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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陈忠（陈宠之子）的反对。他指出，这项制度从王朝立国一开始就在其
身份不低于萧何的人物的指导下产生了。光武帝废除它的原因在于当时政局
不够稳定，需要把行政管理简化到最低限度。他论证说，有一切理由把离职
服丧三年的规定作为汉帝国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然而，
宦官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要重新安排人，非常不方便。结果，
高官们从 １２１ 年起不必服丧，或者说取消了他们的这种权利。②１５４ 年高官们
在服丧期间又再次必须离职，两年以后，这项规定扩大到较低一级官员；１５９
年高级官员又暂停执行这项规定。③
快到和帝统治末期及以后，又出现了减少宫廷的奢侈性消费的几次尝
① 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 57—75 年。
② 《后汉书》卷三二，第 1125 页；《后汉书》卷七九，第 2546 页；《资治通鉴》卷四一，第 1567 页注明
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 106 年。
③ 《后汉书》卷十，第 42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 226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 1307 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 23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 1560—1561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34 页；《后汉书》卷七，第 299、302、30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 1560—1561
页。
试。通过快递手段从南方诸州为宫廷供应特定品种的新鲜水果当时已经形成
惯例，许多被迫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人死于途中。当皇帝得知这项工作十分
艰苦时，便下令不再运送水果（１０３ 年）。④公元 １０６ 年，当局下令减少供应
朝廷宴会的异域珍馐，以便减少办事机构承担的费用。同一年还取消了鱼龙
曼延百戏等。①次年，为了补足禁卫军中一支部队的缺额，黄门的吹鼓手的编
制被削小。饲养马匹的饲料，除实际用于宫室车马之外，均减少一半。皇宫
办事机构制造的非宗庙和陵墓所需的商品都停止生产。②
上述裁减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了民众的困难。在永初时期（１０７—１１３
年）的初年，持续的干旱和洪水导致许多地区成灾。１０８ 年任御史中丞的范
準抓住机会上奏，强调节俭的必要。他认为，制造或者消费那些浪费的、或
者对朝廷工作的运转非必须的物品的官方机构，如那些负责皇帝餐桌的菜肴
或者制造工艺品和各种设备的机构，应该作出节约措施。他还提出政府应该
遵循公元前 ９２ 年的先例，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检查各州灾情的事实
及其原因；③他还为救灾提出了几项进一步的积极措施。范準的意见被采纳
了，某些商品被散及贫民。他本人奉命到帝国的东北地区巡视，他在那里建
立了公共的谷仓并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当地所需要的救灾措施。④
公元 １０９ 年下诏采用的一项节约措施可能是由于皇太后的发怒。她已经
感到身体不适，在为她祈祷的祝辞中有被认为是王朝命运要有所改变的话。
皇太后得知以后愤怒地采取步骤，以防止发生这些不祥之事。另外，她砍掉
了一年一度为完成警卫任务的士兵举办的送别宴会和会上的音乐表演。与此
同时，还把参加“大傩逐疫”活动借以驱除流行病的 １２０ 名“侲子”减少了
一半。在第二年（１１０ 年），实行的节约措施按等级递减官员的俸禄。①
恰在这个时刻，关于汉代政府为了保持对帝国西北地区的控制而花费这
么大的资源是否值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羌族的部落已经给中国这个地区汉
人住地的安全带来了严重麻烦。为了保护这些移民区，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
经费用于供给、运输和人力。公元 １１０ 年任谒者的庞参（１３５—１３６ 年升任太
尉）建议，对政府说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费用，全部从凉州撤出，把不
能在西北养活自己的全部居民迁往畿辅。他相信，这样的迁移将会更加有效
地集中中国人的力量，以便加强边防。
庞参的建议遭到虞诩的反对，虞诩当时是太尉李脩属下的郎。虞诩认为，
不能仅仅由于保持当地的政权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放弃前代皇帝留下的由汉朝
廷控制的土地。没有西北地区的安全，前汉京畿一带，包括皇室陵墓的遗址，
都将失去屏障。最后他指出，凉州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汉帝国怀有好感；
④ 《后汉书》卷四，第 194 页；《资治通鉴》卷四八，第 1559 页定此事发生于 103 年。
① 《后汉书》卷五，第 205 页；《后汉书》卷十，第 422 页；《资治通鉴》卷四九，第 1564—1565 页。接
待活动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
第 201 页注 744。
② 《后汉书》卷五，第 208 页。
③ 《后汉书》卷三二，第 1128 页。当时增产的措施，见《汉书》卷二四，第 1138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
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 184 页。
④ 《后汉书》卷三二，第 1127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 424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 206— 公元 220 年汉代的新年和其他节
日礼仪》（普林斯顿，1975），第 75—76 页；《后汉书》卷五，第 214 页。
汉朝如果放弃他们居住的土地，让他们迁居，将会难以抗拒他们的敌意。②
尽管这种论点暂时地足以压倒庞参的劝谏，但问题在 １１９ 年还是再一次
提了出来。当时匈奴正试图向西域诸国施加影响。他们已经杀掉一部分住在
敦煌的中国人，而且有些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交通线上的王国，比如
鄯善，正在承受特别沉重的压力。他们请求帮助，一位汉族官员请求派一支
５０００ 人的队伍攻打匈奴，结果只得到洛阳含糊的反应。一部分大臣建议关闭
玉门关，从而与西域断绝往来。当班勇被征求提意见时，他援引了历史上自
武帝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在位）至羌人反叛（公元 ８９—１０４ 年）时期
