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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的最高职务，因此他被同时代人誉为善于识人的官员。②把这样的例子当
作例外记录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的选派可能是出于根本不同的考虑。
前汉时期，有时出现了关于最适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武帝统
治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８７ 年）宫廷生活以极度奢华闻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
意在使外族来访者对汉朝的财富和力量产生印象。后来就有人呼吁要减缩宫
廷的费用，特别在元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采用了许多节俭的
措施。③但是，前汉时期所有的皇帝当中，只有文帝可以挑出来给以表扬，因
① 见本书第 3 章《新皇室》。
② 《后汉书》卷八一，第 268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六，第 1549 页。
④ 《后汉书》卷三，第 146 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 76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12 页为宋均。《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 13—14 页注释及《资治通鉴》卷四
五，第 1445 页改为宗均。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
⑥ 《资治通鉴》卷四五，第 1445—1446 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 124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 1398、1401—1402 页。
③ 《汉书》卷九六，第 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
导言》（莱顿，1979），第 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159、193 页；
本书第 2 章《经济》。
为他不愿意动用老百姓不必要的费用和劳动力为他装修宫室或准备陵墓。④
明帝在遗诏中提出的教导也可能牢记着文帝的榜样。他不愿意葬在专门建造
的附有自己宗庙的陵寝里，而宁肯用他的生母（即光武帝的阴后）陵墓中的
一间更衣别室以安置自己的遗体。⑤
不久以后，公元 ７７ 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长的诏令中谴责并呼吁戒除过分
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份声明很可能是一份专门辩护词的一部分，意在引开对
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评。她声称，她实行节俭的目的在于树立一个好榜样，
并给最需要节俭的地方施加道德压力。①但是她的警告对马家来说没有产生大
的效果。公元 ８３ 年，即她死后的第四年，她的两位家属炫耀的巨大财富，遭
到强烈责难。据说他们建起若干巨邸，宴请数以百计的客人。他们还修了造
价昂贵的马厩，又从西藏的或其他的外族社区聚敛钱财。这样的排场触怒了
皇帝，以致几次进行谴责，这个家族开始衰落下来了。②
公元 ８９ 年，窦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劳工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声
载道，但无任何效果。侍御史何敞为此提出，与其用这样豪华的建筑物来表
示皇帝的恩宠，不如在帝国正进行反匈奴战争因而经费拮据时树立一个节俭
的榜样。③
宫廷里盛行的另一种心态可以从注意制订表示恰当的行为（礼）的规定
这一方面看出。公元 ８６ 年鲁国博士曹褒建议重新制订汉代礼仪的原则及实施
细则。章帝坚持，这项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权力；班固建议应该把主要的专家
召集在一起，受命审议和提出必要的改变。可是皇帝拒绝了班固的建议，他
认为这样召集的班子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他命令曹褒进行他的工作。曹
褒在一年之内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成了 １５０ 篇题材广阔的汇编。然而这部书
似乎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因此它被搁置起来，暂时未采取进
一步行动。公元 ９１ 年，在章帝的继承者和帝的成年典礼上，所遵循的就是曹
褒为这种盛典制订的礼仪。公元 ９３ 年，他的工作受到了质疑，他的规定没有
被实行。④
除了这些抗议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 ５７—７５ 年）和章帝（公元 ７５—
８８ 年）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经济活动的某些计划方面赢得了声
誉。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１ 年—公元 ６ 年）黄河和汴河
决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坏的部分，但人们劝告他不要在帝国蒙受内战损失时
承担这样的重任。政府优先注意那些不太紧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频繁的洪
水泛滥，这引起了公众的怨愤。公元 ６９ 年由王景带领几十万劳工开始了一项
重大工程。在千乘郡内，沿荥阳到沿海的一条水路建起了堤坝，每隔十里（约
四公里）建一座水门。为防止洪水泛滥，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并设法让
河水改道。但无论王景怎样精打细算，费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①史籍记载公
元 ６９ 年是世道太平的一年。没有征发人民到远地服役。有一系列好收成，人
④ 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第 134—13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
第 1 卷，第 272 页）；《汉书》卷三六，第 1951 页；《潜夫论》卷十二，第 130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 411 页。
② 《后汉书》卷二四，第 857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 149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三，第 1484 页；《资治通鉴》卷四七，第 1520—152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64—2465 页。王景，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 ），第 4 卷，
第 3 部分，第 270、281、346 页。
民享受着高度的繁荣：谷物价格低廉，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牛羊。②
明帝统治时期曾试图改进水路运输，以减轻把谷物从东方（山东）运到
