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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学者。费希特所谓的学者当然是后者。他认为，学问不是为了无聊的智力游戏和优雅的奢侈需要发明的，不然学者就和一切供奢侈摆弄的“活工具”同属一类，甚至在这类东西中他也未必占首位，而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着眼于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在他看来，学问需要一种谦逊、真诚的“理念之爱”。学者一旦丧失了这种美德，他的学问的严肃性、真实性、普遍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学问的社会价值就会被降低。所以，按照费希特的标准，今天那些制造文字垃圾的“市场之蝇”、那些追名逐利的“学术名流”以及那些供人把玩的“花瓶”与“附庸”，也许算得上今日从事文化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但决不是“学者”！然而，“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发明，又为我们时代遮掩了多少羞事！当代职业化、市场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方向感，丧失了真诚和自由的心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异化，一种文化堕落。也许，在这样一个“理念荒芜”的时代，费希特讲的学者的使命也许太纯粹、太古典了；然而，它是历史的良心！
沈 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论学者的使命》是我和梁志学在1976年春天翻译的。当时我们做这件工作仅仅是由于喜欢费希特发挥的思想。1986年开始编译《费希特著作选集》以后，我们才发现这本古典作品除了俄文，也已经译为丹麦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塞尔维亚文、日文和匈牙利文。下面，我想结合若干国外学者的有关评论，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第一，大家知道，费希特耶拿时期的体系是从自我出发的，这个自我既不像在笛卡尔那里是单纯从事逻辑思维的精神实体，也不像在康德那里，永远与自在之物处于对峙地位，而是一种既能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又能创造合理的现实事物的理智力量。他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认为，作为这个自我的自在的人应该既在自己内部，也在自己外部，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也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去创造合乎人的理性和自由的、使人变得日臻完善的美好未来；他把这个目标定为自在的人的使命。他进而认为，作为这个自我的社会的人，应该组成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主客从属，而是平等协作，不是损人利己和奴役他人，而是相互取予和相互受授，人对人来说不是手段，而只是目的。概括起来说，这是“一种以自由为总发条的无数齿轮的相互普遍衔接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妙和谐”；他把这个目标定为社会的人的使命。这两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目标，只不过前一个是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讲的，后一个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讲的。费希特认为，只要有限理性存在者（人）不变为无限理性存在者（上帝），这个目标就是达不到的，但不断地和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却是人能够和应该做到的，这是他继承康德，提供的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模式。但黑格尔与此相反，认为真正的无限是在它的他物中同时也达到它自身，所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后来的哲学史家并不全都赞同黑格尔的这个模式，而是高度评价了费希特的模式。例如，库诺·费舍尔谈到在内部世界对思辨的热爱和在世俗领域对活动的渴望、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时就写道，“历史已经表明，正是那些把这两者构成统一的思想家才可称得上是伟大的，而费希特的著作和活动就是这种结合的巨大尝试”。（《近代哲学史》第六卷）又如，当代著名费希特研究家赖因哈德·劳特写道，“康德虽然说明了理性也是实践的，但未认识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如何统一起来，只有费希特才把理性的本质定为自由，从而使现实原则的完备系统成为可以理解，而达到哲学努力追求的目标”。（《慕尼黑学派》）对于这两个实现理想的模式，我觉得应该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作出合理的评价。
第二，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费希特同样表现了他的批判现实的启蒙主义立场。这位出身寒微、为真理而真理的学者，是从来都不对那种貌似强大而实则腐败和无知的政治势力抱取顺应态度的。就连喜欢黑格尔胜过喜欢费希特的恩斯特·布洛赫，也在他的《精神的乌托邦里》中公允地承认，“人们要在黑格尔那里寻找费希特言论里显示出来的那样明知险象丛生也唯独矛头向上的沉思，将白费力气”。费希特在揭露那种阻挡人类发展的蒙昧主义者的嘴脸时写道，“他用一种比上千人的声音还高的调门，用行动，向他的世界和后代震耳欲聋地呼吁：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因为在他们粗暴的发展过程中，不管我怎么抵抗，至少还是会被拖着往前发展，而这正是我所痛恨的；我不愿变得更文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暗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后的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好”。费希特在批评那些放弃学者使命的知识分子时写道，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怎样沦为甘愿自己败坏的奴隶，那些本来应当对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怎样谨小慎微地听命于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出的声音；他们在他们的研究方向上提出的问题不是这是真实的吗？这会造成善良和高尚吗？人类是否会由此获得什么好处？而是我是否会由此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得到多少金钱，或者得到哪个亲王的赏识。”费希特体现的这种真正学者的精神是极其宝贵的和感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曼弗莱德·布尔在十年前编了一本《欧洲文化遗产》，意大利著名学者安东·伽尔伽诺在给此书写的“导言”里论述了《论学者的使命》，并且就学者的现状发表了一段评论：“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就以毫无所谓或违背职责的态度对待这项使命，他们把他们的职责从属于那些远离科学认识和人类生存的进步的实际利害关系；哲学的思考长期以来就陷入了死胡同，被置于战败的地位。虽然精确科学有引人注目的发展，工程技术有日益惊人的进步，但我们的时代浸透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出现于各式各样的人物当中，而且是以不同的、有时完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断发展的非人化过程，老的和新的野蛮形态都固若金汤，保住了自己的地盘。”曼·布尔在后来谈到这篇“导言”时说，“伽尔伽诺是以极其现实的态度对待费希特的。他把费希特唤呼出来，仿佛把费希特当作医治现时代的疾病的代言人。”（《费希特哲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我个人觉得，费希特的这本书之所以在各国流传得那么广泛，尤其是在意大利竟然有12个译本，确实有伽尔伽诺所说的那种社会背景和现实效应。