汉人与西北地区的关系。羌人的反叛曾有效地割断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
系，使西域各国受制于匈奴。①他认为当时最不适合发动攻打匈奴的战役，因
为中国人对此根本没有准备。但是他认为，对象敦煌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居
民点应该小范围地和有效地增援，加强那里中国人的力量，以便牢牢地控制
交通路线。
当匈奴控制的吐鲁番（车师）和鄯善不可靠时，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确
保中国的安全，②对于这个问题，班勇答复说，正象州牧能够维护中国内部的
法律和秩序那样，他也能够尽其所能防止入侵。他主张通过设立官职以确保
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否则，西域各国会落到匈奴手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在其南面的中国城市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不用大规模地投入资源，只要仔细
挑选戍屯校尉就足以保持西域各国对汉朝的忠诚。如果西域各国要求中国供
给食物，这个要求不能拒绝，拒绝了就会导致他们采用暴力袭击。
班勇的意见被接受了，在敦煌设置了一支戍军。第二年（公元 １２０ 年），
汉朝廷与居住在鄯善和吐鲁番迤西一带的诸民族建立了联系。皇帝接待了一
批音乐家、巫师、吞火者及其他各种艺人，数量达 １０００ 人之多，他们声称来
自地中海的罗马世界，但实际上多半来自缅甸。③
有几个事例说明了汉朝当年如何施行阴谋诡计或如何进行行政管理。正
如上面指出的，阴氏皇后的垮台是她被控搞巫蛊。这种消除对手的战略在汉
代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元前 １３０ 年曾用它废黜了一位皇后，公元前
９１ 年又用了更不道德的方法废了一个皇后。④
较令人愉快的是，史料记载了一次显然是自发的弘农郡人民为他们所仰
慕和爱戴的一名官员提供丰厚贡品的事。这就是死于 １０５ 年的王涣，他当时
官拜洛阳令。他被描写为性格正直的人，初看有些严肃，但实际上却很宽厚
仁慈。他发现和处理冤案的才干使首都人民赞誉他具有神灵的力量。他的死
引起普遍的哀悼，送葬的队伍向西一直穿过弘农郡，路边的祭桌上摆着居民
们的纪念品。他们向为此感到困惑的官员们解释说，这是回报王涣解除百姓
痛苦的仁政，他很注意不让他们在送粮食给洛阳时再被征募来的官兵盗窃。
除了建祠纪念王涣外，皇太后被他的正直所感动，安排他的儿子做郎中，希
望用他的榜样鼓励别人。①
② 《后汉书》卷五一，第 1688 页；《后汉书》卷五八，第 1866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 1587 页。
② 这几个国家，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
1979），第 76 页注 49，第 81、183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31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 285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68 页。
鲁恭于公元 １０７ 年官拜司徒。据记载，他上任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上奏请
求改变轻刑审理的程序。定例是秋季审理，但从 １０３ 年以后却改为夏季。这
给农业人口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在刑事
诉讼过程中牵连进许多人。鲁恭认为应该改回传统的做法。他立论的理由是，
应该把案件的处理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秩序谐调起来，不能贻误农时。他的观
点占了上风。②
历史详细记载了随着外戚、宠幸和宦官势力的增长，官员们的权势日益
式微的不愉快的事件。在这种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偶尔可以了解到这一类的抗
议。１２０ 年，王伯荣的行为显然就引起批评。她是王圣的女儿，安帝（公元
１０６—１２５ 年在位）的养母，她已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大肆扩张势力，并过着奢
华的生活。这便鼓励了别人起而效尤，也搞奢侈和浪费，同时由于能随意出
入宫闱，她就可以方便地行贿和贪腐。司徒杨震为了合理的，基于道义的施
政，勇敢地上奏，要求消除这一丑恶行为；他要求把王圣母女二人驱逐出宫。
他举出，王伯荣为了使她丈夫继承侯的爵位，在幕后进行了操纵。他对以下
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先例不受重视；封侯的原则不是根据功绩，而不过是为
了表示恩宠。
另一位上奏者翟酺提出，窦家和邓家制造的大破坏，把皇权减少到了零
的地步。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内宠的固有的危险性以及外戚所享有的空前的特
权。他请求皇帝（安帝）消除产生谄媚的所有根源并防止利用国家权力达到
个人目的。但是这样的忠告没有效果。①
还有人提出抗议，但同样不被理睬。这就是尚书仆射陈忠提出的意见，
他的观点与三年服丧期的争论有关，前面已经有所介绍。王伯荣按照安帝的
旨意去他父母的坟墓前代表他行祭。她在路上所遇见的人都大拍其马屁，以
致看得出她的权威已大大超过皇帝本人。陈忠指出，早在汉代初年对这种事
情的后果就有过可怕的警告。他坚决主张应该由皇帝本人行使权力，以保持
正确的国家等级秩序和经过批准的下放权利。陈忠还注意到权力已经有效地
从三公转移到尚书手里的做法。后者的决策缺乏原则性引起他很大忧虑。②
② 《后汉书》卷四，第 192 页；《后汉书》卷二五，第 879 页。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 1602 页；《后汉书》卷五四，第 176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 1562—1565 页。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 １２６—１４４ 年）
顺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和官员们的行为多次受到批评。提出的问题涉
及朝廷和官场上的情况及专权的出现。抗议是针对宦官和梁家集团的，朝廷
的奢侈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顺帝统治的末年又爆发了危及帝国安全的动
乱。
在 １２６ 年，刚刚担任司隶校尉的虞诩大声疾呼政府有压制行为。他认为，
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他抱怨的
部分内容是官员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滥用上述的禁令和刑罚及其他的措施。
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其中包括随意滥用权力和非正义地逮捕
清白无辜的人。有几位高官和宦官被牵连进去。虞诩在这些万分危险的诉讼
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有一次审问他的监狱长官让他最好自裁。但他拒绝了
这种好意，他宁肯让自己的案件闻名于世，如果有必要，他愿意被公开