太原附近羊肠仓的劳动强度。这项工作用了相当多的人力，死亡率很高，但
这个努力没显示出什么效果。特别是太原的官员和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依据邓训（邓禹之子）提出的建议，公元 ７８ 年下令停止使用劳工，而改用一
队队的驴子来代替人力。就人的生命和资金两项来说，每年都节约了不少。③
章帝统治时期帝国南部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进。在此以前，从交趾
七郡运出商品只能走海路。当时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东冶
停靠，但后来就受到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损失。公元 ８３ 年，非常熟悉当地情
况的会稽郡本地人郑弘当上了大司农。他建议开辟一条穿过重重山岭经零陵
郡和桂阳郡的陆路。这条路后来成为正式的交通运输线路，并一直使用到《后
汉书》的一位编撰者生活的时代。①
② 《后汉书》卷二，第 115 页。
③ 《后汉书》卷十六，卷 608 页。
① 《后汉书》卷三三，第 1156 页。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
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 101 页。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
（公元 ８８—１２５ 年）
和帝（公元 ８８—１０６ 年）初年出现了对外交事务和窦氏家族在朝廷中取
得统治地位之事提出抗议的时机。公元 ８９ 年，窦宪发动了一次讨伐匈奴的大
规模的远征，②关于这样一次战役的意义和适宜性，有人提出了疑问。有许多
大臣，包括司空任隗认为，在匈奴不再采取侵略政策时这样滥用帝国的资源，
迫使部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艰苦地服役是愚蠢之举。虽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
申诉，任隗和司徒袁安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致有许多同僚担心他们的
安全。③但是他们得到了 １０７ 年升任司徒的鲁恭的支持。当时仍任侍御史的鲁
恭请求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不要让人民卷入窦宪发动的战役。他还认为，由
于非汉族人可以比作禽兽，其习性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说，就不应
该允许他们作为杂居社区的成员与汉人住在一起。
另外，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利用这个机会是既不正当又不适合的。
匈奴已从边境防线上往后撤退了一大段距离，要找到他们就得花费巨大的人
力、物力，因而极不合算。鲁恭引用大司农的观点，即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持
这么大的战役，而且他还说其他官员也一致不同意发动这次战争。同时也不
应该用公众的生命去满足某一个个人——即窦宪——的愿望。①
《后汉书》简短地记载了皇太后反对这种劝告。另一位官员何敞询问这
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抗议中还婉转地提到正在为窦氏家族修建的奢华
的建筑。②
有几件事表明，这一时期在吸收官员和养士的标准方面有某些想法。公
元 １０１ 年的诏令给来自北方、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地区的候选人以优待；根
据人口数，他们被允许比帝国其他地区选送更多的候选人担任官职。③第二
年，刚刚担任司空的徐防建议，应对考试的科目和候选人的等级制度做一些
改变。他迫切地希望五经的文字意义能得到清楚的说明，同时惋惜某些博士
们过于偏爱发挥自己的解释，而损害了传统的解释。这些做法导致人们走上
异端邪说之路，同时在考试的行政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争论。他认为今后
应该更多地注意解释典籍的文字意义，鉴别候选人应该以解释字义为准；那
些不遵循公认的大师的已被接受的解释的人或前后矛盾的人不准入选。④
徐防的建议被采纳，下属官员奉命遵行。公元 １０６ 年时值邓太后在朝廷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说学术正在衰落。新近在尚书任职的范準试图直接通
过传统的力量做些改进工作。他举例说明，过去的列祖列宗皇帝无论怎么忙
或有事在身，都要找时间学习。以往甚至是军事将领，也对指定的经典如《孝
经》有广泛的知识。他提醒皇太后一些匈奴领袖树立的榜样，他们到洛阳朝
② 见本书第 3 章《边境和邻邦》。
③ 《后汉书》卷四五，第 15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五，第 875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三，第 1484 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四，第 189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 134 页；本书第 8 章《文
职官员的吸收》。
④ 《后汉书》卷四四，第 1500 页。
廷来朝，并在那儿学习。以“永久和平”为名的明帝的时代就已出现了这些
变化。①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学者很少而博士们过于喜欢闲散
而不愿工作。学术水准的降低是当时政府实行压迫的几个原因之一，因此范
準提出了发展学术的步骤。②
十年以后，邓太后本人采取措施以达到这个目的。她召集了已故皇帝的
４０ 多名侄子、侄女和自己家族的 ３０ 名成员，准备了专门的房屋让他们居住。
他们的年龄是五岁或更大一点，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古籍经典。她本人亲自
监督这些年幼学生们的考试。一个对她的评论记载，她曾表示，她的初衷是
防止生活方式变坏和恢复以往公认的学术大师的文化影响。她把特权家庭成
员享受的奢侈生活与他们放弃研究学问的努力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她认为明
帝统治时期树立了通过注意教育而改善道德标准的榜样。③这种主张的真诚性
也许是值得怀疑的。皇太后很可能想通过这个姿态，表示自己愿意迎合已经
建立起来的学术界，并证明自己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
观。
安帝统治时期展开的关于礼仪体制问题的讨论，也许反映了当时争权的
各主要党派之间敌对的或不同的利益。已经制订的规矩是，大多数高官和州
牧既不必，也不准去按传统服三年丁忧。因此这个做法在其他各界已经快要
不实行了。公元 １１６ 年，邓太后决定应该让高官们在服丧期间按照习惯离职，
作为改进道德标准的手段。她得到以正直知名于世的刘恺的支持；刘恺自 １０７
年任太常，１１２ 年晋升为司空。
当时有人认为，指望州牧及郡守遵守这项规定是不实际的，刘恺反对这
种观点，他认为高级官员应该把遵守这种规定当做职责范围的一部分，以便
树立一种模范行为的榜样。由于这一主张，皇太后能够进行改革了。①这实际
上是国家高级官员第一次实行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
但是，改革的寿命并不长。１２１ 年尚书令对这种规定提出质疑，他举出
光武帝曾废除这种规定，因此应恪守此成例。这种观点受到已被刘恺举荐为
官的陈忠（陈宠之子）的反对。他指出，这项制度从王朝立国一开始就在其
身份不低于萧何的人物的指导下产生了。光武帝废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