等概念的解释，就忽略了中国现代史上“革命和反革命”这一核心观念。由于作者的现代化范式无法包容和检讨旧式革命范式提供的理论前提，其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性的泥沼，形成了自我解释范式的危机。坦率地说，作者运用现代化史观营造出的解释空间，同样呈现出过度阐释的色彩，这种单一的有选择性的纵向比较所获取的结论未必就符合事实。
史学的比较研究一般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又可采取上溯与下延，比如《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就借助上溯比较法，获得了一条颠覆性的论语：满清与国民政府的主要失败，恰恰在于其忽略了以往封建王朝一向视为应尽义务的传统使命，如治水、救荒、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惩治官员腐败等。与此相反，家近亮子采行下延比较法，得出国民政府的主要失败在于统治技巧不够成熟，没能将党组织撒播到角落，造成党员数目极为单薄，以致缺乏政策的执行者。这一结论固然新颖别致，但值得仔细推敲，全书一个明显的薄弱之处是：既然考察对象是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主要根由，则其对立面——作为胜利方的毛泽东及根据地至少不应完全脱离作者的研究视域。
纵向比较易于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使历史研究具有了动态美感，但也会使作者因目光局限于“上下”而忽视了“左右”，只注意了本体而淡忘了客体。尤其是民国史的研究，视野只盯住国民政府而不去关注同时并存的根据地政权，只看见了国内而未留心对国民政府有重要影响的他国政权，所提取的论点都可能有偏颇之处。因而在民国史研究中，适度地横向比较根据地史，甚至汪伪政权史，都是大有必要的，它能体现史学研究的开放心理和兼容性。不能单纯为了构建作为主体的国民政府史或中国国民党史，而将中国共产党史摒之于视野之外。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已是民国史研究中的陈旧话题，想要有所创新，殊属不易。家近亮子独立思考，不拾人牙慧，或许正因为此，作者完全抛弃了革命史观，从一个合法性政权如何维持其正当统治着眼，最终将结论锁定于国民党的治国技巧，这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根由进行了重新诠释。但我认为，作者将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流失主要归结于政党向基层社会渗透的技巧，用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来衡量是难以完全说通的。统治秩序要得以持久，除了需要政治权力之外，还需要政治合法性。统治者要长久地维持统治地位，需要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被统治者的服从变为义务，而政府拥有的公意是统治合法性的惟一基础。谁没有公意，谁没有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谁就是非法的统治者。反过来，谁掌握了公意，谁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谁就可以成为合法的统治者。
作为强力统治化身的蒋介石，即使拥有超强的军事力量，但对社会各种力量的整合经常难如所愿。从统治阶层内部来看，蒋在处理地方实力派和党内派系中总是过多的依赖武力或秘密组织，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比较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所在：中共的各个根据地虽然散处四方，但却很少出现“枪指挥党”或闹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张国焘即使想加冕称王，也十分在意获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俄及苏共的认可。张国焘的最后失败，与其说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结果，毋宁说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专一，容不下任何有损于党内团结的异类思维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解释体系，从建党起就有“左”、右倾思想，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直不曾动摇过，全党自上而下的凝聚力一直扎根于绝大多数党员的心中。
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三民主义没有其体系完整；与列宁相比，孙中山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更重要的是，苏联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成功的样板，而国际上没有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三民主义能带来多大的效用，没有现成的感性的革命经验可资借鉴，这些都影响国民党在全国各个阶层各种势力中权威的树立，也使三民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难以得到共同的认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及三民主义要想走进千家万户，必须给普通民众，尤其是给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找准农民和统治者利益的交集，而这至少就涉及到在不同时间段，统治者施政最应倾向于哪个阶层利益，即政权在某个阶段阶级属性的问题。从体现人民意志获取公意而言，三民主义的军政、训政与宪政的国家建设理论，远不及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政策对农民的吸引力强，它们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收益。
正因为此，家近亮子将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流失主要归结于国民党向基层社会渗透技巧的生涩，并从多种体制内因素加以论证，以支撑这一结论，但因作者只看到了技巧的生涩，未分析技巧生涩的阶级根源，其所得出的结论，能给人以一时的新鲜感，但不能使读者完全无条件地信服。统治技巧确实重要，在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起主导作用，如大跃进运动尽管给整个农村带来了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却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罕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但这种动员民众的统治技巧，如果长期不能与人民的整体利益相耦合，技巧到底能够走多远是大可怀疑的。“文革”后期出现的人民反对极左路线的“四五”运动就是一个明例。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转向改革开放，更能说明一个执政党仅仅掌握动员民众和向基层社会渗透的技巧，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是远远不够的。家近亮子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技巧为参照，但却仅以新中国成立时期1949年的党员数量和改革开放已取得相当成果的2000年的党员和党组织的数量为比较。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家近亮子即使采行下延比较法，也未能对中国共产党五十余年的执政根基做一整体的分析，以上述两个时间段为参照物所得出的国民党失败主要原因的结论因而至少是有失全面和客观的。
政党的活力在于动员民众，对民众的动员在于持久，持久的动员在于经常性地体现民众的意志，所有这些在国民党身上都能找到明显的缺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感叹：“近日政治会议人多而常会寥寥，是注重政治之趋势，亦党逐渐没落之象也”。“今日之党务，已趋没路，无计划，无做法……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对外作民众工作”。这说明党事相对于军政而言，日益无足轻重，对三民主义理论的信仰在向对军政实力的信仰倾斜，在倾斜之中，国民党自身又未能和广大下层民众抱成一团，党组织没有力量对外作民众工作自然是毫不足奇的。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