第三，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里把费希特比作拿破仑，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里把他比作罗伯斯庇尔；前者着眼于他代表着一个伟大的、严酷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中，思想和行动是统一的，后者着眼于他是一位革命恐怖主义者，要求按照公意立法，强制那些不了解法律的人服从法律。对于这两种比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说。但有两点应该予以肯定。其一，像当今法国学者米歇尔·埃斯庞热介绍的，在拿破仑称帝以前，“费希特在法国被认为是德国哲学革命中以崇拜理性取代崇拜上帝、以民主共和取代专制独裁的罗伯斯庇尔。”（《费希特政治哲学在法国》）这个看法符合于《自然法权基础》，因为在这本书所讲的民主共和制度下，即在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法治关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按照公意制定的法律，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每个人的自由都不得超越法定的界限，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二，在有限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关系领域，人人都在真理面前平等，但根本不存在制裁思想的法律，不存在真理的判官，因为思想自由是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社会成员正是为了让政府保护这种权利，才参加了制定和遵守宪法这种社会契约；并且正像在法权领域里有人与人之间的物品交换一样，在道德领域里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往，在这种交往中，每个人都把自己得到的教养自由地传播给别人，同时又从别人那里自由地获取别人得到的教养，这样，大家就都能够在文化方面获得平等的、充分的发展。因此，进行这种精神与精神的相互沟通同样是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索回思想自由》）费希特把这种沟通比拟为隆冬时的一座火炉，凡愿意烤火的人都可围过来，不愿意的则可以离开，而坚决反对把这种自由的取予看作用糗填鸭，硬要把这种食品塞到对方的嘴里。所以，他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谈到学者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用研究成果贡献给其他阶层时写道，“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对这种愚蠢行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屑一提。”因此，关于费希特把学者界定为人类导师的含义，我觉得他指的是用语言传播真理、用行动作出示范的学者，而不是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的那类“导师”。
刘 奔（《哲学研究》编辑部）：
我想谈两点看法。第一，在当今时代，学者的使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是意义更加深刻的课题。费希特对这个课题的特殊关注和解答，不仅有历史的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按照自己特有的逻辑，从“自在的人的使命”开始，经过“社会的人的使命”推论出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学者阶层的特殊使命。他认为，学者阶层应该是“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是“应当对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他看来，把自己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是学者本分和职责，学者的工作为各个世代的人们开辟道路，从学者的工作中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是学者的真正使命。”学者理应以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以完成自己使命的火般热忱，不怕任何艰险，传播一种大丈夫的思想方式。这种大丈夫至死忠于真理，为了捍卫真理，“他们将愉快地忍受大人物狡猾地隐蔽起来的仇恨、愚蠢人发出的无谓微笑和短见人耸肩表示怜悯的举动。”人类的使命在于促进文化的不断进步，使人类的一切天资和需求得到同等的发展，研究这种进步和同等发展是学者的光荣职责和使命。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不仅要言教，更要身教；要有奉献精神。学者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作为学者，“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为真理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
费希特是这些箴言的身体力行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乏这样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荣称号。然而，在我们的周围，也不乏背道而驰者。某些把学术当成谋取私利之手段的趋炎附势者，出尔反尔的风派人物，卖身投靠于国际文化霸权的买办文人，色厉内荏、狐假虎威的学霸，巧言令色、厚颜无耻的文丐，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我们民族精神的堕落。
在这方面，费希特确实为学者的自我观照提供了一面镜子。真正的学者面对毁我文化长城的挑战和威胁，会勇于和善于挑起捍卫民族文化的重担。我们坚信，真心实意捍卫真理的学者，是懂得如何对待那些不学无术、卑躬屈膝、毫无节操、卖身求荣的伪学者的。
第二，唯物史观认为，思想政治观念，哲学、伦理等等观念，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映。人们千百次、亿万次地强调这个原理，重复这个原理，但人们往往只限于孤立地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运用这个原理，很少有人从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的视角，从国际范围的思想流通的观点运用这个原理。这就使理论研究，特别是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受狭隘地域性、狭隘民族性的限制，导致对历史的随心所欲或牵强附会的解释。
马克思在历史观变革上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