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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 2006年第04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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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责任编辑 胡 翔
  


永远的开始(组诗)
■ 黄殿琴
  醒在身影里
  光的翅膀站在我面前
  以遥远的失望的凝视
  穿透星夜的脚步声
  我对树说,我要是多好
  红色手指在古老的水面上
  古老的太阳回到窗口躲进我的形容词
  黑夜的眼睛堵塞得深不见底
  我们的爱情呢我们遍布伤痕的秋林呢
  我们的婚姻呢我们触手可及的春天呢
  
  微风用平安无事的语言告诉我回头是岸
  你不该回到现实回到现实的另一面
  屋后的树被晚霞燃烧到天空的深处
  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濒临绝境的经历呢
  
  今夜我和红眼睛的情人闲坐聊天
  后天我和红头发的伴侣去冰河之岸游玩
  我们的空间呢我们谨防受害的经验呢
  上帝创造了无数思想者就只有一个上帝
  空间白茫茫
  我看着你一阵一阵地哭
  紫色葡萄仿佛泪水
  我看着你一阵一阵地哭
  看着你的心正这样倾身向往
  
  百鸟飞尽白色的墙在闪光
  成荫的幽谷在离开生锈的雨
  我是否也在一阵一阵地哭
  天幕异常光洁笼罩天宇
  
  为了菩提树下拥抱在一起的
  无色的鸽子为了鸽子在恋情中找到欢悦
  我和你在一阵一阵地哭
  用举起触到金发的手臂想念爱情
  在千万种声音中
  相许的时刻
  我从不敢说有最后一次
  就如同在没有道路的天涯
  说不出最初那片水红色的情感
  
  当开始低落的语言变为渴望
  得到一首美丽的情诗
  我便相信了所有心愿
  都已在宽容中找到归宿
  长久的风雨
  你的肩慢慢拥过来
  像拥着整个夏天
  正午的沙滩如同月下的海
  月下的海如同月亮船
  我正以苦涩咀嚼昨天的芬芳
  永远的开始 
  在过去
  你我之间
  不应错过的已经错过
  在这分手之际
  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
  想我
  


天路
■ 蒋育德
  你知道吗
  你的歌声有多少价值
  你唱了一首《天路》
  那高吭的旋律
  在高原上的铺筑
  世界最高的通途
  
  我将随着歌声的翅膀
  飞上蓝天
  飞上高原
  掠过珠穆朗玛
  掠过千里雪域
  停留在布达拉宫
  我追随你的心
  也成为你的一个音符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爱神”
  如果我是一只爱情鸟
  我将融化在你的旋律中
  向你献上
  ——虽然没有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我却是那最忠实的第一千枝
  
  也许
  我只是你千万歌迷中一个
  你不曾认识我
  我却迷倒在你的“天路”
  
  你是一个藏族女孩
  对天路如此深情
  你的家乡在日喀则吗※
  天路是否通过那座城市
  
  啊
  遥远的青藏高原
  铺筑了世界上最神圣的天路
  何时才能亲临其境
  上天揽月
  把九百九十九颗星星
  献给每一个铺路者
  送上最虔诚的祝福
  韩红有一首歌:《家乡》
  


荒野中的求索与超越
■ 蔡家园
  一
  
  在热闹喧嚣的湖北文坛,陈应松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寂寞者。他不像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等人,出道不久即被“定位”成为主流作家,继而大红大紫,他的身影一直是淡寂的。
  直到最近几年,陈应松在经历了不算短暂的沉寂之后,才突然石破天惊般被人们 “发现”了。之所以说是被“发现”,是因为他写作了许多年,早就发表过诸如《黑艄楼》、《黑藻》、《镇河兽》、《大寒立碑》、《苍颜》、《旧歌的骸骨》、《归去来兮》、《大街上的水手》等充满浓郁楚风气息和奇异浪漫色彩的作品。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始终未被所谓的批评家们纳入视野。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在关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还是新历史小说的文学史描述中,几乎都找不到他的身影。进入新世纪之后,他陆续发表了一批以神农架为背景的小说,在一夜之间突然成为一个被文坛关注和言说的热点人物,其价值似乎也一下子凸现出来。
  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
  其实,陈应松的小说很早就表现出成熟的艺术个性。有评论家认为,他是楚风小说的代表作家,其创作风格“精彩绝艳”。奇异的故事,独特的人物,别样的视角,诗化的语言,神秘的氛围,奇瑰的意境,细腻的写实主义和浪漫的超现实想象巧妙地结合,以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生命感悟和哲学思考,共同营造出了一个鲜活、独特而深邃的艺术空间,逼真而深刻地象征着时代的生存状况,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固然,一个作家的价值并不完全由文学史家来判定,但是,陈应松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人们如同今天的关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看来,仅从小说技巧或者艺术层面来谈论陈应松,似乎难以为他过去的沉寂找到答案,甚至也可能遮蔽他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在当下或者未来的价值。
  回顾一下我们面临的时代状况,或许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陈应松。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现代化进程其实就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与西方世界的经验相似,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冲动来源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个是政治大革命结束后乌托邦理想的衰微,另一个是在社会转型期中人们的世俗欲望的激活。理想的衰微一方面使得人们摒弃了宗教式的迷狂而趋向于常识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终极追求被搁置而趋向于现世态度;而世俗欲望的激活一方面使得物质功利取代了禁欲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欲求濡化了精英意识。
  处身于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多元性的选择成为可能。就像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曾经批判过的西方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大多数作家选择了与时代合谋,尽情地加入到世俗化的大合唱。自然,陈应松也面临着自我选择。对西方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早已使他初步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气质。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他逐渐选择了个人化的观察视角和言说方式,以饱满的激情追踪着时代脉搏,试图透过纷纭变幻的表相去把握本质,尽管有时稍显滞后或粗砺,但仍然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象。在光怪陆离、漂浮不定的时代图景中,早期的陈应松似乎并没有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更没有找到可以作为精神支撑的强大的心灵资源。所以,在他过去的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深情的凝视,一种伤感的叹息,一种痛苦的思考,而缺乏一种超越的光芒,或者说,这种光芒只在强大的物质化社会的缝隙中闪闪烁烁,尚未爆发出灼目的光辉。强烈的良知和道义感使得陈应松怀有崇高的野心,他一直试图突破如浓雾般笼罩着心灵的新意识形态,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触及时代的灵魂。尽管这种努力一度使他寂寞异常、疲惫不堪,但这也使得他的心灵免于了被濡化,而总是保持着一种清洁与鲜活,这也为他未来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性。
  直到去神农架挂职深入生活之后,陈应松似乎如醍醐灌顶般获得了某种神示,于是像沉积多年的熔岩喷发了。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像天风一般袭来,让人为之震撼。他在叙事中呈现的强烈苦难意识和孤独意识,就像锋利的刀刃,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他投射在那片原始森林里每一块石头和每一片树叶的温情,那融入每一个形象中的怜悯与关爱,都给人强烈的心灵冲击。他的写作由此开始兀立于时代浪潮,超拔于当下人们的生存困境,呈现出独特而耀目的光芒。
  
