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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产生于晋宋之间，这与山水诗真正出现于魏晋的时间大体一致。如上所述，这一转折的关键就在于此际士人中间所兴起的山林隐逸之风。有一点前人很少道及，这就是山水画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表现老庄、禅宗的思想情趣的引导下，早期堂：大夫“君子比德”的诉求让位于顾恺之“以形写神”标准，在其号召之下，文人在方寸之间的竞争和艺术追求上呈现了一种病态美。如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山水质而有趣灵”、“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王微则在《叙画》中称绘画“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景因人而生动，心以情则变化。宗炳、王微是最早谈论山水画理论的人，而“趣灵”和“心神”又是最无标准的东西，这自然为后世山水画家定下了可以不顾真实，以意境为佳的标准，开启了后来中国画表现自由精神的主流画风。客观上看，这个标准也实在为每一位隐逸之士保全了足够的面子，谁都可以绘画，谁也不能批评老夫的画艺不佳！
被视为文人画、山水画的先驱的宗炳、王微，都是晋宋间著名的隐士，都有被官方征辟的经历。史载王微征辟时“素无宦情，称疾不就”，宗炳“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屡征不就。他“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杯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他这图之于壁的山水“卧游”，应当就是完全与人物画分离的独立的山水画了，因此史家一般都把山水画的起源追溯到这里是有道理的。
从晋宋之际的宗炳、王微，到唐朝王维的画意诗情，宋元文人山水画的臻于完善，明清文人画的千姿百态，山水画一直成为士人躲避世俗烦嚣、寻找心灵宁静的处所，是他们的山林隐逸情结的寄托和宣抒，是他们人格情操的自我陶冶，是他们高雅、恬静、悠远的审美理想的对象化。隐士可以置身于山林，沉浸于山林的幽静之中，并以山水画表达自己的深情感受；暂时还身在尘网中的士人，则可以通过山水画，通过自己所构思、营造的尺幅天地，寄托自己的情趣志向和深情向往。历代画论在对山水画意境的各种阐述中，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所追寻的那种精神境界。
中国古代的画论表面上是关于艺术的讨论，但它们所包含的精神却反映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在精神上的独特追求。隐逸文化本身就是士大夫人世情怀的一种悖论：它却主动地选择避世以保持了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并在追求心灵自由和理想之外没有颠覆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也就使统治集团能够容忍士大夫阶层的部分成员去林泉之下追求高致的精神自由。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隐逸文化一旦形成就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从政治不合作走上了为隐逸而隐逸的“隐逸文化”之路，也直接导致后期讨论山水的画论变成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成了一种技术性的玩意。唐宋以后，像李成、关仝、范宽、巨然、文同、赵孟睢⒒乒⒛哞丁⑸蛑堋⑽恼髅鳌⑻埔⑿煳嫉壬剿遥颐窃谒堑淖髌分懈揪涂床患裁凑我馕叮皇Ｏ碌馈㈧拍畹匿秩竞突婊挤ǖ穆襞Ｒ痪浠埃褪前鸭僖菖闪苏嬉荨６庹嬉莸闹种秩の斗垂从钟跋斓匠校艿焦惴旱淖放酰纬闪顺暗牧夹曰ザ３至松缁峤峁沟奈榷ā�
士人放弃了政治角逐，转向在绘画方面一较高下之后，炫耀隐逸精神中的政治不合作态度就显得毫无意义。出将入相既然不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还有什么比在尺幅之间张扬个性更痛快的事情呢？这种转变反而使那些真隐逸能够以平常心看待世情，专心绘画本身的艺术品位和技巧。故宋代郭熙就说，“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混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轻心临之，岂不芜杂神观，溷浊清风也哉！画山水有体，铺舒为宏图而无余，消缩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 （《林泉高致》）
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在讨论隐逸文化和山水画容易忽略的地方，这就是隐逸的经济基础。一般讲，能够对官方采取不合作者总是有所凭恃的，即使是唐宋之后政治态度已不在隐逸文化中有占有比重的时候也是如此。具体到每一位采取隐逸生活的士大夫，这就是必须要有田产，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方能成为真隐士。颜回曾对孔子问为何不入仕时说：“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包饼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庄子·让王》）林泉之下，略有薄产，寄情于山水，抒情于尺幅，是可乐也！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读古代的画论时还能怦然心动的地方——隐逸者在各种复杂的状态下的能够进退自如，保持的那份自得、雍容和高致。反思工业化以后的知识分子想要如此悠闲已是再也不可能了，仅缺乏田产一项已断绝了他们的隐逸之路。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山水画，多是拙劣模仿和刻意造作，其精、气、神无一得当。林泉高致之意各凭画家对历史想象，这也是传统山水画衰败的必然，幸耶？不幸耶？
一个“转向译者”的理论
■ 胡功泽
中国大陆学者清华大学胡庚申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翻译理论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将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可以说，他为翻译者找回了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具有的地位。这本书不论是对翻译理论来说，还是就翻译实践，或者译者的培育、训练来看，都有极大的贡献。笔者阅读之后，获益良多。现不揣简陋，将自己读书的一点理解和心得叙述于此。
本书第一章为引言，作者陈列其研究的背景、目的、假设、方法以及意义。让笔者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所采用的宏观的角度。从宏观角度研究翻译现象很少人做，那是因为太不容易做。在一篇文章里谈一谈对于翻译的各种观点是有人做的，但是要写一本有系统的书，就是难上加难。首先作者自己要对整个人生宇宙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然后还要把这个看法和实际的生活行为牵上关系，对于本书来说就是，要把对人生的信念用来解释翻译现象。这谈何容易？但是本书作者却非常详尽地做了这样的功夫。这样的做法，也为目前学术研究的大方向：跨学科（trans…discipline）研究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而且，这个综合性的宏观研究，不但把翻译研究从技术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看了本书以后，大家也会同意，对于翻译实践也提供了正确的帮助。这也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宏观的理论，因为更贴近翻译实际，所以更能够提供有利于翻译实际的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里评述既有的西方各种翻译理论，然后从中选择出与“适应”、“选择”以及“译者”相关的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的特色。事实上，综观评述各家的翻译理论，本身就不是一个省力的工作。正如翻译理论家Gentzler（1993）在他那本《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的结尾所说的，目前翻译研究是如此的繁多，即使是专门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也往往不知道同行的学者在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
但是在胡庚申这本书的翻译理论评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下的功夫，以及对各种理论精确的理解能力，和适当的以及简短的综合叙述。作者简介的翻译理论包括：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交际学、行动目的、多元系统、解构主义等视角的翻译理论。就以笔者比较熟悉的“行动目的”以及“多元系统”的译论来说，笔者完全同意作者所做的精辟简短的评述。甚至笔者觉得，单单是这一章节，就非常值得学习翻译理论的初学者来阅读，他们可以对现有的复杂的各种翻译理论，在短短时间内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有些理论，即使花上许多时间去阅读，不论是原典或是评述，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如此清楚的了解）。
除此之外，在第二、第三节里，由于作者从宏观的角度，从翻译的整个生态环境来看翻译理论，他能够看到别人所不容易指出的各种优缺点。有关译者角色的相关论述尤其如此。该书第33页介绍当代翻译理论的简析列表，以及第43页的列表，将翻译适应选择论与其他翻译理论从不同视角做了分析比较，笔者认为，这两张列表相当珍贵。
第四节，作者设问翻译理论到底是什么，并试为解答。单单是对这种问题的反省，就可见本书在理论上的深度。这也是只有在宏观的视野之下，才有这种深邃的思考。
第三章谈及“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问题，作者把人类生物学上达尔文进化论中有关的“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等概念引进翻译理论（第一节）。并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来解读翻译的过程（第二节）；最后还提及“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原理在其它学科领域卫运用的成果（第三节）。作者论证了“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来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过程是可行的”。（第80页）
第四章的重点是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问题。有几处涉及“翻译生态环境”对于译者影响的论述。首先是4．1．2节“诸‘者’关系视角”，在这一节里，具体地提出了读者的视角（但其他诸‘者’的功能并未提及）。作者阐述的要点是“译者为中心”，指的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之中的角色：“从诸‘者’（即作者、读者、委托者、译评者、译文使用者（如表演者、将译文作为原文的译者）等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其他人员）关系的视角来看，虽然作者、读者等诸‘者’对译者的翻译选择都会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但是，这些诸‘者’却都不是翻译过程本身的操作者，他们实际上都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翻译活动。”（第87页）
另一处显示“译者为中心”的是第4．1．9节“译者的地位与作用”，在解释第 99页上的图3的时候，作者指出：“图3中，‘译者’居上，是翻译活动的‘主导’和‘统帅’……‘读者’一项中的省略号（……），表明了上述循环过程中还有其他相关的或潜在的因素，例如出版商、委托人、资助者、评论者等等。最低一层虚框中的‘语言、交际、文化、社会’，则是翻译过程中需要重点选择转换的视角，而其它一些不能忽视的因素（如美学的、哲学的、人类学的等等）则包括在‘社会’一项的省略号（……）之中。这些因素，连同上述翻译活动循环构成中的种种因素一起，构成了由译者主导的、相互关联的整体。”（第99页）
在第四章第二节“译者对‘环境’的适应／选择”一节中，作者列举严复的翻译作为例子。这里，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互动：“严复翻译的成功……正是他能够多维度地适应了包括社会、时局、动机、读者、文本等在内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结果。正是：适者生存。适者长存。”（第107页）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分析翻译生态环境与译者互动的很好的例子，可惜本书此处未多加以发挥。
可以说，第四章“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译者主导”，是作者解释译者如何成为翻译过程的中心人物最详尽的一章。作者在本章最后引用的翻译理论家Chestermail的话：“翻译已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一种过程，一种形式的人类行为。因此，翻译理论也应当去寻求建立这种行为的法则”。笔者深深觉得，笔者所评论的这本书，正是这个呼吁的最好的响应。由此可见，本书提出的理论，不但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应该有一定的位置，而且，甚至在世界翻译理论研究史上，一定也应该有其地位。最近看到2003年和2004年的国际翻译界权威期刊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togy连续发表胡庚申的研究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本章分为三节：“译者的中心地位”、“译者的本能适应／选择”以及“译者的适应机制和制约机制”。关于译者中心的阐释，作者从“三元（即作者、译者、读者）”关系／诸“者”关系、译者功能、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