  二
  
  神农架是华中地区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千里林海茫茫苍苍,充满神秘色彩。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这里的不少地方至今仍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生命的原始状态得以保留。就在这片远离都市的土地上,陈应松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他虔诚地以一种草根情怀咀嚼着生命的要义,为我们逼真地勾勒出了一幅荒芜的苦难生存图景,显得奇异、惨烈而生冷。
  由于自然条件所决定,神农架的人们只能在坡地上耕种,一场冰雹或者白毛风就可以令半年的收成付诸东流;一年的辛劳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有时遇到变故甚至无以果腹。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显得特别粗砺和脆弱,就像山上的石头或林中的树木一样,随时可能被生命之外某种不可把握的力量收割。当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时,人生的终极目的自然会被悬置。更多的人生活在无目的的状态中,为了满足本能的需要,他们有的厮杀挣扎,有的醉生梦死,有的麻木不仁。猎手老关的孙子毛为了得到叔叔的一床铺盖,不惜在他的酒里下毒;他对叔叔充满敌意,“咬着牙齿的声音就像在咀嚼一头老熊”(《豹子最后的舞蹈》)。显然,生活的极端贫困使得人的原始野性极大扩张。同样,九财叔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二十元钱,像幽灵一样死磨硬缠,因为他的女儿连出门穿的裤子都没有;最后,他为了那笔不多的钱,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杀掉了六个地质队员,并杀伤了欲和自己分赃的侄儿(《马嘶岭血案》)。这是一部让人读来感到窒息和疼痛的作品,物质的贫困导致了九财叔心灵的荒漠化,以至深藏在人性深处的阴冷、自私与贪婪像撒旦一样奔逃而出,万劫不复。像《狂犬事件》中堕落到无药可救的复员军人张克贞、凶悍得敢用缝衣针给自己缝伤口的汤六福、为蝇头小利到处上访的“英雄”郭大旺,《到天边收割》中好吃懒做的赌徒王起山、以打老婆闻名的余大滚子,他们人格的残缺性在极端的环境之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陈应松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沉重的人性荒野图景。这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者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还在“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精神处于麻木状态。“时代之所以贫困来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弊。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的。”人生的贫困首先表现在人生意义的缺失,苦难压倒了一切,使得人们对于痛苦、死亡和爱显得漠不关心。这种荒漠化的景象并不仅仅限于神农架的土著。当公路修通以后,人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所呈现的同样是荒芜的景象。那个与女人偷情、突遇车祸而没有穿裤子的忘恩负义的男人,那个身受重伤却不得不将获救的机会让给仅受轻伤而象征着权力的局长的小马(《松鸦为什么鸣叫》),那些傲慢、自私、冷漠的象征着知识的地质勘探队员(《马嘶岭血案》),他们同样对自己的困境一无所知,就像失去家园的阴冷的风在大山中游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应松笔下的神农架故事不再是虚幻的传奇,而是与时代本质相通了,有着强烈的现实感。
  其实,凡属于人生意义流失之地,就是荒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刘恒、杨争光等人的笔下也呈现过类似的荒野景观。但在陈应松的笔下,在呈现苦难的同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期盼。难道,人心只能堕入永远的黑暗吗?
  
  《到天边收割》更像一则寓言,金贵走出大山又无奈地逃回大山,最后悲剧性地死亡。金贵是孤独的。他因误会而被同伴孤立,想发财而被骗,寻找母爱却被母亲用五千块钱买断母子关系,打工被同事无端怀疑而受侮辱。在山里,他没有自由,但他还有爱的希望;在山外,他似乎获得了自由,但失去了信念的支撑。生活其实已经抛弃了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找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而爱情又是那么虚幻,根本无力使他摆脱那种无目的的惶惑,更无法与生活达成“缓和”。他无法摆脱这种孤独感,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只能是走向死亡。
  陈应松在小说中反复表现着这种与苦难相联系的孤独感,并期望超越这种孤独。
  《豹子最后的舞蹈》是一首激情洋溢的挽歌。那只失去了生存之地的最后的豹子,漫无目的地跋涉着,没有希望地和猎人做着最后的搏斗,它在心底悲吟着:“我们天生是孤独沉默的精灵……而如今,我的孤独才是真正的痛苦的孤独,没有啦,没有与我相同的身影,在茫茫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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